「不管理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而」

3年前，袁寶華系列著作出版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時，就是滿頭白髮的朱鎔基推著他的輪椅入場。那情景令很多人感動。有媒體寫道：「什麼樣的人出書能請朱鎔基『月臺』？」朱鎔基則在《袁寶華文集》的代序言中寫道，1951年夏，他被分配到東北工業部計畫處工作，當時袁寶華擔任處長，為人正直，工作勤奮。

1996年，80歲的袁寶華寫了一首《八十述懷》，其中寫道：「少壯常懷濟民志，垂暮猶存報國心。」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看到後即興和詩一首，稱袁寶華「赤臣謀國志不休」。

朱鎔基在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期間，又何嘗不是「赤臣謀國志不休」？

現在不改革，明年的日子就很難過

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19日，朱鎔基在黨的十四屆一中全會上連跳幾級，由中央候補委員躍升為政治局常委，成為排在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之後的「第五號人物」。在當時，論資排輩的思想仍很嚴重，因此，朱鎔基出任政治局常委具有很強的衝擊力。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它需要一位元堅強的領導者。對此，鄧小平曾鄭重地說過：「我們黨現在和將來都需要一批黨性強、懂經濟、思想開放、富於創新、任勞任怨的領導幹部，這樣的同志現在還不多，朱鎔基就是這樣一位同志。」

上任之初，朱鎔基就遭遇「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中央財政連續多年出現赤字，時任財政部長劉仲藜常感「國庫空虛」：「1993年在海南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我說，李先念同志兼任財政部長時有上衣和長褲穿，王丙乾同志兼任部長時，還有襯衫，到我這兒只剩下背心和褲衩了。」1992年中央財政收入為979億元，僅占全國財政收入的28%。中央財政多次向地方借錢。1993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朱鎔基負責財稅改革等幾項重大改革方案的領導工作。

3個月後，全國財政、稅務工作會議召開。朱鎔基對所有與會者說：「現在如果不開始進行財稅體制改革，明年的日子就很難過。」當時實行的是財政包乾制——地方將一定比例或數額的財政收入上繳中央，其餘部分歸地方。財稅改革的思路是實行分稅制，按稅種劃分收入，明確中央收哪幾種稅，地方收哪幾種稅，哪幾種稅由中央、地方共用。例如，消費稅100%歸中央，財政收入的大頭增值稅則由中央與地方按75：25的比例分成。1993年9月，為推動改革，朱鎔基帶領60多人的大隊人馬，從海南、廣東開始由南向北推進，赴各省做了大量的說服、動員和協調工作。

朱鎔基明確表示，分稅制改革全國統一推進，不能「一省一率」。劉仲藜回憶道，在廣東，「我們開始分層次協商說服，朱鎔基同（廣東省委書記）謝非談，我同（省長）朱森林和主管財政工作的副省長盧瑞華談，財政部司長和省財政廳廳長一起測算，國家稅務局的同志跟地方稅務局的同志談。我們反復解釋，實行分稅制之後，中央是多拿了一些，但蛋糕做大了，地方的財力也會有更大的增長，不會因此影響廣東追趕亞洲『四小龍』。」

根據測算結果，從1994年到1997年，中央從廣東多拿走的不過占同期全省財政總收入的4%，到2000年也只有5%。「由於廣東的『蛋糕』做得大了，我認為這不會影響廣東的發展，反而會促進廣東的發展。」朱鎔基說。幾次交鋒下來，廣東省顧全大局，同意分稅制改革。

在中西部地區，分稅制改革也遭遇了一定的阻力。雲南、貴州等是煙酒大省，財政是煙酒財政，而改革方案是對煙酒徵收消費稅，消費稅統歸中央。有的地區提出：增值稅能不能不按75：25分，而是100%留地方？消費稅中央能不能不拿走？朱鎔基在新疆說：「實行分稅制，總的精神有兩條。第一條，是要保證中央有一個穩定的財政收入……第二條，中央財政收入總是要增加一點，總是要比地方增加得快一點。不然的話，中央怎麼能調整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呢？阿勒泰地區的同志剛才講，要修額爾齊斯河水庫，要開發礦山，要修縣鄉公路，這些沒有國家支持搞不起來。如果中央不從富裕地區多收一點的話，哪兒來這個錢？」「應該說，分稅制方案有利於比較貧困的地區，我想你們新疆應舉雙手擁護。」「分稅制是全國統一的，不能改變，沒有一個地方能搞特殊。」

那一年，朱鎔基花了70多天跑了13個省、區、市。事後他半開玩笑地說，那段日子是南征北戰，苦口婆心，有時忍氣吞聲，有時軟硬兼施。「這次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初步規範了國家、企業、個人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配關係，調動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建立了財政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朱鎔基在2002年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說。

從1994年至今，分稅制已實行24年。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理事李齊雲說，今年國稅和地稅機構合併，但按稅種劃分中央與地方收入的分稅制不會改變，屬於地方的稅收還是要劃歸地方，中央的稅收歸中央。分稅制是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處理多級政府間財政關係最為有效的實現形式。

國企三年脫困，辦不到就下臺

財政收入的一部分是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然而，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並不理想。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拖經濟改革後腿的狀況日益明顯，1.1萬家國有企業中有63%出現虧損。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這16字方針中，「產權清晰」被放在第一位，很多人圍著產權打轉轉。從1992年開始，山東諸城市長陳光主導，在15個月內對諸城市282家國有和集體企業全部實施改制，推行「股份合作制」，即職工持股，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經濟日報》連續發表5篇報導，稱這是「諸城經驗」。反對者則給陳光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

1996年3月，朱鎔基到諸城考察，肯定了諸城市採取多種形式放活、搞好國有小型企業的探索精神。但他又指出這種「股份合作制」存在一些問題，「並不是一賣就靈、一股就靈」。「如諸城市瀘河輪胎廠，廠長可以買6萬元股份，而職工只能買3000元，相差19倍。分紅比例又很高（22%），廠長一年可以分紅1萬多元，職工只能分600多元。如果這樣發展下去，不會是什麼『利益共同體』，工人會說他是在為廠長幹活。」他建議暫時不實行現金分紅，職工股和國家股的紅利作為擴股留在企業，以擴大企業積累。此外，他還提出資產分給職工後，「企業的資產負債比例提高了，企業在這種高負債情況下，是很難辦好的」，可以用職工集資的錢還掉部分銀行貸款，負債比例就降低了。後來，諸城推行轉讓銀行貸款擴股、吸收社會資本參股，調整了股權結構，進一步激發了企業活力。

諸城的國有企業以小企業為主，而全國的大型國有企業仍然虧損。1998年3月，朱鎔基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會上說：「我們已經確定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他分析道，造成國有企業困難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重複建設，二是盲目建設，三是人員膨脹。重複建設會把原來生產同類產品的國有企業打垮。盲目建設就是為了創造「政績」，沒錢也要幹。根本就沒有資本金，全部用銀行貸款搞專案，又是搞重複建設，貸款根本還不起，結果只能虧損。從現在開始，必須下決心制止重複建設和盲目建設，對一般工業項目，中央財政絕對不拿一塊錢補充資本金。「當前國有企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富餘人員過多，企業負擔沉重，不僅人浮於事，而且互相扯皮，影響職工積極性的發揮和企業效益的提高。」所以他說：「減人是關鍵。」

當時的中國也面臨產能過剩問題和經濟下行壓力。1992年至1995年，全國經濟總量持續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隨後兩年增速下滑，分別為9.9%、9.2%。1998年，國務院制定了「保8」目標。在此嚴峻形勢下，朱鎔基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回憶道：「朱總理沒少花精力，他說的是三年不扭虧他下臺。」

為刹住重複建設、盲目建設之風，大量企業關、停、並、轉。以遼寧為例，除了一個銅礦外，有色金屬礦全部被要求關閉。

「下崗」一詞流傳開來。1999年春晚，黃宏在小品《打氣兒》中說：「廠長特別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組長，領導一跟我談話，說單位減員要並廠，當時我就表了態，咱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幾年之間，數千萬職工從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下崗。「我們不是願意讓職工下崗，要搞活企業必須下崗，否則一起死。」李榮融說。

朱鎔基十分關注下崗再就業問題，強調職工下崗後要分流到其他行業；對於符合政策的下崗職工，要保障基本生活，對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下崗職工，其基本生活費由企業、社會、財政各負擔1/3。有一次，他還把「全國國有企業兼併破產工作會議」改為「全國國有企業職工再就業工作會議」。

「下崗潮」中又有「創業潮」。福州下崗女工陳曉萍創辦了福州真味包點有限公司，並吸納下崗女工到公司工作。1991年1月，朱鎔基專程到她的公司考察，並點了一份包子。中央電視臺還以陳曉萍事蹟為原型錄製和播放了電視劇《花開不斷》。後來，真味包點發展成福州頗具規模的餐飲連鎖企業。

在2001年11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朱鎔基講道：「國有企業三年脫困任務基本完成，但是更大的問題是現代企業制度並沒有很好地建立。」國務院國資委原副主任邵甯說，朱鎔基任期內的國企改革「根本性地改變了國有經濟的佈局結構，化解了轉軌時期矛盾，沒有這個時期的改革，也就沒有後來國有經濟相對較好的局面」。

改革永遠在路上。進入新時代，國有企業迎來新的任務。2017年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

人民幣貶值弊大於利

國企改革也增強了中國抵禦亞洲金融危機的能力。

1997年，索羅斯等國際投機家瘋狂拋售泰銖，導致泰銖對美元匯率迅速下跌30%，到第二年下跌60%。這場風暴迅速波及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和印尼，使這些國家貨幣紛紛大幅貶值，大量企業因失去償付能力而倒閉，領導人下臺。時任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等外國領導人問朱鎔基：人民幣是不是要貶值？朱鎔基說：「我曾在報上宣佈，中國的人民幣絕對不會貶值。」這也給投機家們釋放了信號。

朱鎔基解釋道，人民幣貶值弊大於利，如果貶值，出口會增加一點，但增加不會很多；而中國老百姓(64.500, 3.97, 6.56%)最怕貨幣貶值、物價上漲，貶值就是向老百姓發出一個信號：中國經濟不行了。還會影響到東南亞國家貨幣再一次貶值，特別是對香港地區影響大，會造成金融市場的混亂。

1998年，港幣也遭到拋售。當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香港記者問朱鎔基：香港如果出現困難，中央政府會採取什麼措施？朱鎔基答道：「只要特區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護它的聯繫匯率制度。」好在當時香港擁有980億美元外匯儲備，規模居世界第三，僅次於日本的2000億美元和中國內地的1400億美元，足夠吸納投機家的拋售，穩定匯率。

「完全把這次亞洲金融危機的責任推給國際投機勢力，或者說是政治陰謀，那是不行的。關鍵是你自己的經濟出了問題。現在東南亞國家普遍大量借外債，把資金投在房地產上，最後房地產沒有市場，資金就死掉了，銀行紛紛破產，整個國民經濟就轉不動了。泰國、韓國最明顯，經濟虛假的繁榮，繁榮裏面帶有很大的泡沫、水分，經不起考驗。」朱鎔基在199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說，「搞經濟工作要十分注意經濟結構問題。不管發展什麼產業，必須要有市場，要有效益，要改善經營管理，不能靠鋪攤子。鋪開攤子收拾不了，最後還不了錢。銀行一垮臺，整個經濟都垮臺。」

朱鎔基還談道，這次東南亞國家的問題普遍出在銀行上，都從銀行開始垮。商業銀行本身資本金、準備金也不足，大量的投資形成不良貸款，中央銀行根本就不管，事先也不發出警告，最後一垮臺就不得了。

1999年4月20日，經國務院批准，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正式掛牌，由財政部控股，使命是處理中國建設銀行(6.720, 0.00, 0.00%)高達2000億的不良資產。此後長城、東方、華融相繼成立，四大國有銀行1.4萬億不良資產易位，提升了國家抵禦金融風險的能力。

為使國有企業「三年脫困」，也為了化解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朱鎔基對國有企業實施「債轉股」方案：把他們欠銀行的巨額貸款轉換成股權。這樣，企業解困，不再承擔沉重的還款責任和巨額利息；銀行持有企業股權，帳面清爽了很多，不良貸款比例大幅減少。

朱鎔基還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國債，用來集中力量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加固大江大河大湖的堤防、修建鐵路和高速公路、改造農村電網、提升污水和垃圾處理能力、支援重點企業技術改造，等等。2003年1月，他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說：「這是長遠的投資。這些都發揮了很大的效果，不但拉動了生產的發展，把原來萎縮的國內市場帶動起來，而且支持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找幾十位部長逐個談話，沒一個人願意改

國企改革和行政機構改革被媒體稱為朱鎔基闖進的兩大「雷區」。朱鎔基則在1998年當選總理後，告訴中外記者：「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在1997年的一次談話中，朱鎔基說，他正在操辦國務院的機構改革，找幾十位部長逐個談話，結果沒有一位部長主動表示自己的部門該撤。長時間座談，使朱鎔基過度疲勞，每次站起來都很困難。這沒有嚇退朱鎔基。在199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他說：「我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來幹這件事。」當年3月24日，他又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說，國務院總人數要減少一半，決心已定。「副總理由上屆的6位減到現在的4位，國務委員由8位減到5位，其中有兩位還是兼職的。國務院副秘書長由10位減到5位。」「不減人就沒有效率，老管一些不該管的事情，互相扯皮。」

一天，朱鎔基在電視節目中看到，某葡萄酒廠生產「三梅酒」，後來酒廠被三九集團兼併，本來商標也該轉讓，但市委書記讓市財政局把商標買下來，變成政府的商標，就是不給人家。「真是管得太寬了！如果我們的省委書記、省長、市長都這麼干預經濟，中國的經濟怎麼能搞好？怎麼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朱鎔基說。

1998年3月，國家行政學院與中共中央組織部、人事部、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共同舉辦省部級幹部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專題研究班。朱鎔基在研究班上談道：「這次政府機構改革，為什麼要把工業部門撤掉，改成國家經貿委管理的國家局呢？事實已經證明，靠工業部門管企業的方法是管不好的。過去設置8個機械工業部，也難以把機械工業管好……本屆政府決定，工業部門沒有管企業的任務，改為國家局，劃歸國家經貿委領導。」電力工業部、機械工業部、電子工業部等15個部委被撤銷。國務院組成部門從40個減少到29個。

這還不算完。2001年4月，國務院決定，將國家品質技術監督局、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合併，組建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這是朱鎔基20年的心願。「我在國家經委工作的時候，經委管產品品質，外貿部門管出口商品的商檢。體制不順，當時就想把質檢和商檢合併。現在終於合到一起了，這符合國際慣例，有利於工作。」朱鎔基說。

在質檢總局副司級以上幹部座談會上，朱鎔基講了一個故事：「據說在河南的一些市縣，竟然不讓河南雙匯肉聯廠設點銷售。雙匯肉聯廠的產品品質達到了國際標準，大規模生產，成本也低，你為什麼不讓它設點銷售？應該讓它行銷全國。外地的企業到你這個市里、縣裏來銷售，你可以收它的營業稅。你搞地方保護幹什麼？保護那些落後的東西幹什麼？」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新聞出版署改為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它們連同質檢總局這3個市場監管部門都被提升為正部級機構。「搞市場經濟，要讓市場機制在經濟活動中起基礎性作用，這就需要公正的執法、監督、管理。如果沒有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就不可能搞好市場經濟。」朱鎔基說。

截至2002年6月，經過四年半的機構改革，全國各級黨政群機關共精簡行政編制115萬人。

2018年2月，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就在這時，一篇名為《二十年前，他們離開部委大樓》的文章在網上刷屏了。文中回憶了1998年的那次大分流——剛被分配到北京某區紀委工作的王賢在單位傳達室看完了朱鎔基那場記者會的直播，稱讚朱鎔基「大丈夫當如斯」，沒想到自己很快被分流到一家事業單位，後來雖然沒能實現「50歲之前進中委」的夢想，但也在自己的領域闖出一片天地；在某部委大樓裏當了3年科級公務員的薛劍，則被分流到該部委直屬的一家報社當記者，此後每5年一次的機構改革，他都以新聞人的身份關注著。文中說，20年前經歷分流潮的那些人，早已重新啟航，成為新時代的弄潮兒。

2000年3月，當一位元丹麥記者問朱鎔基，離任之後最希望中國人民記得的是哪個方面，他答道：「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1991年至2003年，朱鎔基任副總理、總理的12年間，正是中國從計劃經濟時代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轉型的時期，財稅、金融、國有企業、政府機構、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等多項改革惠及當下。

（田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