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黨齡與共和國同歲，一生之中無論是身處逆境，還是身居高位，都仗義執言、勇於擔當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用高亢的湖南口音高聲喊出了這句宣告。當時，身處北京城郊清華園的一名大學生聽到這句話，除了滿懷豪情，還備感親切，因為他是湖南長沙人，聽到的是「鄉音」。當月，這名大學生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宣誓儀式上，他作為新黨員代表發言，表示堅定地忠誠於共產主義事業。這名大學生黨員就是後來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他的黨齡與共和國同歲。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69年來，黨員朱鎔基和共和國一起成長，經歷了磨難、探索、挫折和輝煌，也用實際行動踐行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初心和使命。

赤子初心

「我1947年找到了黨，覺得黨就是我的母親，我是全心全意地把黨當作我的母親的。」朱鎔基曾這樣介紹自己。

1947年，國內戰局風雲突變，解放軍由戰略防禦呈戰略反攻之勢。國統區，「五二〇」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爆發，這場最早發生于南京的學生運動，得到了北平學生的積極回應。毛澤東提出：「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

1947年秋，19歲的朱鎔基到清華大學報到後不久，就加入到「第二條戰線」的鬥爭中去了。「抗戰全面爆發時，我只有9歲，救亡的歌曲，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每逢唱這些救亡歌曲的時候，我的眼淚就要流出來，我就充滿了要為祖國慷慨赴死的豪情。」朱鎔基曾這樣感慨道。

1948年秋，為迎接解放，朱鎔基和十來個湖南籍的同學自願組合成一個小集體——明齋117室生活小組，約定過「共產主義生活」。這些人當中，已經有郭道暉等3名地下黨員，彼此心照不宣。其間，他們編印宣傳進步思想的小報《曉露》，朱鎔基負責撰稿和刻蠟紙。奉地下黨組織命令，他們還曾在3天內突擊印刷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300本，供全校師生學習。1948年冬，朱鎔基加入中共週邊組織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朱鎔基作為班長和同學們一起出色完成了解放軍進城後的宣傳任務。同年暑假，朱鎔基又隨幾名黨員參加中學生「暑假學園」工作，負責文化補習，他的熱情肯幹、嚴格認真和組織能力，引起了黨組織的注意。1949年10月，伴隨著共和國成立的禮炮聲，鐵骨錚錚的朱鎔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畢業後，朱鎔基先後在東北工業部、國家計委工作，投身新中國建設。平靜的日子，在1958年被打破。「1957年，趕上了『大鳴大放』、反右派。在『大鳴大放』的時候，同志們說，你是黨組領導的秘書，你不跟黨組提意見那誰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裏面講了3分鐘，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覺得我的意見提得不錯，到10月份以後就說你這個意見要重新考慮，到1958年1月就把我劃為右派了。」朱鎔基曾回憶說。後來，他被開除黨籍，撤銷副處長職務、行政降兩級，依然留在國家計委工作。直到1970年，朱鎔基被下放到國家計委「五七」幹校勞動。

在1988年作為上海市長候選人時，他詳細介紹了這段經歷：「這五年，我什麼都幹過，種過小麥、水稻、棉花，放過牛、放過羊、養過豬，當過炊事員。1975年後，我回到了北京，當時我的關係還在國家計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電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帶了一支徒工隊伍，從爬電線杆開始培訓，一直到能安裝22萬伏的高壓線和11萬伏的變電站。這一段有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對我也是極大的教育，使我有一點基層工作的經驗。」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朱鎔基得到平反，他的黨籍和職務也得以恢復。朱鎔基後來說：「這種挫折對我也許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種磨練，我也許今天不可能當總理……我始終沒有動搖自己的信念，一直在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今後還要繼續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敢於直言

2011年4月，在《朱鎔基答記者問》英文版首發式上，播放了一段朱鎔基錄製的英文致辭：「我不敢說這本書立論如何正確，更不期望每個讀者都會同意我的觀點，我只想說，我在本書中的講話都是真話，這是我一生堅持的原則。」

講真話，是朱鎔基鮮明的個性特點。

曾和朱鎔基共事的孟桂之曾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當年朱鎔基的「出言不慎」，其實就是直言不諱。「朱鎔基主要是因為一句話受到牽連。他說，國家計委應由集體商量做決策，不能由少數人或一個人說了算。這本來是句再普通不過的話，在那個節骨眼上就變得有問題了。」不過，朱鎔基後來說：「我的信條就是獨立思考，我心裏是怎麼想的，我認為就應該怎麼講……我講什麼話都沒有顧忌，只要是認為有利於黨的事情我就要講，即使錯誤地處理了我，我也不計較。」

1988年4月25日，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朱鎔基作為市長候選人這樣說：「我覺得作為上海市長我不是最佳人選，我有很多缺點。」接下來，他細數了自己沒有基層工作經驗、沒有地方工作經驗，以及心情急躁，缺乏領導者涵養等缺點。

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楊春貴對此感慨萬千：「作為市長候選人，在選舉前不談優點，而是嚴肅、認真、鄭重地講了自己三條缺點，這是至真至誠。他曾經因為講真話而受到錯誤處理，經歷了種種坎坷，但他並沒有變得謹小慎微、圓滑世故，始終保持了光明磊落、求真務實的人生銳氣。」

講真話，是朱鎔基對黨員幹部的要求。1998年3月24日，朱鎔基在當選總理後的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如果本屆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們就對不起人民。要做『惡人』，不要說『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已經變成庸人的社會，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這樣想是不行的。」

對敢於講真話的人，即便意見不統一，犯了錯誤，朱鎔基也是包容的。1993年11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轉來一位同志寫的材料，指出當時的貨幣政策存在若干問題，並提出了相應的建議。中國人民銀行則專門撰寫了一份材料，認為該同志的意見「不符合事實」。朱鎔基在批語中說：「不同意見總是有的，互相切磋、啟迪思考有好處。今後，有不同意見或措辭尖銳的意見仍請轉給我。」

朱鎔基對自己直言不諱的性格，曾這樣評價：「雖然我的氣量不大，但是我從不整人，從不記仇，這是事實可以證明的。相反的，對於那些敢於提意見的人，敢於當面反對、使我下不來台的人，我會重用他……我當時可能會跟你們發脾氣，跟你們爭，甚至說一些很難聽的話，因為『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不是不願意改，而是改不了了。」

憂民所憂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們確實應該端正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特別是我們現在是人民的公僕，總要想辦法多為老百姓辦點事情。」「作為共產黨員、人民的勤務員，我們當然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反映人民疾苦。」朱鎔基曾多次表述黨員與人民的關係。

在上海任職期間，朱鎔基有一次去菜市場參觀，不少群眾聞訊趕來，把菜市場包圍了。「很多人都拿著一封信，要求解決他們的切身問題。有一個老太太，瞧見我過來了，就往我這裏跑。警衛人員把她攔住了，她說今天非找朱市長不行。」於是朱鎔基讓她說出了問題，原來她家裏廚房邊下水道堵塞已經一個禮拜沒清理，糞水快要冒出蓋板了。「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我們的基層幹部確實應該多關心老百姓的疾苦。那位老太太一定是找過幹部多少次，沒有人管這些事，最後認為只有找市長才能解決問題。」

1993年11月，國內市場糧食價格突然暴漲。朱鎔基第一時間認識到：「今年糧食是增產的，收購進度也接近去年，庫存是充裕的，漲價如此之高是不正常的。」他迅速指示有關部門加緊糧食調運，拋售糧食，平抑糧價。

不久之後，他在專題會議上指出糧價暴漲的危害。「糧食價格的抬高會引起萬物價格的上漲……城市居民是不是承受得了？」他進一步分析說：「不同地區的農民，情況也不一樣。我到安徽滁縣地區，這是個糧食主產區，對糧食漲價歡欣鼓舞，糧價越高他們越高興。但是安徽省還有缺糧地區……靠從外面調糧吃……他們沒有多少庫存，買不到糧食，也買不起糧食，搞得不好，到冬天大雪封山的時候，青黃不接，有餓死人的危險……即使是糧食主產縣，也不平衡，縣內還有城鎮居民。城鎮居民對糧食漲價也是怨聲載道。」

一個「民」字，涵蓋了各行各業、男女老少。朱鎔基憂民所憂，憂到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1993年，對各地拆遷發生的突出問題，朱鎔基作出批示「賣地收入首先要用於安置拆遷戶」。1995年，對全國鐵路建設，朱鎔基說「要考慮雪中送炭，不能光是錦上添花」，要將更多鐵路修到邊疆和落後地區。1998年，對三峽移民工作，他叮囑「要使農村移民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憂民所憂，還要為人民群眾出主意、想辦法。對國企改革中的下崗職工，朱鎔基強調要轉變下崗職工觀念。「一些下崗職工認為送報紙一類的活比較『高尚』，可以幹。我問去送外賣行不行？……服務行業的就業潛力很大，比如保姆、鐘點工等等。不能認為做這種工作就低人一等，而應該看到這也同樣是一種高尚的職業。」如今，時過境遷，相信很多人再讀這段話，都會豁然開朗。

憂民所憂，讓朱鎔基「憂白了頭」。2002年，有記者在招待會上對朱鎔基說：「跟1998年你第一次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時候相比，現在看起來，你雖然同樣的帥，但是略顯疲勞。」朱鎔基回答：「時間已經過去4年了，人總是要老的嘛。但是，這4年以來，我始終絲毫不知疲倦地在進行我所擔負的政府的工作。」

勇於擔當

1998年當選總理後的那次記者會上，中外記者都為朱鎔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表態鼓掌。美國投資銀行界的一位作家讚揚朱鎔基勇於擔當，從不擔心個人失敗的政治後果。

這源于朱鎔基青年時期心中埋下的種子。「我記得北京解放以前我們最喜歡到張奚若先生家裏去，很多同學坐在地上，聽張先生縱論天下形勢，大罵國民黨反動派，痛快之極。」朱鎔基回憶清華時光時說。張奚若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1946年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大草坪上，曾猛烈抨擊反動當局：「現在中國害的政治病是：政權為一些毫無知識的、非常愚蠢的、極端貪污的、極端反動的和非常專制的政治集團所壟斷。」

青年時代的所見所聞、所學所思，對朱鎔基產生了深刻影響。走上領導崗位後，朱鎔基對自己和其他黨員幹部的工作生活作風有著嚴苛要求，對腐敗始終恨之入骨。這來自於他嚴格的自律。

1988年6月，朱鎔基在上海全市局級以上幹部會議中說：「我一到上海來工作，就給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報、不上電視、不剪綵、不題字、不受禮。現在，我經常『犯戒』。不登報，記者不答應，非要登報不可……不上電視也不行……不剪綵做到了，到現在為止，我沒有剪過彩，任何人找我剪綵都不剪。題字，一概拒絕，到目前為止，我沒有題過字。不受禮也做到了，接待外賓受禮，我都上繳。」

1995年6月，朱鎔基給中央領導幹部上黨課時說：「我管的這幾個部門，問題相當厲害，每天都看到很多簡報，反映銀行、財政、稅務系統的問題，一個人動不動就是貪污幾十萬元、幾百萬元，幾千萬元的也不少。現在好像不拿錢就不能辦事。如果不把腐敗問題看成是我們當前經濟工作中的一個巨大毒瘤來清除的話，經濟工作就搞不好，也搞不下去了……中央講了，這個問題就得從嚴、從重地判處，有的就得依法槍斃。」

勇於擔當，擔當的是責任。2002年，朱鎔基的眼睛「已經很不好」，醫生要他動手術，但他沒有動，因為他還要到長江、黃河、松花江、嫩江沿線看一看。在烈日炎炎之下，凡是他在1998年、1999年曾經去過的地方，2002年他又都去走了一遍。「我不去看，我不放心，如果又是『豆腐渣工程』怎麼辦？如果在我卸任前夕，來一次大洪水把大堤衝垮了，我怎麼向老百姓交代？看了以後，我放心了。」朱鎔基在卸任總理前夕講道。

2003年卸去總理職位後，朱鎔基作為一名黨員，參加了每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見證黨領導人民走向新的輝煌。而人民，也始終沒有忘記這位老黨員。

1999年4月9日，朱鎔基在美國華盛頓會見了美籍華人教育家顧毓琇。顧老當時已97歲高齡，他曾創立了清華大學電機系，並擔任過首任系主任。會見之後，顧毓琇對朱鎔基說：「朱總理為國珍重。」朱鎔基則隨即向一旁的記者說：「我要按老師的教導來做……顧老送我十六字箴言：『智者不惑，勇者不懼，誠者有信，仁者無敵。』」縱觀朱鎔基的滄桑經歷，智者、勇者、誠者、仁者，他都當之無愧！

（楊學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