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是一個典型的教條主義者，他憑藉共產國際背景而一躍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在他的錯誤主張被否決後，他感到了失落，但他不是從失落中反省，而是糾纏於錯誤，責怪別人，暗中詆毀毛澤東，甚至向共產國際告毛澤東的狀……

第一次挑戰失敗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王明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國的。這時，中國正在進行艱苦的抗日戰爭。共產國際從蘇聯希望中國牽制和消耗日本，使日本無法向北進攻蘇聯的戰略考慮，也從擔心中國共產黨與曾經過10年血戰的國民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後，能否正確地實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考慮，派「能在國際形勢中辨明方向，有朝氣」的王明回國「幫助中共中央」。

王明一回國，就向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發起了挑戰。他要求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他對抗戰以來黨的方針、政策提出許多批評，這些指責都是針對毛澤東而發的。

王明只注意了史達林強調與國民黨聯合的一面，而忽略了史達林提出的另一面「對於中國共產黨現在基本的問題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並取得領導地位」。他教條地照搬法國人民陣線的經驗，主張：「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組織上，他以「欽差大臣」自居，將自己凌駕在黨中央之上。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儼然把自己作為黨的核心。尤為突出的是，他不經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名義發表文章和談話，如1937年12月25日，他在漢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他自己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並不經中央審閱就交與國民黨。

對於毛澤東，王明極不尊重。他拒絕在《新華日報》刊載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並將自己對該文的不滿帶給共產國際領導人；他對中共中央的決策提出許多批評，擅自將長江局的文件散發全黨。

凡此種種，不僅嚴重地干擾了毛澤東的領導，而且使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變得十分微妙。

後來，共產國際根據任弼時所作的《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的報告，對毛澤東的領導和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第一，「一年多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第二，「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的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共產國際的指示，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糾正了王明的錯誤。王明向毛澤東發起的第一次挑戰失敗了。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對王明個人採取了與人為善、寬容和同志式幫助的態度。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的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他。在對毛澤東的挑戰失敗後，王明轉而對毛澤東採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六屆六中全會上，他表示尊重毛澤東是黨的領袖。他說，對毛澤東在會議上的報告，「我都同意」。

再次挑戰又草草收場

實際上，王明擁護毛澤東領導的講話，是迫於共產國際的壓力、迫于當時的現實而作出的表面文章，言不由衷。

1941年10月，王明發覺有機可乘，便向毛澤東發起了新的挑戰。這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為防止日本配合德國向蘇聯；攻，要彩說軍對北平、張家口、包頭一帶的日軍發動進攻。

由於當時正處於敵後抗戰最困難時期，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答復說「我們決心在現有條件下以最大可能幫助蘇聯紅軍的勝利」，但「敵我軍事技術裝備懸殊太遠，我人力、物力、地區、彈藥日益困難（目前每支槍平均只有子彈2U發）。因此，我軍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可能很大」。

蘇聯、共產國際對毛澤東這一答復感到不滿，10月7日晚，當毛澤東與王稼洋、任弼時到王明住處商量向共產國際複電時，王明向毛澤東提出了一連串責難。10月8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王明又作長篇發言，進一步指責毛澤東。他咄咄逼人地對毛澤東說：黨的領袖，我的話對否，作結論權在你﹗」並表示決心與中央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

但是，王明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的言論和態度在10月8日受到中央書記處其他成員的一致反對。陳雲等人明確不同意王明的觀點，並指出王明與許多錯誤有關，而其與中央的關係是各種錯誤的根源。

王稼祥指出，王明回國後的言論與史達林談話意思是不同的，比如關於戰略問題，史達林說，打日不要先打頭，這實際上便是要打遊擊戰爭。季米特洛夫對王明說，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係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也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

在受到與會同志的一致批評，尤其是從王稼祥、任弼時的發言中獲知共產國際領導人對自己印象不佳、有許多尖銳的批評後，王明頓時感覺到賴以向毛澤東挑戰的條件不存在了，只好偃旗息鼓，迅速退卻。

王明的挑戰再次草草收場。

向共產國際告狀的主要內容

王明此後玩弄兩面手法，在公共場合表示承認錯誤，在私下則為自己鳴冤叫屈，挑撥離間。他見王稼祥時說：「毛澤東這個人太厲害，睚眥必報，現在整我們，你過去也反對過他，你也跑不了的。」見博古說：「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擔心，那邊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問題，後來就有文章的。」1943年7月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後，他又對周恩來說：「現在整風不過剛剛開始，你我錯誤一樣的，一定會整到你頭上去的。」王明這些挑撥離間的話，受到上述同志的拒絕。

同時，王明還向共產國際領導人告毛澤東的狀。非常湊巧，王明與一位蘇聯人，名叫彼得•弗拉蕋米洛夫（中文名叫孫平）的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聯繫。孫平實際上是一名軍人，他來延安，是來監督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的。當時，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對正處在抗戰最困唯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頗不理解，對中國共產黨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大規模發動對日本軍隊的作戰不滿意。孫平就是帶著這種成見來的，因此，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有許多的偏見、不滿。他很快就與王明有了共同語言。

王明向共產國際領導人告狀的內容主要有兩方面：

—、指責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集中在與國民黨的關係方面。據季米特洛夫日記記載，王明起碼給了他三次這樣的內容。在電報裏，王明一如既往地告毛澤東的狀。另一方面則希望季米特洛過問和干涉。

二、誣告毛澤東對他進行迫害。1941年10月，王明在向毛澤東第二次發起挑戰失敗後，患病住進當時延安條件最好的中央醫院。但是，在治療過程中卻發生了醫療事故。主要原因是主治醫生金茂岳擅長婦產科，不大熟悉內科，而王明是因為心臟病住院的，金茂嶽在治療中有一些錯誤處理。為此事，金茂嶽作了檢討，後來由於王明夫婦反復告狀，被隔離審查。很快，通故孫平的電臺，把王明的病情報給了共產國際。

這次醫療事故發生後，中共中央採取了許多措施為王明治病。但在一段時間裏，治療效果並不明顯。於是，王明提出到重慶等國統區去治療。由於此時周恩來、林彪在重慶與國民黨代表的談判陷於僵持狀態，國共關係沒有好轉，國統區白色恐怖嚴重，考慮到安全的因素，中共中央沒有同意。繼而王明又提出到蘇聯治療，中共中央同意了。

但是，此時交涉蘇聯飛機來延安的難度非常大。王明卻認為毛澤東不願讓他離開延安，以此報告了共產國際領導人。而王明的病經過治療，逐漸好了起來。其赴蘇治療隨之作罷。

王明的告狀，多少使季米特洛夫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產生了一些誤解。為了消除唯米特洛夫的誤解，毛澤東多次去電介紹情況，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和各方面的情況，做了許多解釋工作，逐漸化解了季米特洛夫的疑惑。但是，王明心有所恃，在錯誤方面越陷越深，終至不能自拔。為了挽救他，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曾多次與他談話，黨的七大、八大都選他為中央委員，而他卻固守錯誤，並越走越遠，最終被歷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