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經濟特區初創時期，一度準備發行特區貨幣。今天知道這件事的人已經不多了。本文作者周溪舞曾參加深圳經濟特區的籌建工作，擔任過深圳市常務副市長，直接分管金融。他在生前撰文，回憶了「特區貨幣」從建議到終止的前前後後。

港幣在深圳大量流通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提出創辦經濟特區的時候，外商到中國境內投資，反映最普遍最強烈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引進外資的法律不健全，當時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這一方面的法律幾乎是沒有。過去我們指導工作主要是靠「紅頭文件」，但是這些文件外商通常是看不到的，而且一般來說也不具備法律效力。1979年、1980年中國相繼制定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等，引進外資才初步有了法律依據。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行，人民代表大會相繼制定了有關的法律法規，這個問題逐步得以解決。

另一個就是貨幣問題。那時我剛到深圳不久，一位好朋友正好來深圳辦事，臨走時我到一家有名的飯店款待一下他。吃完飯後，當我準備結賬時，服務員告訴我，飯店不收人民幣，只收港幣和外匯兌換券。我覺得很奇怪，仔細問了才知道，這家飯店是一個香港老闆用港幣投資的，飯店老闆收來的人民幣很難兌換成港幣帶走，所以就要求吃飯的人不能用人民幣買單。

這在當時還是很有代表性的。在特區創辦初期，許多外商反映最普遍的問題就是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匯率不能自由浮動、資金不能自由進出，這就給投資和經營帶來了很多不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深圳的投資環境不但無法與「亞洲四小龍」相比，甚至還不如當時的泰國。

20世紀80年代初，人民幣、港幣、外匯兌換券三種貨幣同時在深圳流通，其中港幣最受青睞，估計當時深圳居民手中的港幣在1億元以上，給深圳市的金融管理造成了很大困難。

「特區紙幣」選用黃帝像

為了解決貨幣問題，深圳市和廣東省首先提出發行特區貨幣。當時國務院成立了特區貨幣研究小組，由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任組長。此後，國務院多次派有關部門的領導和專家組成小組，到深圳、香港、澳門、珠海調查研究有關發行特區貨幣的問題。

1985年，特區貨幣研究小組草擬了《國務院關於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做出發行特區貨幣決定的意見》，並通知深圳做好全面的法規、政策、人事和技術的準備。那時，深圳人民銀行已經在深圳輕工業區買下兩座工業大樓，以此作為「深圳光華印鈔造幣公司」廠房，並同英國和澳大利亞草簽引進造紙、印製設備和技術的意向書，造紙廠也開始征地。

特區貨幣的票樣也已經印製成功。紙幣面額分5元、10元、50元、100元、500元5種，硬幣面額分1分、2分、5分、1角、5角、1元6種。紙幣圖景印黃帝像，硬幣圖景印飛禽圖。特區貨幣計畫由中國人民銀行在1985年發行。

1984年，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在深圳檢查工作時，說起設計特區貨幣圖景的趣事。當時人民幣的版面上，還沒有用政治領袖做圖案的先例，多是用工農兵群像、民族大團結的群像，或者是用中國的重大建設專案和風景名勝做圖景。

谷牧說：「特區貨幣的票樣用什麼圖景呢？當時小組提出用炎黃二帝的頭像做圖景，後來派人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去查歷史資料，找出來炎帝的頭像，但炎帝頭髮長長的，還有兩個角，像野人似的，後來就選用了黃帝的頭像。黃帝是全世界華人公認的始祖，用他的頭像有利於團結廣大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有利於對外經濟的開展。」

發行特區貨幣的幾大弊端

當時深圳市沒有專門開會討論過發行特區貨幣問題，但是所有討論特區工作的會議，都涉及到這個問題。

對發行特區可能帶來的風險議論比較多的有三條：

一是認為「多幣多弊」。當時深圳市面上流通的貨幣有人民幣、外匯兌換券、港幣。發行特區貨幣後，如果不能代替以上三種貨幣，一個地方就有四種貨幣同時流通，必然會造成金融秩序紊亂，增加金融管理的困難。

二是要準備金，就是要為發行特區貨幣提供外匯儲備或者是黃金儲備。深圳當時曾設想，發行相當於1.5億美元等值的特區貨幣，按照當時深圳經濟特區的實力，是拿不出這筆準備金的，因此要求中央三年內給予相應的外匯額度，三年後外匯自求平衡。有關部門認為：如果中央給予外匯額度後，經濟特區的經濟能夠發展起來、外匯能夠平衡還可以，如果靠中央不斷地補充外匯，就會變成一個無底洞。

三是金融風險問題。開始有人提出特區貨幣實行聯繫匯率制，準備和港幣、英鎊、美元、日元四種貨幣掛鈎，加權平均制定出匯率。但以上四種貨幣中任何一種貨幣出現波動，都會牽累特區貨幣。後來國務院特區貨幣研究小組提出，特區貨幣實行獨立的匯價制度，採用一攬子浮動匯率，以人民幣匯價作為依據，不同任何一種國際貨幣掛鈎，貨幣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但是，如果國際金融炒家有意炒作特區貨幣，也會影響到特區經濟穩定。

不是不可能，而是沒必要

不過，1986年以後關於發行特區貨幣的議論卻越來越少了。1989年2月，中央有關領導來深圳視察，指出特區貨幣仍要研究，這是中央最後一次提及特區貨幣問題。深圳始終沒有接到不發行特區貨幣的正式通知。特區貨幣這個詞在不知不覺中淡出了人們的記憶。

特區貨幣終未露臉，我認為，不是不可能，而是沒必要。實際上，特區貨幣的構想是與特區的定位相隨相生的。

特區的定位問題，其實也就是特區採取什麼模式的問題。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對經濟特區的發展曾經考慮過採用「自由港」模式。

所謂「自由港」（特別關稅區），也就是通常說的「放開一線，管好二線」。「一線」是指深圳和香港的分界線﹔「放開」是指海關放開深圳和香港之間出入口貨物關稅的政策。當時設想，除煙酒、高級化妝品、少數機電產品按特區海關規定納稅外，其他商品一律免稅自由出入。隨著放開一線，人員出入會更方便，資金出入也會更方便。「二線」是指特區和非特區的分界線，通常叫做特區管理線。「管好」指的是，通過二線海關的商品，一律按照全國海關統一規定的關稅納稅。

按照當時的安排，發行特區貨幣要和「放開一線、管好二線」同步進行，是和「自由港」模式相配套的。

後來，經濟特區沒有實行「自由港」模式，中央賦予經濟特區更加明確、更加重要的歷史使命，即經濟特區要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試驗場，實際上就是要求經濟特區通過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對全國的改革開放起到示範作用。鄧小平說：「特區是個視窗，是技術的視窗，管理的視窗，知識的視窗，也是對外政策的視窗。」顯然辦特區並不是隻為了解決一個省、一個市的經濟發展問題。

當時國務院主要負責同志說過：經濟特區的外匯和財政收入即使再增加幾倍，對全國來說也是微不足道的。經濟特區要起一個樞紐和兩個扇面的輻射作用，即通過特區把國際上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向國內輻射，把國內的商品向國外輻射。

現在我們回顧：經濟特區不採用「自由港」的模式，而是採取給予特殊的經濟政策，允許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在發展特區經濟的同時，也在全國改革開放中做試驗場，以起到示範作用。經過實踐的檢驗，這是正確的。

深圳經濟特區後來沒有採用「自由港」的模式，以及最終沒有發行特區貨幣，都不是因為辦不到，而是因為沒有必要了，因為我們找到了更好的發展路子。

（周溪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