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

淩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的七樓，舉行著這片土地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活動。場地內人群湧動，在特區政府成立及宣誓就職儀式上，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讀出了他親筆撰寫的句子：今天，我們幸運地站立在先賢夢寐以求的理想高地。

高官問責制的推行，結束了幾乎所有高官的傳統公務員地位，標誌著香港現代管治模式的開始，是實施「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典範。

高地上，一艘承載著「一國兩制」大業的輪船已經啟航，舵手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身上。對於輪船，董建華再熟悉不過了，在航海業巨擘的家庭裏成長，他似乎天生就帶著這樣的使命。

擊倒風浪，勇敢前行。

平穩過渡

1995年年底以前，董建華還不是香港社會的公眾人物，在他成為行政長官熱門人選的時候，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這是誰？

但是在全世界的航運業，這個名字無人不知。1937年，董建華作為董浩雲家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在上海徐匯區一幢兩層高的洋房，這位長子自誕生起，就被父親寄予了厚望。

大海，是日後成為一方巨賈的董浩雲近乎信仰的夢想，航運則被稱之為他「心愛的事業」。二戰時，董浩雲因為碰上戰爭對航運業營造的巨大需求，生意如日中天，待董建華接手時，其家族已經擁有了各類船舶149 艘，總噸位達到了1100 萬噸。

「船王之子」，是董建華所擁有的第一個稱號。第二個稱號，是他從沒想過的另一條路。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作為香港最重要的憲制檔《基本法》開始起草。受到邀請，董建華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和其他委員一起，開始了為期四年零八個月的諮詢工作。

按照《基本法》的安排，主權移交後，原來的行政架構將會全部留任，改變的只有特區行政長官取代了英國政府派來的港督，以及特首委任行政會議取代了港督委任行政局。

但即便如此，沒有人知道「一國兩制」會帶來什麼樣的具體變化，身處現實之中的香港人亦如是。流傳在人群中間一個最經典的問題是，「7月1日醒來後，我下樓買早餐該用港元還是人民幣？」

這樣的探索，猶如需要把一塊浸潤了百年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拼圖，幾無縫隙，平整潤滑地鑲嵌進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龐大版圖中。新任特首則近乎孤身一人探入港英政府班底，他需要與這個系統日夜共事相處，保證這塊1106.42平方公里的土地平穩過渡。

「一國兩制」通過董建華的施政，得到了平穩的開局，回歸前充斥在人們心裏的不安和疑慮全部煙消雲散。當選特首時，其實他已經年近60，但是董建華依然身體精壯，力求勤勉。每天他都在早上7點到來，在深夜11點下班，這樣的作息為他博得了「711特首」的稱號。而在他的任期內，留下了很多如今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但在當時需要膽量和智識開創的制度，無論成敗，都見識了第一任特首的擔當。

推行高管問責制

1998年7月6日，香港啟用新的赤鱲角國際機場。開放當天全城矚目，但是新機場的表現讓人咋舌，興致勃勃的乘客們發現幾乎每個環節都出現了混亂：客運大樓發生電腦故障，航班資料無法顯示；回程的飛機等待一個多小時只是為了一班舷梯；還多次發生停水和停電的情況，行李輸送系統也出現了錯誤。

經過調查，委員會認為身兼機場發展策劃委員會主席的時任政務司司長負有責任，但是她堅持公務員傳統不願道歉，認為是當時政府組織架構「集體決策」的結果，這樣的處理方式引起了民眾的不滿，同時又因程式客觀如此，十分無奈。

這次意外成為了醞釀董建華提出主要官員問責制（俗稱為「高官問責制」）的催化劑。

港英政府時期的公務員沿襲英國的文官制度，嚴守「政治中立」的觀念，也就是說無論上司的政治觀念如何，都能專業高效地執行執政黨的政策。在殖民地時期，這種不隨著政黨更替而保持穩定的行政體制好處是明顯的，運行高效並且作風廉潔，但是在香港回歸後，公務員雖然有權制定政策，卻不需要為政策負上政治責任，也未必同意行政長官的政治理念，成為了施政的掣肘。比如董建華在1998年就提出，希望發展香港為國際中醫藥中心，也就是俗稱的「中藥港」計畫，他希望利用香港嚴格規範的質檢體系，通過採購藥材在香港研發、深加工，推廣中醫，但是這個項目後來推進乏力，無疾而終。

董建華的管治風格是「不作秀」，他時刻都試圖以道德、倫理教化去感召身邊的人，不厭其煩解說「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更好」的道理。

在行政體系中近乎「單打獨鬥」的董建華發現，在公務員以外，他還需要有一層團隊為通過公共政策和實現政治主張去爭取社會的支持，積聚政治能量。並且回歸以後，「當家做主」的想法開始在香港市民中普及，社會求變的心理在無形中推動了一股新潮流的到來。

這樣的想法最終在董建華的第二任期成形，他在2001年的《施政報告》裏比較具體地闡述了其設想內容，那就是讓司局長脫離公務員團隊，改以合約方式委任，任期五年。任內他們需要制定、解釋政策，為政策作推介，爭取立法會和市民大眾的支援，所以他們需要負責的物件就是行政長官本人。

高官問責制的推行，結束了幾乎所有高官的傳統公務員地位，標誌著香港現代管治模式的開始，是實施「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典範。其後的行政長官在其基礎上有過完善和改革，但仍然以問責制為起點，初衷是將「行政」和「政治」分開，建設一支更有凝聚力的管治團隊。

「八萬五」的嘗試

早在擔任特首前，董建華對於香港社會的現狀已經有很強烈的感知。

回歸前，他去到市區探訪劏房人士的時候，就已經感到好「忟憎」（粵語，憤怒）、「心悒」（壓抑），車水馬龍的香港地，貧窮和富庶僅一街之隔，心裏的悲憫和不甘始終縈繞著他。上任後，董建華很快揣著「利器」，希望往這個發達社會裏最薄弱和核心的部位開刀，試圖解決問題。

1997年的《施政報告》裏，他提出了「八萬五建屋計畫」，也就是每年供應不少於85000個住宅單位，希望10年內全港7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由6.5年縮短至3年。

回歸前，香港的樓價已經達到了高峰。為了避免殖民地政府在主權移交前把土地資源變成財政儲備帶走，《中英聯合聲明》限制了每年香港土地供應不得多於50公頃，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對房地產的需求因經濟上揚而增加，但是供應量還是固定。這樣的現象造成20世紀90年代的泡沫經濟，很多人通過炒賣股票和地產致富，金融業和地產業成為香港經濟重要支柱。香港的整體樓價在1994年1月至1997年10月，上升了68%。

董建華透徹地看到這種經濟結構的畸形，他希望在土地問題還未走入死局之際下一劑猛藥。帶有新加坡經驗影子的「八萬五計畫」甫一推出，贊成的聲音是多於反對聲的，當年政府就拍賣了總計24公頃的19塊住宅用地。

但1997年是個特殊的年份，董建華上任初期便迎來席捲亞洲的金融風暴，他的房屋政策未能倖免於風暴下。香港的主權移交翌日，東南亞便有一隻蝴蝶的翅膀開始了扇動—泰國宣佈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鄰近國家的貨幣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

橫掃東南亞後，以索羅斯為首的炒家轉移陣地到香港，他們認定香港政府挺不過維持聯繫匯率的高昂代價。十個月來，「大鱷」屢屢衝擊港元，摧毀性的打擊發生在1998年8月，他們在貨幣和股票市場同時張開大口。

遭受衝擊的董建華表現出一位領導者應有的果斷和毅力，危急時刻，他在半小時內就作出了動用1200億港元的外匯儲備入市干預的決定，最後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擊退炒家。此舉在外界有過質疑，因為政府大規模干預資本市場尚無先例，有影響自由港信譽的可能，但是參與了這場「戰鬥」的時任財務司司長曾蔭權回憶道，在連番攻擊之下，香港已經「大勢已去」，如果港府不採取行動，恒生指數將很快直線暴跌，銀行貸款利息將居於歷史最高位，香港很可能在5天之內「斷氣」。

後來當董建華回憶起這關鍵一役時，只是雲淡風輕地說道，「金融市場的穩定，聯繫匯率的維護，是最基本我們要做到的。」

可惜的是，香港仍然遭受了重大的打擊，在金融風暴盤桓在維港上空十多個月的時間裏，樓市出現了「跳水式」的量價齊跌，1998年房價急劇下跌50%～60%，房屋空置率巨幅上升。

在這場樓市崩潰的表像下，掩藏著的是人人都在擠兌的泡沫。那些在高位時買入房屋並試圖通過舉債炒樓的中產階層，面對腰斬的房價，只有破產一條路可以走。他們把因為金融風暴和畸形結構導致的樓價下跌和經濟蕭條指向了「八萬五計畫」，面對錯位而至的壓力，董建華只能放慢計畫實施的腳步（1998年6月起特區政府就不再出售地皮），並且在兩年後宣告這個建屋目標「不存在」。

但實際上，其有利的一面已經顯影—「八萬五」期間，批建的公屋逐漸落成，2003-2004年度，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縮短至2.1年。

歷史的陰差陽錯，讓香港遺憾地失去了一次扭轉經濟結構的重要機會。事後這個計畫被一次又一次提及，對應的是香港日益高攀，達到瘋狂的樓價。理性的人們分析道，在金融風暴來臨之前，香港經濟正處於發展到相當階段、福利主義抬頭的時期，而那時候的特首正好是有志於解決房屋問題、心系民眾的董建華。往後回想，「八萬五建屋計畫」頗有些「生不逢時」的味道。

對底層民眾的關懷，是董建華的身上處處體現著傳統中國人的價值觀。角逐行政長官時，他在闡述政綱過程中總是不厭其煩地講述著最樸素的道理：當我們勇往直前時，我深信有必要重新確立和認同一些世代相傳的中國人的價值。簡而言之，就是孝順父母、重視家庭、仁愛為懷、誠信為本、謙遜刻苦、自強不息。

早在商界歷練時經歷的種種風浪，逐漸沉澱了董建華寡言內斂的性格，但是父親從小灌輸他的家國意識，「有機會你要幫國家、幫民族多做一點事情」的情懷，都一一刻印在這位長子的心裏。

「八萬五」沒有成功施行到底，但是卻時常為人所懷念和提及。被問到「市民當年是否錯怪了你」，董建華笑言：「市民怪責是小事， 民主社會系咁（口架）喇（就是這樣的）！」

「孤獨」的工作

特首的工作是一份難做的工作，幾乎每一位元在任內都會受到來自市民的挑剔。但是對於董建華的人品卻無人譭謗。很多人喜歡喊董建華為「董生」，因為他時刻謙遜，在人們心目中是先生、紳士的形象。面對著記者，他也同樣願意敞開心扉，有主持人曾經問及，從商人變成政治人物，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呢？

他不無感慨地說道，「作最後決定的時候，有的時候是非常寂寞的，因為最後就是你自己要作決定了，就是這樣了。」

香港坊間喜歡用「熱廚房」來形容政治生活，尤其是管治團隊的組建過程，幾乎註定了會處於一種熱氣騰騰，並且在民意前陷入「吃力不討好」的迴圈狀態。對於爭議和不解，董建華沒有置之身後，他直率地表示，「這實在反映出香港人是在當家做主，對政府的期望和對特首的要求也比較高。」

領導這個充滿著多元文化和思想、有深厚西方文化紮根的東方土壤，每一項政策的成敗都需要經受雙重檢驗，孤獨感是縈繞左右的。

成長背景和家庭教育所帶來的涵養讓董建華無論何時都恪守著一份政界少見的內斂與持重，這是他時刻保持著高度政治敏感的根源，也讓他或多或少顯得那麼「不合時宜」。

2005年，時任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在電臺採訪中提到，董建華的管治風格是「不作秀」，他不像「末代港督」彭定康一樣經常巡區去抱抱小朋友，吃蛋撻，喝涼茶，上演親民作風，董建華時刻都試圖以道德、倫理教化去感召身邊的人，不厭其煩解說「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更好」的道理。

他是在講述著最樸實的道理，在他任內，「一國兩制」的深入實踐的確為香港帶來了更多的機遇。2003年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幫助香港走出了因為亞洲金融危機和薩斯事件而引起的經濟低迷，隨後「自由行」開通，香港的各行各業得到實惠。

他不無感慨地說道，「作最後決定的時候，有的時候是非常寂寞的，因為最後就是你自己要作決定了，就是這樣了。」

生意場上鍛煉出的敏銳目光讓董建華能清晰看見香港社會的盤根錯節，並且也在實際中觸及了根本。他任內的一系列舉措，在十年、二十年後回看，還意外地引起懷念和觸動。

富有遠見的地方在於，他很早就看到了支撐這顆東方之珠的柱子並不牢固，以房地產為主業的結構難以長遠，所以很多場合言必談「經濟轉型」。事實上除了「中藥港」的計畫，董建華還提出了「數碼港」的建設方案，推行資訊科技工業，那是1999年。只要想想那個年頭各家互聯網公司的動態就知道這個提法的深謀遠慮：谷歌還在私家車車庫裏創業， Facebook、Twitter還沒有影子；騰訊只是一個10人的小創業團隊，馬雲剛剛開始在家中創業。

2005年，因為健康原因，董建華宣佈辭去行政長官的職務。他沒有辜負歷史和國家背負在他身上的使命，「一國兩制」成功在香港落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內涵保持了社會的活力與生機，「為香港順利回歸與平穩過渡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作出重大的歷史性貢獻」。

時隔九年，77歲的董建華在2014年重回大眾視線。他牽頭成立了團結香港基金會，希望建立一個與這座城市的國際地位相匹配的智庫。基金仍然著力在房屋問題的研究上，發佈一份又一份研究報告。「團結」兩字，在往後的日子裏，對於香港社會有金子一樣的寶貴意義。

那個少言、不善於和媒體打交道的前特首，仍然埋頭在嚴肅的政策研究中，每當他在報紙看到房屋建設的可行方案，便會撕下來交給基金的同事研究。

這位航行者發自內心的熱愛和責任，在其辭職感言裏早就有過動人的描述。如今再度回顧董建華的特首歷程，這樣的聲音言猶在耳：

「八載風雨路崎嶇，市民的痛苦、憂慮，和他們對政府的期望，我未有一刻忘懷。為疏解市民的痛楚，我鞠躬盡瘁，從未敢一日懈怠……我有幸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這個特殊的位置上報效國家，服務香港市民，這是我一生的光榮。」

（黃靖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