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昨日在澳門科技大學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歷史研究院院長高翔，澳門中聯辦副主任羅永綱，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澳門科技大學校監廖澤雲等出席並主持成立儀式。高翔在致辭時說，澳門歷史是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澳門歷史與祖國歷史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是中國歷史研究院合作共建的第一家實體研究中心，具有重要的示範和引領作用。高翔指出，深化澳門歷史研究是新時代中國史學的責任和使命。要以全域性、整體性、長時段的眼光，緊緊抓住澳門歷史文化的主線和主脈，講清楚澳門歷史演進的總體過程，講明白澳門歷史發展所蘊涵的獨特精神、鮮明特質和發展規律，講透徹澳門與祖國內地密不可分的歷史聯繫和歷史邏輯。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要服務澳門發展繁榮和「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而澳門科技大學校長李行偉也表示，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的成立，標誌著澳門科技大學歷史學學科建設取得重大進展。要通過對澳門經濟、社會、城市發展歷程的史料解讀和科學闡釋，為「一國兩制」新實踐、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建言獻策。要以史育人，以喜聞樂見的形式講好中國故事、澳門故事，做好國家意識、「愛國愛澳」優秀傳統的教育和傳承。
　　昨日成立的澳門歷史研究中心，是全世界第一個建制性的澳門歷史研究機構。澳門科技大學繼承擔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國家級的科學研究實驗室，參與國家登月及登火星等重大科學實踐活動，並成立澳門海洋發展研究中心、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等之後，又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學術研究舉措，是把澳門歷史研究的主導權，牢牢地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中，並為包括中國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實現「一國兩制」在內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巨擘，增添一道光彩。
　　澳門歷史，可能要追溯到在路環發現的史前古人類活動軌跡去，這固然也是澳門歷史學的一部分，但這可能是更偏重於考古學的範疇。而從有文字記載開始的澳門歷史，可能是重點研究的內容。四百多年來，曾經出版了不少專書。包括中國的《澳門記略》（印光任、張汝霖合著），《澳門形勢篇》、《澳門篇》（張汝霖），《澳門圖説》、《澳門形勢篇》、《制馭澳夷論》（張甄陶），《澳門記》（薛韞），《澳門雜詩》（汪兆鏞），以及在辛亥革命之後，陳沂春的《澳門》、王仲達的《澳門地圖》、黃培坤的《澳門界務爭持考》、梁嘉彬的《明史佛郎機傳考證》、周景廉的《中葡外交史》、劉萬章的《澳門考略》、陳正祥的《澳門》、戴裔烜的《明史佛郎機傳證》、費成康的《澳門四百年》、元邦建的《澳門史略》、黃鴻釗的《澳門史綱要》、黃啟臣的《澳門歷史）（自遠古—1840）》、鄧開頌的《澳門歷史（近代）》等著作，及當代吳志良、金國平等澳門學者的系列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作爲明清歴史檔案保管基地的中國第一歴史檔案館，與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作，共同編輯《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全六冊，由人民出版社在澳門回歸前夕出版。收錄明清檔案二千一百九十七件、歷史文獻三百九十七種，時間跨度達二百八十八年，總字數三百七十多萬字，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材料是第一次公布。是研究圍繞著澳門問題的中葡關係史的原始資料。
　　與之相對應，台灣地區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編印的四大冊《澳門專檔》，收錄了清朝和民國政府有關澳門的檔案，全部照原件影印，時間上起一八九七年，下迄一九二八年。書中收錄的檔案，大部分是當年抗日戰爭時，國民政府將故宮重要文物裝箱運往大西南，抗戰勝利後尚未來得及回運北平，就因國民黨在解放戰爭中節節敗退，轉運往台灣的文物中的內容之一（筆者曾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購得一套）。因此，只有將《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與《澳門專檔》「雙劍合一」，才是完整的歷史檔案資料，就像《富士山居圖》的「合璧展出」那樣。
　　在過去，有關澳門史的研究，幾乎是「壟斷」在葡國人的手中。雖然其中也有實事求是者，但更有充滿偏見者。尤其是是在中葡談判期間，為葡國的政治利益服務。當時葡方為了拖延交還澳門的時間，抬出「葡人趕走海盜得澳說」，推出葡人歷史學家文德泉神父等人的說法，說是葡國軍隊應中國明朝皇帝邀請，幫忙趕走海盜，因而獲得皇帝準予居住澳門，從而否認「佔領澳門」的歷史真相。為此，中國代表團作出反駁，並由澳門星光書店以專書出版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教授戴裔煊原刊登於《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五七年第三期的《關於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論文，反駁葡方的「幫助明朝皇帝緝海盜得澳說」，在外圍進行「宣傳戰」。中方為了反駁葡方的謬論，要求到澳門歷史檔案館查閱相關歷史檔案，澳葡政府擔心「穿煲」，急忙以「滅蟲」及「重修工程」為由關閉歷史檔案館，阻止中方人員查閱歷史檔案。由此可見，編纂出一部屬於中國人自己的《澳門全史》，是佔領道德高地的需要。
　　今年五月九日，習近平主席在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回信時指出：「增强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瞭解中國，需要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由於澳門歷史也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因而研究好澳門歷史，也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進一步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不斷從歷史中汲取增强骨氣和底氣的智慧的必要。
　　實際上，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以歷史文化的滋養增强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就要在深入理解中華文明的基礎上，把握時代需求、回應時代課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促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爲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服務，爲中國現代化深入發展提供文化引領和精神支撑，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釋好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瞭解中國。同樣道理，研究澳門歷史，也就是要為「一國兩制」的現實服務。
　　因此，不但要研究近代史中的中葡關係史，還應研究現代史的中共在澳門的組織沿革及鬥爭史，更應研究當代史的中葡交涉及談判，籌建澳門特區等的歷史。這就正如高翔院長所言，深化澳門歷史研究是新時代中國史學的責任和使命。要以全域性、整體性、長時段的眼光，緊緊抓住澳門歷史文化的主線和主脈，講清楚澳門歷史演進的總體過程，講明白澳門歷史發展所蘊涵的獨特精神、鮮明特質和發展規律，講透徹澳門與祖國內地密不可分的歷史聯繫和歷史邏輯，服務於澳門發展繁榮和「一國兩制」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