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召開會議，會議通過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快到中午的時候，晋察冀日報社接到上級任務，中央要求「五一口號」一定要保證在5月1日當天見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爲此一步不敢走開，可是從下午等到傍晚，稿件一直未到，心裏不免著急起來。
　　晚上10時許，毛澤東審定的稿子終於送到了。陳春森時任編輯科長，他記得很清楚：「我們看到其中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段話是毛澤東親筆寫在原稿上的。」夜已深，毛澤東同樣顧不上休息，及時審閱《晋察冀日報》清樣，再經周恩來傳達給在陝北的新華社總社。第二天，陝北新華廣播電臺、晋察冀電臺進行廣播，使得中共中央「五一口號」迅速在全國和全世界廣泛傳播開來，引起海內外巨大反響。
　　共商國是：向各民主黨派發出倡議
　　1948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審時度勢，作出戰略性決定，黨中央由偏遠的陝北遷往河北。4月13日，毛澤東順利到達地處太行山中北部東麓的阜平縣城南莊。雖說尚有幾分寒意，但想到奪取全中國勝利在望，毛澤東情緒昂揚，工作起來精神抖擻，他複電東北林彪、羅榮桓等人，「不應當强調南下作戰之困難」；起草致西北野戰軍全體同志電，慶祝收復延安的偉大勝利；寫信給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交流探討聯繫民主人士的具體辦法。
　　城南莊會議乃中共撤離延安後，中央「五大書記」首次聚首，研究部署的都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決策。第一項就是討論「邀請港、滬、平、津等地各中間黨派及民衆團體的代表人物來解放區商討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問題」。會議名稱仍爲「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地點初選哈爾濱，時間大約定在秋季。周恩來認爲，提出召開「新政協」的口號，從形式上看是恢復「舊政協」的名稱，但性質和內容都不同了。「五一口號」是行動口號，不是宣傳口號，這是形勢發展的趨勢，是全國人民的要求。會議召開的時間大致不會超過明年，待北面打成一片後召開。劉少奇指出，目前召開「新政協」的國際國內形勢已經成熟，我們先提政協這個口號，可以起號召作用，要爭取90%的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五大書記」各抒己見，言談舉止之間洋溢著堅定的自信，這種自信離不開軍事上的輝煌戰果。放眼大江南北，劉鄧大軍成功挺進大別山，對素以長江流域爲統治核心的南京政府形成巨大威脅；華東野戰軍一舉粉碎了國民黨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晋察冀野戰軍取得石家莊戰役的勝利，將大清河以北地區、清風店地區連成一片；西北野戰軍重創胡宗南軍事集團，乘勝收復了延安。至於東北，最早抵達哈爾濱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學范看得真切：「現在蔣軍只守著長春、瀋陽幾個城市，但是完全被人民解放軍包圍了，不久就可以解決的。」戰爭形勢的快速發展，連蔣介石的支持者美國都不得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已無力「阻撓共産黨戰略所定的任何軍事行動」，「除非找到恢復國民黨軍隊的士氣的方法……對於共産黨隨意隨時的繼續擴張似乎很少有有效的抵抗的希望」。
　　「五一口號」總共23條，第五條雖然字數不多，但包含的內容却十分豐富，鮮明提出了要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政權、怎樣建立政權、誰來建立政權等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問題。短短幾十個字，毛澤東精准勾畫出了建立新政權的「兩步走」路綫圖：第一步是先邀請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社會賢達的代表在解放區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商討如何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步是再召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産生民主聯合政府。
　　基於有效落實「五一口號」，毛澤東隨即致信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民盟中央主持盟務的常委沈鈞儒，信中說：「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並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爲必要，時機亦已成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並決定上述問題。此項會議似宜定名爲政治協商會議。」他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爲號召」。
　　一呼百應：香江通電響徹神州大地
　　1947年底至1948年初，國統區政治環境日益惡化，各民主黨派的中央機構、重要領導人和著名民主人士，紛紛轉移到了香港。港英當局對戰後中國的政治走向判斷不清，對國共兩黨和各民主黨派采取「對等」態度，只要不違反法律，都可以公開活動。因此，香港不僅成了各民主黨派從事反蔣民主鬥爭的大本營，也是中共在華南的指揮、情報、統戰重鎮。周恩來特地把潘漢年調來，協助香港分局書記方方，還專門成立了以連貫爲書記的統戰委員會，加强對在港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統戰聯絡工作。
　　「五一口號」通過電波傳遍香港，並在中共創辦的港島喉舌《華商報》全文刊登。一時間，香江激起千層浪，位於中環半山區羅便臣道92號的李濟深寓所熱鬧非凡。5月2日，李濟深、沈鈞儒等人齊聚一堂，一致表示擁護，認爲召開新政協會議，組建民主聯合政府，是我國「政治上的必經途徑」。民進中央常務理事馬叙倫尤爲興奮，「這次口號裏吸引力最大的，自然是第五項了。這是任何階級任何階層沒有不注意的。它不但是號召，已經指示了新中國形態建設的程序，和人民建立新國家基礎的成分……」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叙倫、王紹黎、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等聯名響應「五一口號」：「同人等日深焦慮，力圖對策，盱衡中外，正欲主張。乃讀中國共産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電達中共表示同意外，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爲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
　　「五五通電」迅速響徹神州大地，臺盟、民進、民聯、民促、致公黨、民盟、農工黨、民革等相繼發表響應宣言和聲明，一呼百應，蔚爲壯觀。比如臺盟發布《告臺灣同胞書》，呼籲臺灣同胞「趕快起來響應和擁護中共中央的號召，配合全國人民的革命戰爭……準備參加『政協會議』『人民代表大會』和『民主聯合政府』」；民進盛贊「五一口號」「把實現中國新民主國家的具體任務，完全無缺地呈現在中國人民面前……是近百年來中國革命史的結晶，是今後中國政治運動舵向的指標」。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主黨派中影響力極大的民革，其正式聲明見諸報端已是6月25日。蔡廷鍇深知其中奧妙：「如果走得太快，怕國民黨上層人物尤其是還掌握軍權者心存疑慮，不利於軍事策動……本來他們就對民革有看法，以孫中山思想來號召，才易於進一步做他們的工作，對瓦解國民黨反動集團，孤立蔣介石有好處。」不管怎麽說，民革旗幟鮮明：「今日之中國，只有革命或反革命兩條道路，即愛國與賣國之分，民主與反民主之分，其間絕無中立徘徊之餘地。苟且偷安，投機取巧……輕視人民力量，都是自絕於民主、自絕於人民的死路。」
　　民建和九三學社的總部當時分別設在上海、北平，因爲處於地下狀態，無法像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那樣高調，但亦想方設法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度。民建秘密舉行常務理事、監事聯繫會議，贊成「五一口號」，並推舉章乃器、孫起孟爲駐港代表，同中共及其它民主黨派保持緊密聯繫。九三學社決議響應「五一口號」，不過礙於國民黨威脅，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才得以公開登報宣言。
　　共同輝煌：只爲建立嶄新的中國
　　歷史的車輪駛入1948年下半年，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中秋前後，華東野戰軍攻堅濟南，俘虜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第二緩靖區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級將領20餘人。蔣介石的心腹幹將陳誠沮喪萬分，濟南失陷是一個轉折點，「在此以前，可以說勝敗之機猶未大定……還有爭取的可能。但在此以後，顯然已成江河日下之勢，狂瀾既倒，無可挽回矣」。
　　「五一口號」發布後不久，毛澤東等人移駐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辦公。楊尚昆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他說：「從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後，黨中央最大的工作是兩件，一是打仗，一是統戰，中心是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9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爲中央統一戰綫部，賦予其籌備新政協、接待安排民主人士的任務。當時，華北、東北的一些大城市尚未解放，進入解放區的道路主要有3條：從香港坐船到大連轉哈爾濱；從上海秘密到蘇北或山東，然後轉石家莊，再到統戰部所在地、距離西柏坡5華里的李家莊；從北平、天津走華北局的秘密交通站，目的地也是李家莊。
　　毫無疑問，民主人士大都居住在香港，往返香港、大連的海上之路最爲重要。好在周恩來未雨綢繆，早於1947年春就指示解放區沿海口岸加强與香港的聯繫，以便獲得必要的器材、藥品等物資。錢之光曾任南方局委員兼財經委員會副書記，具有豐富的地下貿易經驗，通過租用外國船隻往返於遼寧大連、朝鮮羅津和香港之間，很快打通了一條較爲穩定的海上通道。8月上旬；周恩來電令錢之光坐鎮香港，同時要求香港分局「爲邀請與歡迎港、滬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來解放區，並爲他們籌劃安全的道路」。
　　根據掩護民主人士北上的實際需要，錢之光在原有的聯合公司基礎上擴建了華潤公司，得益於齊心協力，第一批民主人士離港北上很快成行，即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林一元，加上參與護送的安保人員總共十幾人。經過半個多月的舟車勞頓，終於有驚無險抵達哈爾濱。10月2日，沈鈞儒等人聯名致電毛澤東，表示「願竭所能，借效綿薄；今後一切，貯待明教」。毛澤東也很客氣：「諸先生平安抵哈，極爲欣慰，弟等正在邀請國內及海外華僑、各民主黨派、各民主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來解放區，準備在明年適當時機舉行政治協商會議，一俟各方代表大體到達，弟等即當趨前候教。」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包括受到港英當局嚴密監視的個中翹楚李濟深。周恩來深思熟慮，特地下達指令：「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與蘇聯駐大連的有關部門交涉，租用他們的輪船靠岸；到達後，要安排在大連最好的旅館，民主黨派領導人要住單間，確保安全。」李濟深之子李沛金記憶猶新：「父親他們被安排在聖誕節後一天半夜上船……爲了轉移香港當局的注意力，父親邀請香港特務機關的首腦王翠微及其妻子12月27日到其寓所吃飯……對方沒有懷疑父親將在26日離港。另外，由於那天是假日，監視父親的特務也鬆懈了。」
　　於是，李濟深在海上迎來新年，元月7曰順利登陸大連，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中共已有代表多人在碼頭迎接.…即人大連最大蘇聯人所開之大酒店。進點心後即請午宴，地點在關東酒樓，席位燕席，極其豐盛也。日間去大連市市場買了皮鞋一對，約合港幣四十餘元。晚請在火車頭倶樂部觀蘇聯海軍歌舞團跳舞、唱歌。」
　　北綫到李家莊不能像香港走海路那樣成批次地集中出發，多是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安排下分散轉移。李家莊原住民只有200餘人，各路民主人士殊途同歸，熱鬧程度不亞於哈爾濱。1月16日下午，周恩來在百忙之中來到李家莊，他說戰爭的發展實在是突飛猛進……天津已於昨日解放，正在爭取早日解放北平。如北平解放得早一些，政協籌備的工作更要加速進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話音剛落，現場頓時響起一片熱烈掌聲。
　　民心所向：豪邁開啓民族復興新紀元
　　衆星拱北，中共就新政協召開的有關問題，與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展開充分協商，達成了《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隨著國民黨傅作義軍事集團接受和平改編，中共中央決定新政協召開地點改爲北平。2月伊始，已經到達東北、華北解放區的民主人士和還沒有到達北平的各地、海外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的協調組織下，從四面八方陸續雲集北平。民進發起人之一雷潔瓊心潮澎湃：「我非常激動，歡樂的熱泪奪眶而出，中國人民經過百年浴血奮戰，古老的北平終於回到人民的環抱，獲得全國解放的勝利曰子也快到來了。」
　　6月的北平，到處洋溢著新氣象。11曰，毛澤東居住的香山雙清別墅充滿歡聲笑語，大家共聚一堂，愉快地召開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預備會議。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正式拉開帷幕，毛澤東穿著一身新做的藍衣服，豪邁地走向中南海勤政殿。原先設想先召開小規模的新政協會議，再商定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産生中央人民政府。後來，南京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奪取全國勝利、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時間比原來估計的大大提前，中共中央和一些民主黨派負責人認爲，新政協具有臨時人民代表大會的性質，新政協即可産生中央人民政府。
　　在毛澤東等人的盛情邀請下，宋慶齡於8月28日下午抵達北平。回首往事，她心頭別有一番滋味：「我們一定都記得，他（孫中山）曾怎樣歡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熱烈地主張和中國共産黨合作。24年後的今天，他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我們現在可以展望未來，從事建設與復興的工作，建立一個人民文化與社會進步的新世界……」
　　從炎炎夏日到秋風送爽，新政協籌備會先後召開了8次會議，中共負責同志和民主黨派代表開誠布公，在代表名額分配、政府組成人選等重要問題上，發揚民主協商精神，其樂融融。圍繞國名、國旗、國徽等具體事項，共産黨人虛懷若谷，集思廣益。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毛澤東自信地說：「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首届政協會議標誌著中華民族從此進入了發展進步的歷史新紀元，標誌著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從此誕生。
　　1954年第一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人民政協不再代行全國人大的職權，但它作爲中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綫組織繼續存在，並在國家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以及對外交往中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
（馮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