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幷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8年4月30日，陝北新華廣播電臺播發了中共中央的「五一口號」。
　　有呼籲便有行動。在中共努力下，大批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彙聚香港。從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的一年間，數百人分批從香港乘船北上解放區。與陸路北上、海外歸來的民主人士相比，他們斬波破浪，越過半個中國海岸綫北上的歷程，形成一道別樣的風景綫。
　　北上航程多機變
　　各批民主人士北上的目標雖然一致，但彼此的行程各不相同。1948年9月12日，沈鈞儒和農工民主黨主席章伯鈞、民革中央常委譚平山、蔡廷鍇乘船自香港北上之時，正是東北解放軍發動遼沈戰役之日，勝負尚未見分曉。華東解放軍要在4天後才開始進攻山東省會濟南。從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到遼寧，沿海主要港口仍在國民黨政府掌握之中。目的地大連港雖然由蘇聯軍隊駐守，面向中共開放，但渤海灣口的長山列島設有國民黨海軍基地，軍艦往返巡曳，往來商船、貨輪都要接受登船檢查，航程可謂危機四伏。
　　到1949年9月，致公黨創始人司徒美堂、農工民主黨領導成員黃琪翔從香港北上時，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已經結束，南京早已易手，國民黨政府在中國東部只剩下廣東、福建的部分沿海港口。他們可以坐船直達天津，轉往北京，一路暢通無阻。
　　這一年間，爲了安排民主人士北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委員潘漢年、夏衍、連貫，秘書長饒彰風和香港港工委財經委書記許漆新組成「五人小組」，調動各方力量萬辟了北上航綫。航綫隨著陸上戰局的變化而不斷演變，每一批民主人士都經歷了不同的旅程。
　　護送民主人士北上，安全是第一要務。雖然可以從香港乘船直達大連，但途中還要面對國民黨海軍的攔截盤查。同時，從旅大到目的地哈爾濱的直接行程同樣需要穿越國民黨統治區。香港分局經過多方聯繫協調，確定了一條相對穩妥的路綫：從香港乘船穿越臺灣海峽後，直插日本海，前往朝鮮羅津港。登陸後，跨過鴨綠江，抵達已是解放區的圖們，再轉往哈爾濱。
　　沈鈞儒等4人搭乘蘇聯輪船「波爾塔瓦」號，經過16天的航程，終於在1948年9月27日抵達羅津，行程頗爲順利。在他們出發5天後，民促常務理事王紹鏊等人循同一路綫從香港乘船北上，轉抵哈爾濱。10月，遼西戰場炮火連天時，沈鈞儒、譚平山、王紹鍪等與中共代表李富春、高崇民等進行了3次座談會，形成了《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
　　大計已定，護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工作開始加速。香港分局釐定的行程計劃，依然是搭乘蘇聯輪船直奔東北。只不過在11月完成前期籌備時，東北局面已經發生變化：10月28日遼西戰事結束，東北國民黨軍最後的精銳廖耀湘兵團全軍覆沒。11月2日瀋陽解放，衛立煌乘飛機倉皇逃離。到11月9日，原東北國民黨軍掌握的營口、葫蘆島等港口全部易手。民主人士北上已經具備了直達解放區的條件。
　　11月23日，馬叙倫、陳其尤和學者郭沫若、剪伯贊、侯外廬，起義將領韓練成，魯迅家屬許廣平、周海嬰母子等17人，從維多利亞港上船起航。香港分局原本爲他們訂了蘇聯輪船「阿爾丹^號，誰知該船臨時發生故哮需要修理，只好換爲掛挪威旗（一說掛葡萄牙旗）的輪船「華中」號。
　　這一變化看上去不大，却帶來了一些麻煩9因爲東北、華北戰事的原因，蘇聯方面不允許其它國家的船舶進人大連港，而中國方面的營口港又因國民黨軍撤退時的破壞和封凍而無法使用，「華中」號只得一路北上，於12月3曰在安東大東溝附近的大王家島登陸。這裏正是抗戰勝利後，山東八路軍先遣部隊挺進東北的登陸地點。1949年1月6日從香港出發北上的作家胡風、杜宣等一行，也因同樣的原因在大王家島登陸。
　　夾在兩趟之間的李濟深、彭澤民、茅盾等一行要輕鬆得多，他們於1948年12月26曰搭上了修復完畢的「阿爾丹」號，因是蘇聯輪船而得以順利抵達大連。李濟深在北伐時期就是國民革命軍的總參謀長，在國民黨內資歷深、影響大，特別是對廣東軍政兩界有很强的號召力，加上此前發生了原陸軍大學校長楊杰在港被暗殺事件，李濟深北上的安全問題也被特別重視。在周恩來的親自協調下，「阿爾丹」號於1949年1月7日直接進人旅順軍港，中共方面李富春等人在港口迎接。
　　隨著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結束，解放軍已經席捲半個中國。在中共提倡下，政治協商會議的地點也由哈爾濱轉移到了北平。香港分局護送在港集合民主人士的目的地也相應轉移。1949年2月起，民主人士從香港乘船出發的終點，已經從東北大連港調整到山東烟臺港，再經陸路前往北平。柳亞子、馬寅初、葉聖陶、曹禺等30余名民主人士及其家屬，就是通過這條路綫北上，他們搭乘的仍是「華中」號。
　　1949年3月起，戰爭期間港道布滿水雷的天津港疏浚完畢，港口設施恢復運行，民主人士可以直接乘船抵達天津。3月27日，掛挪威旗的輪船「寶通」號運送陽翰笙、臧克家、丁聰等200多名民主人士、家屬及學生抵達天津。5月14日，另一艘掛挪威旗的輪船「岳州」號運送李達、黃藥眠等100多名民主人士抵達天津。
　　通暢的旅途發生過一點反復。1949年6月，國民黨軍從青島撤守，部分國民黨海軍撤往長山列島，加强對進出渤海灣輪船的盤查封鎖，致使民主人士北上的航程再度調整。1949年8月章士釗北上時，便是取道大連再轉赴北京。但這不過是民主人士北上航程的小插曲。8月11日，長山列島被解放軍攻占，原有航程旋即恢復。此時的北京已經群賢畢至，距離政協會議開幕只有一個月時間了。
　　艱難困苦巧克服
　　20世紀40年代，火車、輪船、飛機這三大現代交通工具在中國已初具規模。但香港到哈爾濱直綫也近3000公里，不可能組織大批民主人士隱藏身份、多次換乘，靠火車跨越國共戰區。抗戰勝利之初，新四軍軍長葉挺搭乘飛機在返回延安途中遇難，出於安全性的考慮，中共也不具備組織飛機進行長距離運輸的條件。輪船幾乎是唯一的選擇。
　　相比之下，輪船的安全性雖然較高，稍不提防仍會發生問題。1948年7月31日，前西北軍領袖馮玉祥將軍響應「五一口號」，從美國動身回國。他携全家搭乘蘇聯郵輪「勝利」號自紐約前往敖德薩，計劃抵達後再穿越西伯利亞鐵路轉中東鐵路前往哈爾濱。誰料8月22日「勝利」號上發生火災，馮玉祥及女兒馮曉達不幸遇難。馮玉祥遺孀李德全繼承其遺志，於同年10月在哈爾濱參加了新政協諸問題座談會。
　　除了船上的安全問題，航程本身同樣存在風險。1948年8月，在第一批北上哈爾濱的沈鈞儒等4人出發前一個月，生活書店創辦人之一胡愈之應邀前往西柏坡，由香港分局派遣的交通員護送。他們原計劃通過客船抵達朝鮮，再換船轉往大連，而後進人關內。結果抵達朝鮮仁川後，客船因戰事停航，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願意從仁川開赴大連的漁船，又因無法人港，只能偷渡登陸。這一趟危險經歷，也成爲香港分局在沈鈞儒等4人北上時租用蘇聯船隻、繞行羅津港的決策基礎。
　　雖然做了許多工作，輪船人海仍不免遭遇天災。沈鈞儒等4人乘坐的「波爾塔瓦」號在經過臺灣海峽時遭遇颱風，被迫在澎湖列島附近礁石間穿行，險象環生。蔡廷鍇做過軍長，指揮過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戰，此時盡顯軍人本色，沖上甲板，和船員一起用長篙撑向岩石，避免船身觸礁。輪船沖出險區時，蔡廷鍇全身都濕透了。沈鈞儒、譚平山這兩位老先生倒是鎮靜自若，還在做他們的養生操。
　　李濟深等人搭乘「阿爾丹」號北上時同樣遭遇風浪。「前夜船主已將桌上各物收拾停妥，而朝來在架上之裝藥小瓶、日記簿等均落地上，咋夜風浪之大可知」，李濟深如此記叙其1949年1月3日的船上感觸。更令他難受的是，在船上十多天無法洗澡，以至於1月7日登陸後，他還特地把「洗了一次澡，甚清爽」寫進日記。
　　同樣需要提防的，還有出發時候海關的盤問，以及途中可能遭遇的國民黨軍艦登船檢查。沈鈞儒等4人出發時，爲了安全起見，都商量好了僞裝的身份。沈鈞儒年逾古稀，譚平山也有60多歲，兩人都是一口長須，不捨得刹去，只能照樣保留，躲進船艙不出門。章伯鈞、蔡廷鍇正值壯年，脫下西服，換上長袍馬褂和布鞋，一副商人模樣，還揣上了一叠貨單。他們的行李早由工作人員送走，本人只携帶隨身物件，即使遭遇檢查也不易露餡。只是沒有行李也會不方便，1948年11月馬叙倫、郭沫若等人出發時，護送人員給每人發了一枚金戒指以備緊急之需。
　　1949年2月，柳亞子、葉聖陶等30多人北上時，同樣要更換衣裝、掩飾身份。葉聖陶回憶，「諸人除餘與彬然（傅彬然，出版家，開明書店負責人之一）外，皆穿西服。而此行大部須冒充船員身份，改穿中式短服，此時皆改裝，相視而笑。雲彬（宋雲彬，作家，出版機構香港文化供應站編輯）冒充庶務員，獨不改，餘之身份被派爲管艙員。女客則以搭客身份登輪」。因爲這個身份，葉聖陶雖然和夫人胡墨林分到了一個兩人艙，却只能和同樣冒充管艙員的作家曹禺先同住一晚，以求安全。
　　除此之外，還要藏好一切和本來身份有關的材料。葉聖陶稱「上船之前，所有書籍、信件、字片、印章，凡足以表露其人本來身份者，皆自行李中取出，藏於秘處」。謹慎當然是有必要的。在他們登船時，作家鄭振鐸就被巡捕喝住盤查。鄭振鐸人高馬大，又戴著高度近視眼鏡，怎麽看也不像一個船員。若不是事先準備好了船員身份證，有「姓名：陳敬夫；職業：會計」這樣還算符合形象的身份打掩護，還不知要費多少唇舌。另一位充當賬房先生、換上長袍馬褂的學者馬寅初，被關員在皮箱裏翻出一張西裝革履的照片，因此被懷疑是通緝犯，多虧工作人員趕來解釋，又塞了些錢，才順利脫身。
　　隨著陸上戰局變化，海上的險情逐漸放鬆。1949年3月，陽翰笙、臧克家等人離港北上時，情况已大不相同。200多名前往解放區的乘客不用再掩飾身份，唯一的問題是船艙不够住，連甲板上都安置了帆布床，結果是增加了不少整天不起身的暈船客。
　　10多天的航程畢竟考驗人的體能。同盟會老會員、曾任東京支部部長的馮裕芳年近70歲，1948年11月以民盟港九支部主任委員的身份乘船北上，12月初抵達東北後就病倒了。1949年1月27日，馮裕芳在瀋陽病逝。一同北上的郭沫若爲他寫了悼詩，將其與馮玉祥並列：「等是在疆場，一死正堂堂。後有馮裕芳，前有馮玉祥。」
　　另一位民主人士也經歷了生死門關，他便是民革常委、粵軍將領李章達。1948年12月，李章達與經濟學者千家駒等人從香港乘船到烟臺轉往北平，但不久後心臟病復發，
　　「因須請原經手療治之醫師，不得已乃複返香港」。這一番往來，導致李章達成爲少數被選爲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却沒有成爲第一届全國政協委員的民主人士，在1949年後擔任廣東省政府副主席兼廣州市副市長。直到1951年，他才再度北上任職。
　　風雨同舟有諧趣
　　分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少則三五人，多則數十人甚至上百人。他們來自各行各業，有些是多年好友，有些却只聞大名，未曾相見。北上的航程成爲互相瞭解的難得機會，而他們的相互碰撞，也留下了不少趣聞。
　　吃飯在船上是大問題，既有暈船帶來的食欲不振，也有餐飲不如意的苦惱。李濟深在船上暈船發作，整天沒有吃飯，直到晚上7點才勉强吃了「烤麵包二三片，猪排一塊，大頭菜幾片」。他乘坐的是蘇聯貨輪，大約餐飲供應幷不如意，以至於「飯後得水果一枚，想食之，香如飲甘露也」。1949年1月1日到來的時候，民主人士們紛紛拿出自己携帶的「魚子、臘鴨、牛肉、沙律、餃子、水果等」，請船長和船員來了一頓聚餐，算是一解口腹之苦。
　　賦詩是文化人士的心頭好。柳亞子有詩述懷：「六十三齡萬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風破浪平生意，席捲南溟下北溟。」葉聖陶的詩作更有宏觀氣魄：「南運經時又北游，最欣同氣與同舟，翻身民衆開新史，立國規模俟共謀。」既是辛亥革命元老、早年又曾加人中共的朱蘊山離開香港時，同樣作詩《夜出港口》，頗能代表其心境：「環海早無干淨土，百年階級愾同仇。神州解放從今始，風雨難忘共一舟。中山事業付殷頑，豺虎縱橫局已殘。一頁展開新歷史，天旋地轉望延安。」
　　「講古」也是北上人士喜愛的活動，既能暢談自己的經歷，也能瞭解以前未知的情况。李濟深身爲革命老將，在航程中把自己「人學、從軍參加革命及人第一師與北伐，陳炯明造反及建立黃埔軍校與三月二十日蔣謀反之經過，及與蔣妥協，以致寧漢分裂，與被蔣扣留湯山，及反蔣經過」向同行人士暢談了一番。同時，他也記下了此前所未知的「彭澤民先生講說興中會、同盟會的成立」，以及朱蘊山談參加徐錫麟刺恩銘、茅盾談抗戰期間新疆局面等經歷。
　　舊聞固然吸引人，面對天翻地覆的局勢，新聞也很重要。魯迅之子周海嬰是個無綫電迷，船上的短波收音機便歸他操作，每天負責辨別頻率，尋找新華廣播電臺那首《兄妹開荒》開始曲，收聽最新的新華社消息。學者宦鄉則負責收聽英國BBC電臺的廣播，向同行人士轉述外國對中國局勢的報道。同行人士回憶，當收聽到解放軍在遼沈戰役取勝的消息後，船上一衆民主人士舉行了慶祝晚會，郭沫若還表演了節目。
　　到了1949年5月李達等人北上時，收音機已是常設裝備，隨船幹部姜椿芳每天從收音機上摘錄新華社新聞，由北上人士中的書法家陳邇冬手寫一份小報，以貨輪命名爲《岳州報》，每天張貼，大受同行人士歡迎。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參與者多用坦誠融洽來形容這次會議，這種氛圍的形成，與一年來風雨兼程的遠航北上密不可分。
（王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