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31日晚7點半，距離余其偉正式退休還有四個半小時，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廳為其奏響了一場特別的榮休音樂會，這也是香港演藝學院成立38年以來，師生們首次自發為退休教授組織音樂會。
  獲此殊榮的余其偉「既驚喜又感動」，不承想從廣州來香港擔任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系主任一做便是18載。這是1953年生的余其偉第二次申請退休。第一次是在2017年，他對「雙肩挑」教學管理與演藝工作時感力有未逮，於是寫信申請退休，但由於工作頗有成效，也因寬厚的作風深受學生喜愛，院長找他長談了兩次，希望他能再多堅持幾年。「一般是60歲退休，正教授或主任到65歲也一定退了，我居然做到69歲。」
  去年10月，余其偉回到廣州，受邀加入星海音樂廳25周年演出季「國樂大師系列」，「高胡大師余其偉粵樂藝術音樂會」是該系列的壓軸演出。
  受廣東音樂滋養長大的余其偉，從七歲第一次拉高胡，到如今年過七十，「心懷華韻，調寄粵魂」，用一把高胡在海內外奏響了廣東音樂的百年神韻。
  玩廣東音樂
  高胡是高音二胡的簡稱，定弦比二胡高純五度或純四度，作為廣東音樂中的「靈魂樂器」，又被稱為粵胡。形成於清末的廣東音樂，是在珠三角一帶流行的器樂曲，早期以二弦為主奏樂器，高胡其實在1920年代中期才出現。旅居上海的廣東音樂作曲家和演奏家呂文成在江南二胡的基礎上，用小提琴的鋼弦取代絲弦，創制出了音色比二胡明麗透亮的高胡。
  《平湖秋月》便是1920年代末呂文成夜遊西湖時，沉醉於西湖十景之一「平湖秋月」的意境，以高胡作旋律的主奏樂器寫下的曲子，其悠揚明快的旋律將聽眾帶回西湖的秋夜月色。上世紀30至40年代，隨著《雙星恨》《鳥投林》《柳浪聞鶯》《賽龍奪錦》等一系列採擷自然、表現生活、以景抒情的經典曲目的出現，廣東音樂進入了第一個黃金時代。「廣東音樂是嶺南人用來表達南方生活情調的一種方式。」余其偉認為，「平民意識、俗世感情」正是其魅力所在。
  他回憶兒時跟著村裏的叔父「玩」廣東音樂的場景，「開平、臺山（現均為廣東省江門市代管的縣級市）這邊有唱粵曲、玩粵樂的傳統，『細蚊仔』（粵語指小朋友）同祖父輩一起，百年來一直都是（這樣）。條條村都有祠堂，祠堂門口一定有一棵大榕樹，樹下有很多石凳。一到夜晚，村裏的叔父們做完田工、吃完晚飯，就坐在榕樹下的石凳上吹拉彈唱。」
  七八歲的細蚊仔余其偉，晚上也會來到榕樹下，在這般輕鬆快樂的氛圍裏，跟著叔父們學工尺譜、拉胡琴。他學的第一首曲子就是廣東音樂名曲《平湖秋月》，「當時是《平湖秋月》和《旱天雷》兩首同時進行，我記得叔父們拿著很厚的牛皮紙，教我們一群小孩認上面的工尺譜，邊唱邊拉。」八九歲時，他從母親那裏得到了一把高胡，「音色尖亮並富於歌唱性」，從此癡迷其中。
  1972年夏天，19歲的余其偉高中畢業，正在家鄉開平為自己的前途擔憂時，得知廣東人民藝術學院音樂系面向全省招生的消息，便抱著搏一搏的心情前往縣城參加試奏。尚未受過學院派訓練的少年，卻憑藉初復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高胡演奏技巧，成為開平唯一留下來的考生。8月底，余其偉告別家鄉，奔向廣州，「從此我便與中國民族音樂結緣。」
  2024年3月末的廣州持續處在一種悶熱的天氣中，雨將下未下，街頭行人的神色也稍顯鬱沉。31日下午，我們按約定時間來到余其偉家採訪。甫一敲門，就看到笑著開門迎接的余其偉，一頭白髮，身形挺拔。
  客廳的一側擺放了一架古箏，一把高胡臥在沙發前的茶几上，另一把立在靠牆的桌子上，旁邊是一摞書，牆上則掛著兩幅中國畫，還有一幅余其偉年輕時演奏高胡的照片。相片裏的余其偉著西裝，身體朝左端坐，清瘦散朗。左手握琴，右手拉弦，雙腿微微夾著高胡的琴箱，沉浸在演奏中。
  余其偉從小就喜讀書愛思考，曾幻想成為一名歷史學家，學習高胡演奏時也十分注重其演奏藝術的繼承與發展。他在《粵樂藝境》一書中分析了高胡在當時樂壇中的「異軍突起」，「高胡的風采神韻與中國音樂的『線性思維』美學意趣是相通的，與變革求新的時代精神是相通的。」而這種與時代精神對話的風韻審美，正是他自始至終在高胡和廣東音樂的學習和演奏中所追求的。
  在廣東人民藝術學院求學期間，他師從黃日進教授，勤修高胡，研習粵樂。1975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後進入廣州樂團，成為高胡獨奏演員，又師從高胡名家劉天一、朱海，在精進演奏技巧的同時用心提升自己的藝術造詣。劉天一的華麗悠揚、健朗大度，朱海的清雅樸質、細膩靈機，他在吸收承襲中亦有思考取捨，對高胡的音色表達和韻律有獨特的追求，形成了自己的演奏風格，其演奏被評價為「意境優美而高遠，具詩意的幻想和哲思之深沉」。
  「要在藝術上真正有所建樹，就不能滿足於當一個藝術潮流的追隨者，而要當一個藝術潮流的勇敢的宣導者。」隨著表演實踐的日益深入，他對廣東音樂的思考也更為深刻，遂又隨趙宋光教授鑽研音樂理論。從1990年開始，余其偉在各大報刊雜誌上發表了數百篇談「心」說「藝」的文稿，反映了他對廣東音樂和民族文化的哲思，受到海內外同行的關注，這些論述最終選輯為他的音樂評論集《粵樂藝境》。被稱為「學者型藝術家」的他還傾注大量精力，對百余首粵曲一一加以訂正，編注成粵樂教材《中國廣東音樂高胡名曲薈萃——余其偉編注演示版》。
  高胡演奏明星
  廣東音樂的小型合奏組合，歷經發展變遷，形成了「三架頭」、「四架頭」、「五架頭」等由不同樂器組成的組合，類似西方室內樂有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等，根據不同的樂曲需求，形成不同的樂器配置。余其偉介紹，由高胡、揚琴、秦琴、洞簫、椰胡組成的「五架頭」，因為數量適中，音色平衡，具有和諧豐富的表現力，所以成為了廣東音樂的經典組合形式。
  1975年，余其偉與椰胡演奏家文傳盈以及後來陸續加入的簫笛演奏家伍國忠、揚琴演奏家潘偉文、秦琴演奏家林丹虹等人，成立了以高胡為主奏樂器的「余其偉廣東音樂演奏組」。這個最具特色的「五架頭」組合之一，在演奏中既能繼承傳統，又能推陳出新，演奏足跡遍佈海內外，被評為最具默契、最富藝術風格的五架頭組合。「吹拉彈唱之間，每個人都可以根據主旋律進行『加花』或『減花』，但彼此之間又是有規律的，否則就打架了。」余其偉強調，「五架頭」之間加減花的默契，就是合奏的一種審美。
  除了合奏，余其偉亦憑藉其兼具古典風韻和輕靈機巧的高胡獨奏贏得了大眾的廣泛喜愛。1976年，在中國唱片社錄製發行的廣東音樂唱片中，余其偉領奏了兩首喬飛的曲子《山鄉春早》和《嶺南歡歌》。1978年，他被選入中國藝術團赴港澳地區和美國演出，演奏了三首經典曲目《鳥投林》、《雨打芭蕉》、《旱天雷》，這些曲目亦因精湛的演繹成為他的代表作。
  余其偉評價劉天一的《鳥投林》「情景交融，燕囀鶯啼」，而他的演奏亦師承劉天一，融情於景，表現了暮色中百鳥歸巢時歡快活潑的景象，高胡獨奏《鳥投林》更是為他贏得了首屆中國金唱片獎。1980至1995年間，余其偉相繼在第二屆「羊城音樂花會」高胡比賽、全國民族器樂獨奏比賽、全國廣東音樂邀請賽等比賽中摘得桂冠，並獲國務院表彰為「我國表演藝術突出貢獻專家」。其詩意的演奏風格和精准的演奏技巧，不僅得到越來越多的專業認可，也受到聽眾的熱情追捧。
  余其偉成為了高胡演奏明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到2000年前後，正是CD唱片流行的黃金年代，各大唱片公司錄製廣東音樂，無不想邀請余其偉來演繹高胡，並為其打造高胡獨奏專輯，他錄製發行的廣東音樂和高胡演奏專輯逾60種。「當時唱片公司出一些品種（的音樂），都少不了廣東音樂。」余其偉坦言，「我是經歷那個年代商品大潮經濟的洗禮過來的。」
  「回想第一次我與余教授相遇，是在北京民族宮，聽到他的演奏，精湛的技術、細膩的琴音，實在驚為天人，我們自此結下緣分，接著有機會一同到新加坡錄音，及後在香港開展一連串的深度合作。」余其偉的老朋友、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閻惠昌回憶與他的相識。余其偉多次與中央民族樂團、中國愛樂樂團、香港中樂團、新加坡華樂團等合作，赴歐美、亞洲各個國家和地區演出，以高胡藝術為引子，傳播國樂。
  演奏之外，余其偉也走上了一條「演而優則作」的道路。1987年，他和作曲家李助炘聯合創作的高胡協奏曲《琴詩》獲首屆全國廣東音樂邀請賽優秀創作獎第二名。帶給他音樂啟蒙的童年與家鄉，亦成為他的創作母題。童年於芳草上仰看藍天下白雲飄飄、雨後天晴觀七彩長虹的如歌生活，化為其1987年創作的揚琴獨奏曲《流雲》，初中時每天到潭江游泳、在馬尾松下聽鳥歡唱的自在場景，讓余其偉30年後對家鄉的眷戀變得具體——1995年，他和李助炘共同完成了高胡組曲《潭江風俗》三首，其中之一《村間小童》獲首屆「廣東音樂新作」一等獎。
  「或問：中樂命運若何？鍥而不捨的探索，絮絮不休的爭論，是美學家的責任。我手中只有絲弦兩根，弓竹一條。」在1990年發表於《人民音樂》的《心境與藝境》一文中，余其偉自問自答，唯有通過高胡演奏與創作來實現他在文章中所說的、在自己的時代完成作為「變壓器」之使命。
  但他從未止步於思考和創作。他不僅應邀赴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等各大音樂院校演奏講學，還曾任星海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等學校的研究生導師、客座教授等職，在教育中傳授其國樂技藝，傳播其音樂主張，致力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粵樂接班人。
  「雙肩挑」
  香港一直是廣東音樂發展的重要基地之一，大量在港生活的粵樂名家，培育了具有香港特色的粵樂文化。1932年，粵樂宗師呂文成移居香港，此後創作了大量廣東音樂、粵曲乃至粵語歌曲。劉天一也曾旅居香港多年，香港著名粵曲音樂家王粵生亦是12歲時遷居香港，為多部粵劇電影配樂，並創作了大量樂曲。
  余其偉和香港的緣分始於1978年隨中國藝術團赴港演出。在港停留期間，他和香港中樂團的黃安源、黃權等朋友切磋技藝。成立於1977年的香港中樂團後來被譽為國際舞臺上具領導地位的大型中樂團，有「民樂翹楚」之稱。余其偉多次赴港觀看中樂團的演出，其中一場當時為客席指揮的閻惠昌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也為他後來與閻惠昌任藝術總監的香港中樂團的長期合作埋下了伏筆。
  2004年，已經紮根廣州和廣東音樂三十余年的余其偉聲名日盛，被譽為「繼呂文成、劉天一之後的廣東高胡第三代傳人」。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南下香港。
  「香港的朋友看到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主任即將退休、面向全球招聘的消息，就來告訴我，讓我去試一試。」余其偉記得，當時共有24個人競聘這個職位，「每個人都有一技之長，可能我的理念和學校的主張比較吻合。」不可否認的是，當時包括廣東音樂在內的傳統音樂的影響已不復如黃金時代時，關於中國民族音樂如何傳承發展的問題已經爭論了幾十年。面試時，余其偉也被問到了對該問題的看法，從小在鄉下看農民雙肩挑擔子的他，提出了「雙肩挑」的主張，「一肩挑起古典的、民族的、即興式的，另一肩挑起現代的、規範的、交響性的，兩邊需要保持某種平衡。」
  受西方音樂的影響，大型中國器樂合奏團已發展成為中樂演奏的潮流，而傳統的中國小型器樂合奏的形式日益式微。但余其偉認為，「舊傳統與新創造並不相抵牾」，在掌握優秀傳統藝術的基礎上，吸收外來音樂文化的精華來充實、豐富自己，在交流中繼承、創新，這也是廣東音樂的一個傳統。
  在執掌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期間，他始終按照「雙肩挑」的路線來開展教學和管理。「具體到課程，星期一晚上，我們會有中國音樂大合奏，即是民族管弦樂隊交響化的實踐。星期三晚上，我的廣東音樂課就是完全中國式的，堅持傳統音準概念，用民族音樂的支聲複調，這是我們合奏的一種審美，或者說是技術方法。」
  每個學期，余其偉都會為系裏的學生策劃現代音樂交響性大合奏的實踐，「18年36個學期，我請了36個指揮，基本海內外的知名指揮都請過了。每位指揮會上4到5次課，每次3個小時，最後和學生們一起公演6首曲目。」雖然這意味著巨大的工作量，但令他欣慰的是，「課程最受益的是學生，如果你讀本碩，6年12個學期，就可以和12個指揮合作72首曲目，這不是每個音樂學生都有的機會。」
  一邊是交響化大合奏，一邊是傳統廣東音樂。星期三晚上的3個小時裏，則是余其偉自己講廣東音樂的合奏課。他的學生、香江粵樂社社長黃國田回憶，「2014年3月18日，第一次跟余其偉老師上廣東音樂課，余老師很細心地講解《平湖秋月》有多種演繹方法，親自示範了不同的演奏方式，讓我深深感受到廣東音樂的博大精深和奧妙！」通常每首樂曲會教授兩至三節課，每堂課上余其偉的演奏加花都不一樣，黃國田就把每一次演奏的細節以樂譜默寫記錄下來，慢慢分析學習。
  余其偉的教學實踐得到了香港學者們的認可，也受到學生們的喜愛。他還創意地運用了實習音樂會，每個星期四的下午1-2點，中樂系50名左右的學生會輪流在同學面前演奏自己的作品，他們在感到壓力的同時也明顯感受到自己的進步。
  在培育中樂新生代上，余其偉始終不遺余力地創新思路、大膽實踐。在他來之前，演藝學院設有高胡專業，但受限於師資等條件，沒有高胡的主修生。在任期間，余其偉系統建立起高胡專業和廣東音樂課程，不僅主教高胡，也教二胡，將中樂系從三門合奏課程增設至八門；又與香港中樂團合作實習計畫、聯合開設中樂指揮碩士課等等，為香港乃至全國培養了大量高胡及廣東音樂人才，他們遍及香港中樂團、澳門中樂團、星海音樂學院等各大藝術團體及音樂機構、院校，成為中樂的生力軍。
  「我覺得我是廣東音樂交流的一個橋樑。」退休後的余其偉並未真正閑下來，而是回到廣州，繼續為公眾演奏他心中充滿「平民意識、俗世感情」之魅力的粵樂，也繼續指導香港演藝學院和星海音樂學院的學生，還學習在網路上為高胡的學習者傳藝解惑。
  採訪結束後，余其偉拿起茶几上的高胡，為我們演奏了《平湖秋月》，從少年時期偏明快、華美的風格，青年時期偏西樂、和絃的風格，到現在複歸童年時期的天真、悠揚。一首曲子，三種演繹，既彰顯出他對音樂審美的思考沉澱，又折射出他60年的粵樂之路。
  「從七歲拉琴到七十歲，還是怎麼拉也拉不好。」余其偉笑道。
  （孫淩宇 柏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