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崔世安為制訂明年「施政報告」進行的調查研究工作，昨日開始啟動「落區」階段，首先就是探訪了三個社會服務機構。而這三個社會服務機構的特點，一是專為照顧包括弱智、老人在內的弱勢群體而設；二是都沒有傳統愛國愛澳社團的背景，盡管這些機構也是由愛國愛澳團體所開辦，但其教會及葡國的色彩卻較為明顯些。

這兩項特點，顯是經過精心設計和選擇。其一、表達新一屆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弱勢群體。這就如崔世安昨日在探訪這些機構後對傳媒指出的那樣，特區政府將會加大力度，全力以赴做好關顧弱勢社群的工作，充分關心弱勢社群的生活，這是社會對政府的期望，也是政府應有的責任和承擔。其二、特區政府是已認知到，要做好特區的工作，依靠作為「管治同盟」的傳統愛國愛澳社團固然十分重要，而且還應繼續友好合作下去，但正因為其是「管治同盟」成員，相互了解較深，且平時就有很多的互動機會，而一些同樣也持抱愛國愛澳立場的非傳統愛國澳社團背景的社團、機構，則相對地處於邊緣地位，過去互動較少，因而更需要傾聽他們的聲音。這有利於團結起更多的「澳人」，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以共同構建和諧社會，使他們也成為保持澳門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可靠及有力的群眾基礎。

新一屆特區政府將關顧社會民生的工作從弱勢群體方面入手，似是找對了方向。弱勢群體，也叫社會脆弱群體、社會弱者群體。它主要是一個用來分析現代社會經濟利益和社會權力分配不公平、社會結構不協調、不合理的概念。在社會學、政治學、社會政策研究等領域中，它是一個核心概念。而在我們澳門特區，弱勢群體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特徵：

一、雖然弱勢群體的整體是社會性弱勢群體，但卻又分為兩類：生理性弱勢群體和社會性弱勢群體。前者之所以淪為弱勢群體，有著明顯的生理原因，如年老、弱智等。崔世安昨日探訪的明愛中心聖瑪嘉烈中心，所收容服務的就是以弱智者為主，母親會頤老中心所服務的對象則是生理性弱勢群體中的年老者。後者則基本上是由於社會原因造成的，尤其是在澳門經濟轉型中，社會就業對學識、技能、年齡等的要求日趨嚴格，過去曾為澳門經濟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出口加工業、建築業、傳統手工業等領域的從業人員，或是「下崗」失業或是受到勞動市場排斥等。而從政府和社會資源角度看，生理性弱勢群體已受到較好的照顧，如弱智、傷殘、老人等，政府挹注了不少資助資金，使到受支援者基本上還是滿足的，也很感謝政府和社會的關懷。但政府和社會對社會性弱勢群體的關注度則明顯不足。雖然過去也搞過職業培訓、社會企業等，但收效不大。而偏偏就是這群人數最多的社會性弱勢群體，對政府的意見最大。

二、澳門目前的社會性弱勢群眾是在社會分化加劇的情況下出現的，不少人具有很強的「相對剝奪感」。澳門回歸十年來，澳門居民的整體生活水平是大為提高了，人均GDO和受薪階層月收入中位數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但是行業之間、群體之間和個人之間很不均衡，從過去的較為平均的收入社會轉變為兩極分化和貧富懸殊嚴重、基尼系數日益擴大的社會。基於經濟分化的社會分化也越來越大，一些人的相對社會地位也下降了，引發了比較嚴重的相對剝奪感，有相當部份居民分享不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如工聯社會理事長陳錦鳴所指出的澳門仍有五萬名工人的月薪不過五千元，當中更有萬五人的月薪少於三千五百元。在這物質主義的社會裡，理念固然寶貴，但生活更為重要。雖然在缺吃欠穿的情況下，他們仍能保持愛國愛澳的理念，固屬難能可貴，但政府和社會也不能總教他們繼續喝西北風呀！否則，總有一天他們的「澳人治澳」的理念，會因失望而逐漸消散以至是崩潰。

三、由於貧富懸殊及兩極分化嚴重，而引發部分群眾對政府和社會不滿，成為威脅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實際上，貧富差距問題影響社會心理，引起社會不滿情緒的滋生蔓延，影響人心所向，容易生成社會不穩定的心理溫床。尤其是在「歐文龍事件」爆發及某些「官商利益輸送」的特權個案被揭發後，使人們對貧富差距本身不滿之外，更多的是源於有相當多的人認為形成這種差距的原因是不公平以至是非法經營所致，因而加劇了「仇富」心理，不滿情緒往往會更多地指向他們認為應當負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履行施政的特區政府，從而進一步又滋生起「仇官」心理。這也就是為何在歷次遊行中，除了今年「五一」遊行的理性青年等之外，大多是社會以社會性弱勢群體為主力軍的原因所在。

四、不排除有外來勢力利用本澳社會性弱勢群體的不滿情緒，及他們合理與不合理的訴求，向政府施壓，以作為借其「實力」在澳門進行「在一國兩制條件下的顏色革命」的試驗。實際上，一位被工運團體指揭為「捲走財政會產」的原工運領袖，就曾到過以國際非政府組織形式出現的某國際勞工組織接受培訓。而這些國際非政府組織，又往往有著某些可疑資金的背景。據說今年「五一」遊行之超線表現，就含有新工運領袖與舊工運領矛盾的因素在內。近日某新工運團體舉辦的「十一」遊行，打出了「要求政府資助」的訴求口號，可能也與「被走財政捲會產」有著某種關聯。而美國最近派來出任其駐港澳總領事的楊甦棣，就在其出任美國駐吉爾吉斯大使期間，該國爆發了「顏色革命」；他在出任美國駐台灣代表期間，與陳水扁的關係密切，陳水扁給他頒授了一枚「雲卿勳章」。最近他頻頻來澳活動，除了是要向特區政府施加「照顧美國博企」的壓力之外，還有其他甚麽特別的「使命」，值得思考。

因此，既然特區政府已經明確了也要聽取非傳統愛國愛澳社團意見的方向，也就更應重點聽取屬於社會性弱勢群體的意見，尤其是新興工運團體的意見。盡管可能場面會火爆，而且不排除在關門會晤的情況下，會後向媒體單方面轉述對自己有利的意見；但政府也掌握有自己的宣傳機器，可以及時地、完整地、客觀地將會面情況展現在公眾面前，讓人們分辯。

與此同時，既然特區政府重視關顧弱勢群體，就應以優先注意照顧那些平時處於社會邊緣、怨氣較大的社會性弱勢群體，並應當採取如下原則：一、對於不能解決溫飽的人，應當給予優先支持；二、對於未能享受到社會保障的人群應當給予優先支持，最近擬定的社會保障制度有較大的進步，但所謂「離澳一百八十四日」的規定，則明顯地背離《澳門基本法》和在澳門實施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的相關規定，應予以矯正；三、對於失去勞動能力或雖有勞動能力，但因缺乏就業機會而長期無法就業或在勞動力市場中處於明顯弱勢的人群，應當給予優先支持。總之，有了優先支持對象，才能有效地開展社會支持工作，逐步地解決他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