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昨日《關於珠澳機場兩篇報導的兩種不同態度》刊出後，有熟知澳門國際機場興建史的朋友致電筆者指出，梁廣大所說的「一九八九年五月，李鵬總理再到珠海視察，請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李耀祺、顧問柯正平一齊來研究合作建機場事宜，當李耀祺說，澳葡當局對我們三個條件有看法，即跟外國簽航空協議時，需報我方批准；飛機進入我領空時，要向我方報告；只能民用不能軍用。澳門感到受到制約，對合作問題不表態，建機場的事情就這樣放下了。李鵬聽後總感覺欠妥，明確提出：你應該多做些工作，兩地合作建一個機場十分合適，選址好，各方面條件都合適，投資又少。跟澳葡指出，你們建不建，若不建珠海就不等了。」但在此之前，即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八日，澳門國際機場專營公司已經成立，並於三月八日，由澳門政府與澳門國際機場專營公司簽訂澳門機場興建及經營的批給合約，政府也已批准了機場的總計劃。也就在梁廣大所指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之後幾個月，澳門國際機場興建工程正式動工。因此可以說，此時澳門政府已在中葡雙方決策下，確定由澳門自行興建澳門國際機場，已經根本就不再存在所謂「研究合作建機場事宜」，及「跟澳葡指出，你們建不建，若不建珠海就不等了」的問題了。何況，「一九八九年五月」是什麼時空背景？正是北京天安門前最熱鬧的時刻，李鵬總理正坐鎮北京進行危機處理，還有甚麽閒情逸致專門跑到珠海為梁廣大的機場大計「背書」？還有，當時的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是周鼎，李耀祺從來沒有任過這個職務，他只是任過澳門南光公司副總經理。後來因犯貪汙罪被判處死刑並已被處決，那是後話，

這個朋友所言，確屬事實。實際上，澳門自己單獨興建機場而不是由珠澳雙方合作興建機場的決策確定，還可向前推進兩年多。大家還可曾記得？在中葡兩國政府就澳門前途問題談判正順利進行之時，大約是在一九八六年的下半年，葡方突然提出要將交還澳門的時間往後拖延的訴求。葡方提出這個訴求，有幾個籍口。其中的一個理由，就是葡國管治澳門幾百年，並未能為澳門留下甚麼大型建設，希望能在交還澳門之前留下一些大型建設項目，包括國際機場等。但這需要多些時間，因而希望能將交還澳門的時間跨越二十世紀，延至二十一世紀。從葡方的這一態度就可確知，葡方要在澳門自行單獨興建國際機場，已經不單止是澳葡政府的決策，而且還已上升為葡國國策的層面，並將之作為在中葡談判中與中方進行討價還價的籌碼。

對此，中方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包括中方代表團團長，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在結束訪問葡國時發表聲明重申：在二十世紀內收回澳門，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政府和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十億中國人民的不可動搖的堅定立場和強烈願望。葡方懾於中方的義正辭嚴，最後不得不同意在二零零零年之前交還澳門（具體日期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而中方為了安撫葡方，也主動滿足了葡方某些合理的要求，包括支持澳門自行興建機場。北京後來之所以在澳門與珠海的「機場之爭」中，實行向澳門傾斜，就是出於這個政治和外交原因。因此，梁廣大向《南方都市報》所說的「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方仍在等待澳門同意雙方合作建設機場」，其實此時《中葡聯合聲明》已經簽署兩年多了。也就是說，中葡兩國政府作出由澳門自行興建機場的決策，已經超過了兩年。如果不是梁廣大記憶有誤，就是故意顛倒時間次序。

當然，北京之所以向澳門傾斜，全力支持澳門興建國際機場，除了是中方作為對葡方答允在二十世紀內交還澳門的回報之外，還因為澳門確實是需要一個機場。這就如鄧軍憶述時任國家民航總局局長的蔣祝平曾以工程師名義訪問澳門，在和馬萬祺、何厚鏵、吳福等當地知名人士會面，瞭解他們對機場的看法之後，不斷重複的一句話：「沒想到澳門人民也這麼希望建機場！」何況，就以澳門與珠海的重要性相比，也確定了北京必須向澳門傾斜：一、在政治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位階高於珠海經濟特區。前者關乎「一國兩制」的政治決策，是國家和平統一大業的一部份，而且無論是在葡治時期還是在回歸後，都是「省」一級的行政區劃；而後者則只是屬於國家內部事務，是改革開放事業的一部份，且在行政區劃上只是屬於「地級市」。二、在國際關係上，澳門興建國際機場有助提高其國際城市形象；而珠海則不是國際城市。三、在實務操作上，當時南非、韓國、以色列等重要國家尚未與中國建交，台灣方面也拒絕「三通」，珠海機場即使建好並被賦予國際機場的地位，也難以開闢上述航線；而澳門出於其獨特地位，可以開通上述航線，實際上澳門國際機場通航後，以「一機到底」方式往返海峽兩岸，為促進兩岸交流作出重大貢獻，珠海機場就根本不可能發揮這樣的作用。珠海當時一些人的某些想法，只不過是自我膨脹，把經濟特區的位階擺在特別行政區之上而已。

誠然，珠海確實也需要一個機場，但是否就要像「大躍進」時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思維，不顧客觀規律來超前建設？則自有公論，實際上也已被實踐來檢驗。在這裡順道插一句，當年被喻為「中共第一支筆」的胡喬木很想到美國訪問，但美國駐華大使館認為他「左」而遲遲未有發出簽證。經過邀請單位「教路」，胡喬木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以表達自己不「左」的心跡。該文的內容是，幹部參加工作時的時代背景氛圍，將影響其後一生的思維定勢。如在土地革命時期參加工作的幹部，階級鬥爭觀念特別強烈；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工作的幹部，民族情緒特別高昂；在解放初期參加工作的幹部，經濟建設的思維特別活躍；在「大躍進」時期參加工作的幹部，假大空的思想表現特別嚴重。以「珠澳機場之爭」時珠海市領導幹部的年齡段來判斷，大致上是在「大躍進」時期參加工作的；比照胡喬木這篇文章的標準，他們受「大躍進」的影響應當不淺，故而才有「大躍進放衛星」式的珠海機場規模決策。

梁廣大的那篇訪談，迭迭不休地大談「珠海澳門合建機場磋商三輪無果」，並聲稱「一九九零年之後，合建與否，澳葡方面不了了之，大家亦不提不談。」大佬呀！一九九零年，那已是甚麼年月了？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八日，隨著氹仔雞頸山頭的一聲炮響，正式宣佈澳門國際機場正式動工。既然澳門機場已經興建，澳門還提那個「合邊與否」幹甚麼？如再提，豈非是無事挑釁？!現在梁廣大又炒這個話題，無非是要將珠海「被迫」要單獨興建機場的「責任」，推卸給「不願合建」的澳門而已。但這已不單只是澳葡政府的決策，更是中葡兩國政府在外交層次的決策。如再要埋怨，豈非是要否定當時正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