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之春》停刊看馬政府的民運政策

九月二十四日,海外「民運」雜誌《北京之春》在發出《〈北京之春〉暫停印刷,含淚斷腸痛告讀者書》,聲稱「由於經費短缺,海外唯一的平面印刷民運月刊《北京之春》從即日起暫停出版。我們謹向廣大讀者、作者,以及長期支持我們的個人與基金會表示感謝。尚未發出的作者稿費,我們均將按原來的標准如數發出。此前有作者因郵寄或其他不明原因未收到稿費者,請來信告知,我們將補發。」「我們仍在積極募集資金,若情況允許,《北京之春》雜志仍可能恢復平面印刷版。深望各界人士慷慨解囊。」

據一名知情者透露,在美國紐約出版的《北京之春》具有將近三十年的歷史。一九八二年,一位名叫王炳章的大陸留學生決定創辦第一份海外異議出版物,他把該刊物命名為《中國之春》,取意於兩年前被稱之為「北京之春」的民主牆運動。王炳章後來還創辦了「中國民聯」組織。一九八九年,「中國民聯」發生內鬥,王炳章與由他指定的接班人胡平分裂而被「民聯」開除。王炳章帶走了《中國之春》的名目和帳戶,但大部分編輯和作者隨胡平留了下來。他們繼而出版了《北京之春》。後來,八九學生領袖王丹逃離大陸之後也加盟《北京之春》並任社長。王丹在為該雜誌從臺灣半官方的「民主基金會」獲取資助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據王丹在他的Facebook網頁上透露,該項資助也於二零零八年在馬英九上臺以後告斷。

此事態顯示,馬政府及其旗下的軍事情報系統已最後下定決心,斷絕與《北京之春》及海外「民運」人士的聯繫。正因為如此,《北京之春》才大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不得不宣佈「關門大吉」。

實際上,《北京之春》是台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外圍機構,它有一個正式名稱是「大陸工作海外研究室」。台灣媒體無論是「藍」的《中國時報》、《聯合報》、《TVBS週刊》,還是「綠」的《自由時報》都曾報導,《北京之春》是一個由台灣「軍情局」提供經費,執行先是李登輝後是陳水扁的政策,為「台獨」、「藏獨」、「蒙獨」、「疆獨」製造輿論,並替「軍情局」收集兩岸及美國的情報資料,監視、控制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組織及海外華僑社團的台諜機構。《北京之春》經理薛偉曾在臺北告訴《自由時報》記者,「軍情局」撥給《北京之春》的活動經費,共達兩億元新台幣,而《北京之春》每年必須向「軍情局」提交的情報定額為二百五十件。

本欄從二零零二年開始,就已持續跟進並陸續評述《北京之春》與「軍情局」的關係。如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以《陳水扁要向大陸作民主化宣傳王丹趁勢乞求 》為題評議,台灣當局的「軍情局」以「中華民主自由基金會」的名義,從一九八三年起就資助中國大陸的地下民運活動,並定期撥款給在美國出版的《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海外民運人士分裂,一部份人另起爐灶,創辦了《北京之春》。這部份人仗著自己在「六四事件」中的高知名度,跑到台灣活動,把軍情局原來每年撥給《中國之春》的六十萬美元「挖」過來,其中一個交換條件是為軍情局搜集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發展情況情報。但在幾年後,軍情局因經費緊張,將每年資助額削減一半,為三十萬美元。至今台灣當局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金額,已高達二億元新台幣。但在去(二零零一)年底,台灣當局以在「六四事件」之後,大批大陸民運人士逃亡海外,他們已不再是「中國內部的反共力量」為由,決定停止對《北京之春》的資助。為此,《北京之春》社長王丹等人跑到台灣活動,拜會執政民進黨高層人士,還向馬永成遞交了「報告」,請求台灣當局恢複資助《北京之春》。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本欄又以《從馬英九拒見王丹看其反共調子漸趨轉軟》為題跟進報導,近日王丹又到台灣活動,希望能獲馬英九接見,但遭到馬英九拒絕。馬英九拒見王丹的原因,不外是以下幾個原因:其一、在臺北高法審理陳水扁的貪腐案中,揭發陳水扁曾從「國務機要費」中劃撥二十萬美元給王丹,作為支持大陸「民主運動」之用。而馬英九在出任臺北市長期間曾因「特別費」問題被起訴,差點毀了他的「總統」之路。馬英九現在也是「總統」,也掌握「國務機要費」。為此,有潔癖的馬英九,為了避嫌,不願見王丹,以免又沾一身腥羶。這也是日前馬英九突然宣稱會在網上公佈「國務機要費」支出明細賬的其中一個原因。其二、在「總統」大選期間,王丹曾為謝長廷站臺助選,並攻擊馬英九的兩岸關係政策是「終極統一」。其三、王丹、魏京生等「民運」人士在台灣地區的活動,已與「化緣」及「情報」活動扯上關係。而對於「化緣」,馬英九是能省即省;對於針對大陸的政治活動,宣稱要「兩岸休戰」、與大陸進行簽署和平協議談判,建立互信機制的馬英九,更是能避則避。實際上,馬英九就職後,為了台灣的和平穩定,挽救台灣的經濟,全面向北望。因此,他就沒有必要為了討好已無政治價值的「王丹們」及「法輪功」等,而攪僵與北京的關係。這就使王丹只得哀嘆,「我從馬英九那裏領不到錢了」。在此情況下,王丹等人也就是「無米之炊」,最後只得宣告《北京之春》停刊了。

其實有消息說,「軍情局」撥給《北京之春》的資助,是真正的特務經費,正如前述的間諜費用。至於《北京之春》的編印出版費用,另有來源,是來自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現在既然是《北京之春》停刊,看來不單止是台灣馬政府停止供款那麼簡單,也有可能是連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也停止供款。當然,也並不排除是《北京之春》發生內哄,有人將「國家民主基金會」撥給《北京之春》的經費捲走,而使《北京之春》無法繼續出版。倘此猜測成立,那就是《北京之春》終也嘗到了「挖人牆角者,被人挖牆角」的苦頭。

另有消息說,《中國之春》被薛偉、王丹們捲走經費後,只得被迫停刊。但「老民運」仍並不死心,曾向美國國會某些議員求助。這些反華議員有心幫忙,運作國會內某些機構通過決議,要求「國家民主基金會」撥款,但前提是必須要有幾期最新出版的《中國之春》作為樣板。於是,某些民運人士曾四出奔走,冀圖能弄出幾期《中國之春》來。由於其中有人在逃離內地及獲聯合國難民公署安排到海外定居的等待期間,曾在澳門呆過,因而就返回澳門,籌劃此事,結果處處碰釘。首先是政府新聞局拒絕其註冊申請,隨後是沒有印刷商願意接這單「生意」,而且也無法願意幫忙打字排版(當時尚未有電腦排版),因而導致無法出版,從而使美國國會議員的遊說活動胎死腹中。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