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前日以《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將正式寫進十二五規劃》為題，將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有關港澳論述的部份，與「十一五」規劃的相對內容進行了簡單的對比。實際上，「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相比，中央對港澳兩特區的發展定位和目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將港澳與內地的區域合作提到了國家戰略的層次。當然，兩者相比，「十二五」規劃更為實事求是，符合和適合港澳地區的實際情況。

這從兩個「五年規劃」中，在港澳事務的論述有微妙的調整中，可以看得出來。其中，除了本欄前日所分析的強調並強化中央政府支持兩位特首和兩個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首次將「深化粵港澳合作，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寫上五年規劃，顯示《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和《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精神都將會被寫進「十二五規劃」，將粵港澳合作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位階；對香港增寫了「增強產業創新能力，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對澳門將原來的「支持澳門發展旅遊等服務業，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調整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之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香港方面，是從「十一五規劃」的「保持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等中心的地位」，調整為「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也就是說，將「保持香港」改為「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

這個調整，包含了兩個層面的內涵。其一是將「保持」調整為「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如果說，「鞏固」與「保持」是近義詞，唯「鞏固」比「保持」更具立體意象，但仍是屬於「原地踏步式」的話，那麼，加上了「提升」，就是在原有的基礎上「更上層樓」之意，是屬於「前進式」了。其二是由「十一五規劃」的「保持香港」調整為「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前一種說法是中央與香港的共同負責及共同作出努力，而一種提法則是以香港發揮主觀能動性為主，中央加以支持為輔。這更符合中央關於港澳兩特區行使高度自治權的方針，因為經營「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不涉粵港澳區域合作，完全是香港自己的經濟領域事務，不容內地插手，但卻需要中央給予政策上的支持。所以這個政策界限十分重要，因為在過去的實踐中，已有粵港或深港互不服氣，甚至因為自己也要發展為「國際金融、航運中心」，而「指點」香港，要求香港做什麼不做什麼，「以避互相惡性競爭」的跡象。這雖是幾字之差，但中央維護「一國兩制」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尊重香港高度自治的決心和行動，更為顯著。

本欄前日分析認為，「十二五」規劃增寫了「增強產業創新能力，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估計這是香港特區政府主動爭取的結果。因為香港特區政府十分重視香港特區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的位置，並積極爭取主動，希望能為香港特區爭取到比「十一五」規劃更為有利的位置。因此，在「十二五」規劃中，除了繼續保留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之外，還增寫了「增強產業創新能力，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內容。但香港要在經濟領域尤其是社會領域實現「協調發展」更是面臨重大考驗。這是針對香港社會目前政治訴求多樣而設，而在澳門社會，雖也已有多元趨向，但仍比香港較為單純。

其實，這段增寫的內容可能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增強產業創新能力，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焦點是在於「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過去，無論是港澳還是中央的講法，都是「港澳只是經濟城市，從來不是政治城市」。但隨著近年來的一系列政治爭論事件的發生，尤其是越來越多的跡像顯示國際政治勢力正在插手港澳事務，如果再以「經濟城市」的思維來處理港澳事務，可能會自設盲區、自綁手腳，陷於被動。這種情況，有點類似台灣事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於過於強調「以經貿為主軸」，忽略了台灣問題的本質是國共內戰的延續，是一個政治問題，因而在安排台灣事務主官時，就從過去的由情治、統戰官員（羅青長、楊蔭東、楊斯德，及王兆國、丁關根）當家改為經貿官員當家。經貿官員當然也是好幹部，也想把工作做好，更是勤勤懇懇地工作，但由於他們缺乏政治思維，不善於政治操作，因而陷於被動——從過去由北京主動出招，從《告台灣同胞書》到「鄧六條」、「葉九條」，從廖承志致蔣經國函到鄧穎超致宋美齡函，都是台灣被動接招，到當李登輝已經透過與司馬遼太郎對談及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暴露出其「獨台」真面目後，北京卻陷入「盲區」，指派經濟官員主管台灣事務，而由主動變為被動，李登輝和後來的陳水扁主動出招，從「兩國論」到「一邊一國論」，陷於被動的北京都難以招架，甚至連對屬於經貿領域的「戒急用忍」也束手無策。後來胡錦濤掌政，才恢復使用政治手段，頒佈了《反分裂國家法》，邀請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新黨主席郁慕明訪問大陸，進行兩岸政黨對話，並釋放惠台措施，才扭轉被動局面。在委派屬於政治範疇的外交官王毅出任國台辦主任後，對台工作更是「甘蔗倒吃節節甜」。這就證明，台灣問題確是一個政治問題，只能以政治手段為主，經貿手段為輔。

港澳事務也一樣，如果也是陷入「並非政治事務」的盲區，就必將陷於被動。由此看來，中央已注意到這一點，除了是比照對台工作經驗，委派曾經歷過國際政治鬥爭大風大浪的外交官王光亞接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之外，這次在「十二五」規劃中，也寫上了「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其中的一個「社會」，一個「協調發展」，就已超越了「經濟城市」的層次，含有政治性質；而且也是參考了在「政改方案」一役中，與「民主派」妥協的經驗，要求進行「協調」，進一步擴大團結面，團結的人越多越好，盡量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而「增強產業創新能力」的提法，或許預兆著中央將會對香港有新的扶助政策出台。

在澳門方面，本欄前日認為，「十二五」規劃將原來的「支持澳門發展旅遊等服務業，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調整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亦即是將平面化的「旅遊服務業」，改為立體化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顯然是將《珠三角改革發展綱要》給予澳門的定位「世界旅遊發展中心」，揉合及進「十二五規劃」中去。對比之下，「十二五」規劃比「十一五」規劃更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而再想深一層，這個調整也折射了中央對澳門特區的照顧及支持政策，可能會有某些調整。為了幫助澳門矯正過於依賴博彩業的習慣，可能會鼓勵和支持澳門推動「獎勵會議」、「醫療旅遊」、「會議旅遊」等國際旅遊新形式。在此，澳門特區的有關主管官員，也應予以積極配合，支持相關企業思考企業多元發展新思路，連旅遊業這個「老行當」，也要有「多元化發展」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