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將溫總理對澳系列指示融合進施政報告 宜將溫總理對澳系列指示融合進施政報告

特首崔世安將於今日下午向立法會發表二零一一年度「施政報告」。這是他就任以來發表的的第二份「施政報告」。由於在草擬「施政報告」文本期間,崔世安以座談會、落區調查等形式,廣泛地徵詢了社會各界社團和人士的意見,相信應能在最大程度上,體現其「以人為本」、「科學決策」的施政理念。但究竟能否受到大多數居民的認可,還需要看實際效果。

在崔世安發表「施政報告」前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蒞臨澳門特區進行視察,發表了一系列談話。這當然是對崔世安近一年來工作的肯定和支持,有利於崔世安團隊再接再厲,排除干擾,繼續前進。但溫總理也向崔世安及其團隊提出了不少建議,實質上是幫助崔世安找出有所不足的地方,歸結為包括廉潔和忠於職守在內的提高政府科學施政水平、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視維護社會和諧安定等。這應是崔世安及其團隊今年內以至崔世安這一任特首任期內施政方針的指導思想。但由於時間倉促,相信其幕僚班子已來不及將之揉合到已經編印好的「施政報告」文本中去。這就需要崔世安在向立法會發表其「施政報告」後的記者會,及明天在立法會回答議員的詢問時,臨場發揮。這是考驗崔世安政治智慧的一個最好機會,也是關鍵時刻。相信,崔世安如果發揮得好,就可闖過今年初以來所遭遇的種種「險關」,今後的征途就相對平坦了。

溫總理在視察澳門特區期間,多次指示要解決澳門的民生問題,並把之提到是否能夠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及維護「一國兩制」方式正確性的高度。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的任務。但考慮到最近影響民生問題的最大因素——通貨膨脹問題,一來固然是與特區政府的應對措施不夠得力有相當關係,但更關鍵的是受外來因素的影響更深,且通脹問題也並非本地區獨有,這或可部分地減輕崔世安的「原罪」,二來正如溫總理所言,澳門特區政府財力充裕,要在原有的各項惠民措施的基礎上予以解決,較為容易,相信此問題雖然仍應是特區政府必須攻克的主要目標,但並非是難攻的「山頭」,其複雜性和艱巨性比不上溫總理同樣也提出的廉政建設的問題。

何況,目前嚴重影響澳門居民生活品質的通脹問題,溫總理也指出是受「輸入性通脹」的影響。實際上,澳門居民食用的主要副食品和日用品來自內地,在人民幣升值之下當然會加價。相信經溫總理這次實地考察後,會對此掌有第一手的資料,並了解到澳門特區的通脹與內地商品貨源的關係。或許,為了維護澳門社會穩定,並協助特首崔世安更好地施政,他在返京後將會召集各相關職能部門開會,並指示其設法協助解決屬於內地輸往澳門商品這部份(中央可操之於我)的價格和供應問題,而中央駐澳機構和駐澳中資企業也將會執行中央的指引,協助澳門特區政府解決通脹的問題。倘再加上澳門特區政府能夠全面、準確地落實貫徹溫總理的指示,並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推出適當的措施,是能夠完滿地完成溫總理所交付的任務的。

而加強廉政建設的問題,純粹是屬於澳門特區高度自治的事務,能否解決就全靠澳門特區政府,中央插不上手,而且按「一國兩制」方針也不應該插手。中央所能做的,是提醒澳門特區政府必須主要抓好廉政建設。實際上,溫總理在會見澳門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主要負責人時,就使用了較重的語氣,指出在澳門的社會可能廉潔更為必要,特別是官員要做到「民不畏我威,畏我廉;公生明,廉生威」。廉潔自然在老百姓心中樹立起威望,群眾才會信服,否則你在台上講的,與在台下的事情不一樣,群眾就不會信服。而且據澳亞衛視播出的畫面看,溫總理在講到這裡時,還回頭望了崔世安一下。這足可見總理對此問題的嚴重關切,並感到就如內地所說的「不反貪就會亡國」的原理一樣,在澳門特區如不反貪,就將毀掉「一國兩制」的正當性,也將毀掉澳門特區的繁榮穩定。

為何在廉政上本身並不存在問題的崔世安,從「組閣」的那一日起,就受到各種負面因素的影響呢?看來主要是因為市民們仍沒能從「歐文龍事件」的陰影中擺脫出來,並因崔世安的團隊仍然是「前朝人馬」,而令市民將對前朝廉政建設缺失的不滿,原封不動地「轉移」到崔世安及其班子的身上,從而使崔世安及其團隊的管治威信和效率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實際上,由於「歐文龍事件」確實有「一鳴驚人」的震撼效應,就很容易使人們對特區政府的觀感,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並形成了「懷疑一切」的思維定勢。政府部門凡是出現了甚麼行政失誤,不管是否涉及個人利益,有否存在對價關係,人們都很自然地、先入為主地往「貪賄」方向作結論。在此背景下,特區政府及其各級公務員,就只能是動輒得咎了,就連國際透明組織也仍是將澳門廉潔指數往下調落。因此,崔世安要建立管治權威,就必須反貪防賄。

其實,在回歸之前,澳門的貪污現象更為嚴重,而且面積更廣。從高級官員到一般市販督察,都有可能涉貪。促使「一二‧三事件」爆發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左派市民對市販督察的貪污橫行極為不滿。「一二‧三事件」後雖有所收斂,但貪污現象仍未能消除,一些公務員利用中文不是官方語言,大多數華人居民不懂葡文的「落差」,在執行公務時上下其手。這也就難怪,《明報晚報》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澳門「貪污」專題採訪,附了一幀漫畫,一個華人商人向貌似葡裔的官員送出一迭鈔票,說道:奉送「效率費」。既然有此土壤存在,在那個背景下進入公共系統的華人官員,倘是未能潔身自愛,當然也就耳濡目染。實際上,歐文龍的情況就與這幀漫畫有點相似,只不過是他手中的「利器」不只是當年的「翻譯」,而是掌握土地、工程的批給及批准圖則計劃的大權。

相比之下,回歸後公共行政系統的廉潔問題已比回歸前好得多,起碼是沒有回歸前那麼大面積的貪賄。但在絕對贓款上,歐文龍卻是「一鳴驚人」,高於回歸前已被揭發的任何貪官。就此,這個絕對數額就完全掩蓋了回歸前的大面積貪賄,損害了「一國兩制」的聲譽。

崔世安就職後,加大了廉政建設的力度。除了調整、充實廉政公署,加強對各行政部門的行政合法性進行查核之外,還希望能在制度上建立好完整的反貪機制,讓公務人員財產申報制度增加公開透明機制。但這仍不足夠。台灣地區的財產申報制度雖然有公開部分,但仍滋生了陳水扁夫婦這對世紀巨貪。因此,還須編織好反貪的「天網」,加大打擊貪污賄賂的力度,一是要「真打」,二是要「狠打」,三是要「善打」,推動反貪工作向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方向發展,努力把反貪的推動力、教育的說服力、制度的約束力、監督的制衡力、懲治的威懾力有機結合,形成反貪倡廉建設的合力,增強反貪倡廉工作的科學性。

為此,崔世安團隊應當思考官員「大執位」即「交流」的問題,避免個別官員在一個位置上坐得太久,就會編織關係網及滋生官僚主義,不利於廉政建設和提高行政效率。崔世安在經驗成熟及班子磨合成功後,就應對中層以上的官員進行大調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