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同的反響。訃告的播出和追悼大會的轉播一波三折，在特殊的形勢下隨時改變著……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4月22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都是中央電臺的重大宣傳報道任務，都做了及時的宣傳報道。但由於當時的歷史情況，是一波三折。

播出胡耀邦逝世訃告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

上午11點，廣播電影電視部部長艾知生召集緊急會議，佈置對胡耀邦逝世的宣傳問題。他說，胡耀邦因心肌大面積壞死而於今天上午逝世，據瞭解，胡耀邦是在4月8日政治局開會時突然發病的，後送往醫院治療。艾知生說，我們最先知道了這一不幸消息，新華社今天趕發消息，訃告今天晚上播出。拿到消息後，什麼時候廣播要請示。治喪規格相當於葉劍英、劉伯承元帥去世時的規格，不是按照政治局委員的規格治喪，是按照長期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規格。要查一下葉、劉二帥去世時的宣傳情況。

據瞭解，12點20分，新華社即向境外發了胡耀邦逝世的簡訊，香港傳媒於13點20分已刊播，但是，此稿未對內發。因為已經對外發稿，中央電臺考慮這樣的消息對內不應該晚於對外，想對內趕發。經請示部總編室同意，中央電臺於14點零4分對內播出了新華社向境外發的胡耀邦去世的80個字簡訊，後面播放了1分17秒的哀樂（在簡訊後頭播出哀樂過去沒有過）。首播連續播出兩遍，15點又播出一遍，無哀樂，後在16點、17點又安排了播出。既然治喪規格如此高，只是播發簡訊顯然是不恰當的，聽眾也不會理解。但直到這時，新華社仍未對內發稿，說是等到晚上才發，至於為什麼要搶先對外發而對內晚發，時間又相差甚多，不得而知。艾知生知道中央電臺播出了簡訊後，他說，播就播了，不要聲張，以後就不要再播了。

15點10分，中央電臺召集部主任傳達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並就播出安排明確了幾點意見：一、爭取在18點半《全國聯播》中播出訃告和1分17秒的哀樂，如果訃告來不了，也要上簡訊和哀樂，因為已經播出了簡訊，聯播中沒有這一消息容易產生誤解；二、中央電臺對少數民族廣播如來不及翻譯訃告，也要先播出簡訊；三、對臺灣廣播按照聯播的要求安排；四、訃告之後不播出文藝節目，要注意全台節目的氣氛。

奇怪的是，13點47分新華社先發了“胡耀邦同志簡歷”，直到17點仍未發出訃告稿，可能是審定訃告的環節還未定下來。為此，中央電臺為聯播節目設計了幾種預案：一、先播簡訊、哀樂；二、訃告稿隨來隨播，用“剛剛收到的消息”；三、除安排直播聯播節目的兩名播音員以外，增加一名播音員（方明）待命，準備隨時播出訃告。為了等訃告，大家都很著急，有人不明白：“如果對內對外都不播出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我們發生的事情把首播權讓給境外？”有人自我解嘲：“別人不著急，我們何必著急。如果搶發新聞出了問題，拿我們是問，不出問題也沒人說好，又何必著急呢？”但是，作為一名廣播工作者，作為國家電臺，總有一種責任感。

正是出於這種情況，中央電臺《全國聯播》節目出現了奇特的安排：18點半先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簡訊，哀樂，在播出了其他兩條新聞之後，18點38分又以“剛剛收到的消息”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訃告（收到稿子是18點32分，方明直播），但在訃告後也就不好再放哀樂了，也就是說在同一節目中播出了兩次內容不同、規格不同的消息和訃告。這種發佈的不統一和中央電臺播出安排的混亂，使聽眾感到莫名其妙。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傳出，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也出現了一些謠傳，一些高等院校貼出了大小字報和標語口號，以悼念胡耀邦為名發洩不滿情緒。

對於胡耀邦逝世的治喪宣傳，開始時設想的規模較大：21日首都各界代表10萬人瞻仰遺體，胡耀邦的老家湖南可派人來京；22日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開追悼大會，4000人參加，楊尚昆主持，趙紫陽致悼詞，鄧小平出席，中央關於喪事活動安排的通知中提出追悼大會由“中央三台”（中央電臺、國際電臺、中央電視臺）轉播實況。實際上，追悼會比葉劍英元帥去世時的宣傳規模還大，那時沒有轉播追悼會；靈車由中央領導人喬石、胡啟立、宋平、溫家寶護送經長安街到八寶山，沿途可以報道（這是過去沒有過的）；治喪期間中央電視臺播放《總書記重返長征路》紀錄片，還可播放其他活動的紀錄片，報紙發照片專版；組織寫胡耀邦工作期間解放老幹部、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工作作風、青年工作和農業方面的紀念文章；播出金日成、西哈努克、昂納克等外國黨政領導人的唁電等。群眾性的悼念活動，可在一些高校設靈堂，胡耀邦家中設靈堂，親朋好友前去悼念弔唁，不作公開報道，但電視臺可拍攝留作資料。據瞭解，胡耀邦去世後，每天有近千人排隊到家中去弔唁。

後來，出現了不正常的悼念活動，有人借題做文章。起初對待這一問題的態度是冷靜的，分清正常悼念活動和不正常活動，只要不出現打砸搶，堅持正面引導，不激化矛盾；宣傳上嚴格按照中央的佈署去做，注意把關，不要有誘發問題的報道和照片。由於事態的不斷擴大，後來有一些治喪活動的報道被取消了，突出了追悼大會。

轉播胡耀邦追悼大會

對於追悼大會的安排和“中央三台”的轉播是非常精心的，深怕萬一考慮不周而引發事端，不能幫忙，反而添亂。4月19日晚，到人民大會堂開了預備會議，並看了追悼大會的現場。那時，從人民大會堂向天安門廣場望去，廣場上有數萬人熙熙攘攘，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圍擺滿花圈，鎂光燈閃閃爍爍，晚上10點半在回電台的路上，仍然有許多人正趕往天安門廣場。後來得知，遊行示威的學生要準備佔領廣場，阻撓追悼會的舉行，甚至有傳聞說，有的人準備攔截靈車。

中央分析，形勢發展很快，氣氛正在發生變化，悼念活動已退居次要位置，一種騷亂的情緒正在增長，一些有組織的活動正在出現。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請願的學生提出七條要求，要求由中央常委出面見他們，一些人發表演講，言詞激烈。中央提出，維護社會治安和秩序是任何一屆政府的職責，穩定大局是壓倒一切的任務。新聞輿論要跟上形勢，要敢於講話，實事求是，態度堅決，發表些言論，引導學生頭腦要冷靜，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被人利用；要勸說群眾，他們是希望穩定的，想製造事端搞動亂的人只是極少數，如王丹、方勵之、李淑嫻這樣的人。不知今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但只要不出現打砸搶，就不要激化矛盾，不要發生直接衝突。前一階段對悼念活動的報道過熱了，加強輿論引導，不能自行其是，要保證追悼會正常進行。

追悼會定於22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央電臺的轉播人員原準備8點30分出發，9點50分開始轉播。8點多鐘，從人民大會堂傳來消息，大會堂的東門口和天安門廣場全是靜坐的學生，中央電視臺的轉播人員和轉播車無法進入東門。我們頓時緊張起來，追悼會能否按時進行？能不能按時轉播？中央電臺立即研究了兩種方案：一是馬上去人民大會堂，想方設法進去，保證按時轉播；二是如果進不了人民大會堂，請負責現場擴音的技術人員，將實況訊號傳送到廣播大樓中央電臺播音室，由播音員在電臺播音，保證萬無一失。我們出發後，看到從六部口到人民大會堂沿途已經戒嚴，車輛順利通過，改道西門進入了大會堂。我們松了一口氣。

中央電臺從9點50分開始轉播，追悼會10點準時開始。這時候才得知，天安門廣場上臨時安裝了擴音器，廣場上靜坐的學生也在收聽轉播實況，這是事先雙方商談達成的條件之一。原計劃追悼會的主要儀式結束，電臺轉播即告結束，後來改為對全國聽眾的轉播按時結束，由廣播大樓播音室播出結束語，告訴全國的聽眾轉播結束，而對廣場上的學生則繼續轉播群眾向遺體告別的實況，以穩定學生的情緒。實際上轉播的時間拖得很長，直到靈車出了人民大會堂的西南門以後，才專門對廣場上的學生在人民大會堂轉播現場播出了結束語。這種精心的設計，是為了穩住廣場上的學生，讓靈車能夠順利出人民大會堂，順利通過西長安街。為此，中央電臺也臨時取消了沿途現場報道靈車經過情形的計劃。

這一切的變動，都是在追悼會進行中臨時確定的，宣傳報道也隨之改變。例如，依據可以報道靈車沿途情況的安排，中央電臺在靈車經過的沿途設了記者報道點，準備進行現場報道，並事先進行了演練。原計劃靈車出人民大會堂東門駛入西長安街，由於擔心中途受阻而臨時改道西南門，在這種情況下，避免因為電臺現場報道“通風報信”而可能出現的麻煩，也就臨時取消了中央電臺的現場報道。對於這種變動，早已等候在沿途報道現場的記者並不知道，所以，當靈車經過西長安街到八寶山的沿途，中央電臺記者仍然按照原定方案認真履行著自己的職責，他們的報道依然傳送到廣播大樓，大樓裏依然錄音，只是不再播出，成了一次真正的實戰演習，為後來慶祝國慶40周年分點報道遊園活動做了預演。

在即將起靈時，胡耀邦的夫人李昭率子女在胡耀邦的遺體前，說了一段深情的告別話。這天上午，從人民大會堂向天安門廣場望去，學生坐滿了廣場，四周人來人往，他們舉著“青年鬥士，民主領袖”、“浴血民主”等橫幅，“山雨欲來風滿樓”，預示著一場大的風暴不可避免了！

（楊正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