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這位素以勇猛聞名全軍的虎將，自1929年參加工農紅軍，經歷了鄂豫皖蘇區的反“圍剿”和創建川陝蘇區的艱苦鬥爭；全民抗戰爆發後，任新四軍旅長、縱隊司令員，堅持蘇北抗日，參加過著名的黃橋決戰；解放戰爭時期任軍長、兵團副司令員，率部參加蘇中、魯南孟良崮、淮海等戰役和渡江作戰，屢立戰功。新中國成立後，指揮九兵團參加抗美援朝，後長期在海軍擔任領導工作，為建立強大的人民海軍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海軍領導崗位上與林彪一夥作戰堅決鬥爭，“文革”期間遭迫害致死

1962年春，李作鵬一夥就以檢查工作為名到東海艦隊，抓住工作中存在的枝節問題，無限上綱，矛頭對著海軍領導人蕭勁光、蘇振華。陶勇覺得味道不對，氣憤地說：“這不是來檢查工作，而是來找岔子、打棍子的！”對他們的誣衊不實之詞作了嚴正批駁。

不久，林彪就把他的親信李作鵬、張秀川等人安插到海軍。開始，他們鑒於陶勇業務熟練，戰功顯赫，威望很高，想把他爭取過來。李作鵬很快派人給陶勇送去兩斤人參。但被陶勇憤然退回。

李作鵬仍不死心，幾次三番給陶勇封官許願，甚至要調陶勇到北京工作，意欲削掉他在東海艦隊的實權。陶勇一概不予理睬。李作鵬惱羞成怒，惡狠狠地說：“沒想到陶勇的頭這麼難剃。要搞倒陶勇，得有個群眾性的運動。”他誣衊陶勇是“東霸天”，非要打倒不可。

1963年1月，在海軍黨委全會上，陶勇公開批評李作鵬推行“突出政治”的做法，說:“不能因為‘突出政治’，連軍事，訓練也不敢抓”。

1965年11月，海軍黨委三屆二次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李作鵬一夥全盤否定十幾年來的海軍工作，卻吹噓他們上臺3年來的海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成就”，甚至把擊落美制RFlOl型偵察機也列入他們的“成就”之中。陶勇拍案而起，針鋒相對地批駁說:“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海軍始終是占主導地位，海軍建設是有成績的，而且成績主要，我們不能割斷歷史!”陶勇還對批判兩位海軍領導人蕭勁光、蘇振華十分不滿。他認為：“不經過中央批准，就鬥爭兩位中央委員，在組織原則上是錯誤的，對他們做結論更是非法的。”為了表示抗議，他憤然離會，到福建總結崇武海戰經驗。會議快結束時，李作鵬一夥打電話給他，並派人當面勸他回去投票，他都一口回絕。不久，他將這次會議的情況當面向中央軍委分管海軍工作的賀龍元帥作了彙報，揭發了李作鵬一夥結幫篡權的陰謀活動。

1966年6月，李作鵬操縱的海軍黨委三屆三次擴大會議召開，陶勇再次拒絕到會。7月7日，中央軍委討論了海軍的鬥爭，指出李作鵬一夥是“搞地下活動，是想黃袍加身”。葉劍英親自打電話通知並派專機到上海接陶勇去參加會議，陶勇連夜乘飛機到北京。7月8日，當陶勇走進會場時，葉帥正在說:“陶勇同志早就看出了你們的問題，就是不參加會議。”

會上，陶勇大義凜然地批判李作鵬一夥:“你們搞地下活動，伸手奪權，這是同毛澤東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黨的紀律不允許的”。在陶勇和其他同志的反擊下，李作鵬一夥的陰謀破產了，其後臺老闆林彪不得不公開幹預。

8月25日，會議被林彪強令停止。9月25日，林彪推翻了中央軍委7月7日的決定。李作鵬東山再起，篡奪了海軍的領導權。

1966年底，葉劍英從北京給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打電話，請他轉告陶勇:“海軍的風要變，要警惕。”

這時，陶勇的胃病也越來越嚴重，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專程到上海勸陶勇：“海軍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養病吧!”

陶勇謝絕了許世友的好意，堅定地說:“我要在這裏頂著!”他深知頂下去的嚴重後果，但他全然不顧，還對戰友說:“對黨內搞陰謀的人，就是要警惕，要揭露。一個共產黨員應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967年初，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姚文元竄到上海，策劃奪權，鬧得中共上海市委無處開會。陶勇無畏無懼，把東海艦隊司令部的禮堂讓給市委開會，並把已被揪鬥的上海市委領導人陳丕顯、曹荻秋及江蘇省副省長惠浴宇等人接到東海艦隊保護起來。

張春橋、王洪文知道後火冒三丈，夥同李作鵬一夥加緊迫害陶勇，胡說陶勇“包庇重用壞人”，保護“走資派”，指使“造反派”、“捉鬼隊”到東海艦隊煽風點火，製造事端。

面對瘋狂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陶勇也感到無法理解了。一次，他對自己的愛子說出了一句憂國憂心的話:“我可能要帶你上風波亭了……”他已經意識到，當代的秦檜——林彪、李作鵬之流，正在磨刀霍霍。

1月15日一早，陶勇剛從杭州趕回上海，就召開艦隊常委會議，旗幟鮮明地反對亂軍，以艦隊黨委的名義發出艦隊不搞“四大”的緊急通知。從17日到20日夜，他帶領艦隊領導同志分頭深入到文工團、體工隊以及艦隊所屬工廠、學校去做耐心細緻的說服教育工作，使部隊形勢得到好轉。

1月20日晚，陶勇不辭勞苦，到護士學校工作至深夜，接著又到訓練團接待“造反派”的代表，耐心地說明東海艦隊肩負海防重任，戰備工作不能放鬆，不能搞“停產鬧革命”，一直談到淩晨4點才回到艦隊辦公室。

1月21日上午，他打電話找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見廖不在家，就派秘書去找。上午10點，廖政國帶著中央文革的兩位記者(一說為《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的記者)應約而來。陶勇坦率地談了他對這次運動的看法和保留意見，希望這兩位能“通天”的記者，向中央反映陸海軍已遭受“造反派”衝擊的情況，要求堅決執行毛澤東主席關於“軍隊不搞‘四大’”的指示，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准揪鬥軍隊幹部、不搞“四大”的進一步規定。

送走記者後，兩位戰友敞開心靡談了各自對於“文革”的看法和自己的處境，互相激勵鬥志。陶勇咬著牙在廖政國的耳邊說:“他們竟敢把老陳(指陳丕顯)抓起來，毛主席知道不?照我的脾氣，帶上一個警衛排，把老陳救出來！”說罷，他一挽手袖，如同當年在戰場上準備衝鋒陷陣一般。廖政國善意地提醒他:“你要多加小心！”陶勇激昂地說:“誰要給我戴高帽子，我的槍要走火!”

然而，李作鵬派到東海艦隊的爪牙已經伸出了魔爪。就在當天下午3點多鐘，陶勇被暗害而死。這位久曆沙場、九死一生、戰功赫赫的將軍，沒有犧牲於槍林彈雨的戰場，沒有獻身於他所深愛的那一片湛藍的大海，卻死於那口又小又淺的澆花小井!

陶勇的心臟剛剛停止跳動，艦隊某政委就斷言:“陶勇一貫好勝。這幾天，害怕自己卷到羅瑞卿的圈子裏去，所以才走這條絕路，我看是畏罪自殺，抗拒運動，是叛徒行為。”

距陶勇死後不到4個小時，李作鵬一夥就擅以海軍黨委的名義，向全軍通報:“叛徒陶勇，畏罪自殺。”

當天晚上，北京和上海紅衛兵的宣傳車就出動了，高音喇叭的狂吠聲和觸目驚心的大字標語都是:“叛徒陶勇畏罪自殺，罪該萬死!”

李作鵬一夥安插在艦隊保衛部的親信，一面別有用心地破壞了現場，一面把陶勇的遺體拖在地上，臉上打上黑叉，戴上高帽子，拍成照片，四處張貼，甚至準備挾屍遊街。他們害怕陶勇的遺骨會引起人民的懷念，奮起向他們討還血債，竟要焚屍揚灰，在火化陶勇遺體時惡毒地批了“家屬不看，骨灰不要”的8個字。

隨後，林彪、“四人幫”的死黨又進一步迫害陶勇的親屬子女，把陶勇列為“蘇(振華)記黑司令部”的“四大金剛”之首，製造了一個株連幾百人的陶勇大冤案。張春橋一夥還秘密逮捕陶勇的夫人朱嵐、進行日夜輪番圍鬥、拷打、威逼她交待陶勇的所謂“叛徒”、“日本特務”的罪行，說出陶勇與周恩來、朱德、賀龍、陳毅、葉劍英等人的關係，矛頭指向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朱嵐大義凜然，嚴詞駁斥，被打得遍體鱗傷，肋骨折斷，於1967年9月23日被折磨致死，終年49歲。

陳毅得到“陶勇自殺”的通報後，感慨萬端地說:“陶勇同志不是‘自殺’，他的死大有問題，總有一天我要面陳主席，把這個問題說清楚！”就在l月下旬，陳毅在毛澤東召見時，向毛澤東報告了陶勇被害、被開除黨籍和軍籍、定為叛徒的冤情。

毛澤東驚聞此訊，非常憤怒和惋惜，很快於1月28日批准了由葉劍英主持制定，周恩來、陳毅等共同研究、通過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頒佈全軍立即執行，明令軍隊不搞“四大”，維護軍隊穩定。

1968年，粟裕把陶勇蒙冤的情況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憤慨地說:“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國主義那麼堅決，說他是‘日本特務’，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嘛！”

粟裕把沒有查清陶勇被害真相當作終生的一大憾事，多次指示有關人員要為陶勇寫本書，以紀念他的功績，宣揚他的品德，讓後人學習。許世友在困難時期也衝破阻力，千方百計地保護、照顧著陶勇的子女。許許多多正直的人，都在為陶勇、朱嵐的被害憤憤不平而奔走呼號。

1974年，中共中央軍委批准為陶勇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周恩來親自指定把陶勇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以蘇振華為書記的海軍黨委也決定陶勇的家屬子女享受烈士家屬待遇，凡整陶勇的所謂“罪行”材料一律無效。

（葉介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