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即重視在港澳地區開展工作，利用港澳的特殊環境，進行革命鬥爭，這其中又以香港為重點。由於澳門地域小、人口少、澳葡當局控制較嚴，中共在澳門的活動受到一定限制，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作用和影響相對較小，留下的資料也是一鱗半爪的，中共在澳門的活動成為黨史研究的一個空白。

一、中共初創階段在澳門的組織狀況

港澳同胞素有愛國愛鄉的優良傳統，一些進步分子還積極配合祖國內地的革命運動。

五四運動爆發後，澳門的青年學生也積極行動起來，開展愛國宣傳活動。據香港《華字日報》報道：“澳門孔教學校的學生對於此次國恥(5月9日)異常憤恨，經已組織11人團，實行抵制劣貨，並派出演說團，雖有學生被捕而志不稍衰，連日仍往澳門附近各鄉散佈印刷物，勸告鄉民實行不買劣貨，流涕以道，聞者莫不感動。”成立於1912年的“澳門童子軍分部，連日遣派隊員往四鄉演講國恥，力勸人人抵制劣貨。演講隊高樹旗幟數支，上書‘晨鐘暮鼓，警告同鄉，振興國貨，毋忘國恥’等字樣，每每到熱鬧場中，輒齊聲高叫‘國恥國恥，國人急起，同雪國恥’等語，並吹喇叭，惹人注意，召集來聽，雖長途炎日，不覺其苦雲”。澳門的崇實、德華、鑄民等十多所學校的師生，也分赴香山縣的翠微、前山、白石等地宣傳抵制日貨、廢除密約，號召同胞奮起參加救國運動。

20年代初，澳門的工人階級開始組織工會，參加反帝愛國運動。1922年5月29日，澳門發生葡警打死華人45人、打傷60多人的慘案，激起了澳門各界華人的極大憤怒，紛紛舉行抗議示威，在各行業工會組織下，3萬多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澳門華商也宣佈罷市。對此，澳門當局採取高壓措施，規定凡未經澳門政府立案的工會團體一律撤銷，宣佈解散68個曾與這次罷工罷市有關的工會團體。然而，澳門工人沒有因此而屈服，繼續堅持鬥爭，迫使澳葡政府坐下來談判，並部分滿足了工人的要求。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黨的早期領導人很早就開始關注到澳門。1922年澳門“五二九”事件發生時，張太雷即向社會主義青年團廣州執行委員會提出，通電警告葡萄牙政府，組織關於葡案的宣講隊。張太雷並在中共創辦的《廣東群報》上發表了聲援澳門工人的文章。

至於中共何時開始在澳門開展活動和發展組織，目前尚無確切的材料，估計在大革命時期即已開始，組織名稱為中共澳門特別支部，由廣東省委領導，成員曾發展到數十人，但大革命失敗後，其工作一度陷於停頓。據中共澳門特支1929年11月在給省委的一份報告中說：“現在澳門的同志，差不多都是成為害怕和機會主義者落後各種現象，只有10個同志還是比較積極，查其原因，為著今年來未有開過一次會，和負責者談話，以為黨對他們作為死了。”這份報告還提出了關於今後工作的設想：“1、訪尋失蹤同志談話；2、去工廠和碼頭把工人組織起來；3、吸收新同志。”稍後的另一份報告也談到中共在澳門的工作目標，從中顯示出大革命失敗後中共在澳工作的重心仍是工人運動。1930年12月，中共廣東省委發出第18號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加緊佈置年關鬥爭，提到“在香港、汕頭、澳門等地方成立失業工人委員會來號召這一鬥爭”。這說明黨在澳門的工作正在恢復。

1931年1月，廣東省委機關遭到嚴重破壞，3月改為兩廣省委，李富春任書記。5月，李富春調到中央工作，省委書記先後由蔡和森、章漢夫、陸更夫接任，其間，蔡和森犧牲，章漢夫被捕，陸更夫也犧牲了。1932年9月，兩廣省委改為兩廣工委，潘洪波任書記。12月，潘被捕叛變，部分同志組成兩廣臨時工委，到1933年底才與中央和屬下黨組織恢復聯繫。1934年3月，兩廣臨時工委改為香港工委，9月，香港工委又遭到嚴重破壞，至此，在香港、廣州等地區的中共黨組織被完全破壞，作為中共廣東省一級的領導機關在一段時間便停止了活動。

在上述背景之下，澳門黨的情況一再發生變故，組織幾經波折，與上級的聯繫也時斷時續。

1931年初，澳門黨組織的工作應當已有進展。這年3月，中共兩廣省委決定抽調幹部到廣州及蘇區工作，其中均打算從澳門支部派人。該文件說：“省委必須從香港、澳門支部和赤色工會中在兩月調10人到廣州去建立”黨的組織。這時在澳門還有共青團的兩個支部6個人。到這年4月，澳門的工作似又有新的發展，機構也已由支部升格為市委，據廣東省委的一份文件提到：“澳門市委要根據上面決定的辦法進行，尤其要去建立失業工人、煙廠、士敏土廠、□廠(原文如此——引者)的工作。”到1931年7月，澳門的黨員已發展到20餘人，改屬中共兩廣省委領導。但一個月後，情況發生很大變化，人員損失近四分之三：“澳市工作有許多和香港相同地方，如大部分在業，大部是瓊崖、海陸豐人。但是都是由香港驅逐出境，或南洋回來的同志，情緒也不很好，一共20餘人，一貫的和平發展。最近破獲被捕同志16人。”

這次破壞使澳門黨組織的元氣大傷，到1932年5月，中央巡視員到粵視察時，澳門黨組織的工作仍然沒有起色：“澳門原來有市委，30多個同志，去年8月大破壞，現在沒有恢復。”可能在中央巡視員巡視之後，澳門黨組織的情況引起了兩廣省委的重視，到這年9月，中共兩廣工委在致中央的信中談到：“澳門工作已派人去建立和恢復，即可成立互濟會和黨團的組織。”然而，兩廣工委很快又遭破壞，倖存的黨員與廣州、澳門“一向無關係，這兩處的關係，尚沒有恢復”。

新成立的臨時工委恢復澳門組織的工作數月之後才重新開始。1933年10月，中共兩廣臨時工委派人到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在答復中央負責同志關於“澳門組織狀況怎樣?怎樣去找?有無找到的把握”等問題時，該同志回答：“由東江交通員新近到澳門，才找到少數過去支部的同志。至於詳細情形，因我來滬前，尚未接到他的報告，大約現有小部分同志找到。將來定由這線索去發展澳門的組織”。1934年3月，兩廣臨時工委改為香港工委。4月，香港工委曾有恢復澳門工作的打算，但在9月份遭到徹底破壞，從此，中共在華南地區包括澳門的活動便一時陷於沉寂。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澳工作所遭遇的這種情況，與“左”傾錯誤的幹擾，特別是王明冒險主義的幹擾是分不開的。如前所述，在較長一段時間，澳門黨組織的工作重心是工人運動，發動工人反對資本家。但由於不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遇到了很大阻力。1929年11月澳門特支給省委的一份報告，就反映了這種情況：“澳門的環境，大有差別，澳門尺寸之地且交通又不方便，若做偉大的鬥爭，當然沒有可能，……以去年陳聯馨香鋪要求加工是一個舉例，因東主減工錢而至罷工，當時澳政府派差拿人，卒至無條件而屈服。所以，對於行動上略有覺悟的，就非常注意，工人對於組織公開工會，一律被解散，秘密則工人駭怕，若逐漸做去才有可能。對於散派傳單等工作，本屬很容易，不過全澳門居住人數太少和交通不便，若此種工作發現，差人(即巡警——引者)就注意到生面人等，而且搜查非常嚴厲，只有做完工作離開澳門才有可能。”

但在當時“左”傾中央的領導下，對澳門黨組織的要求反而更加脫離實際，王明路線統治下的中央認為“目前廣東黨在繼續立三路線錯誤之時，右傾危險特別嚴重”，而提出了一系列冒險主張。1931年是中共兩廣省委發出各種鬥爭號召最多的一年，也是廣東黨組織遭受破壞最為嚴重的一年。這一年，省委先後發出了“接受四中全會決議和反右傾鬥爭”的決議、“五一”鬥爭的佈置、“八一”鬥爭的佈置、關於兩廣兵運工作的決議、關於加強反帝工作的佈置、關於紀念十月革命14周年鬥爭的佈置、關於紀念廣州暴動4周年鬥爭的佈置等等，要求發動工人運動、士兵運動、舉行群眾大會、飛行集會。如“決定‘五一’在香港罷工一天，在廣州罷工一天，在各廠均召集廠內或車間的會議，召集學校的會議，召集飛行集會。在澳門、汕頭也要舉行會議”。兩廣省委不顧客觀環境，不顧實際情況，層層壓任務、定指標。3月份要求澳門調人去廣州、汕頭發展黨組織，動員20人去紅軍；4月份又要求動員30人去紅軍；6月份再提出“澳門工作，在‘八•一’鬥爭中應該發展3個群眾組織、3個同志，建立2個自動的支部。同時要舉行廣大的徵調運動，派去參加紅軍”；9月份又提出“澳門，應動員每個同志分別召集談話會，發展2個、3個到5個的反帝小組”。在九一八事變後，廣東省委不是號召集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是提出“擴大反英反葡反法及一切帝國主義的鬥爭”。在當時的澳門提反對葡帝國主義，這除了引起澳葡當局的進一步防範外，對黨在澳門的工作不會帶來任何實際的益處。“左”傾中央佈置的往往是一些很難執行的任務，對那些達不到冒險指標的組織和黨員，他們便橫加指責，實行懲辦主義：“澳門工作是非常不能令人滿意，那裏的工作完全沒有推動，而且倒退，這次澳門負責同志來，很嚴格的譴責了，解散特支，把負責人放工廠中去找職業”。

這一系列“左”的做法，給中共在澳門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損失，最後弄到黨員無處藏身、黨組織的工作陷於癱瘓的地步。直到王明路線結束，中共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策略方針之後，中共在澳門的工作才開始復蘇。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廣東省委制定的工作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儘管在抗戰時期，由於主要骨幹不斷被抽調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澳門黨組織狀況一度波動較大，但從總體上看，它是朝著成熟、穩健、富有成效的方面發展的。

二、中共成熟階段在澳門的組織狀況

1935年1月，遵義會議之後，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的潘漢年離開長征隊伍，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香港，找到大革命時期就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柯麟。柯麟1931年初受福建省委書記羅明派遣到香港開診所，一直未與中共在香港的組織發生橫向聯繫，在香港站穩了腳跟。1935年中秋節前，潘漢年安排柯麟與剛從國外回來，定居澳門的葉挺見面。之後潘漢年向柯麟提出，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