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是僅次於劉少奇冤案的共和國第二大冤案，它曾經轟動國內並震動世界，使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許多無辜的領導幹部蒙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不白之冤。而此案的平反過程，也是一波三折。

康生一手策劃假案成鐵案

所謂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怎麼回事呢？1931年前後，一批大革命時期和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入黨入團的共產黨員，因河北省委遭破壞而被捕，被國民黨長期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草嵐子監獄）。1936年，他們的刑期已滿，但需要履行一個手續，才能出獄。當時的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向中共駐北方局代表劉少奇建議讓他們履行手續出獄。劉少奇表示同意，並致電黨中央。張聞天在與其他中央領導人商量後同意了北方局的建議，並由張聞天回電。獄中這些同志經過再三商議，同意了黨中央的出獄指示，在監獄主管當局印好的“**啟事”上簽了字後，分九批出獄。1943年3月在延安，薄一波向毛澤東談起了此事。毛澤東說：“這件事我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柯慶施見到薄一波後說：“讓你們辦出獄手續，是北方局向中央的建議。中央批准後，才通知你們。你們這些‘諸葛亮’，非要三請才肯出來。”1945年中共“七大”期間，劉少奇再次澄清：“這件事，是中央讓他們辦的。”這說明，這件事完全是經過黨中央同意後才辦理的，不存在“叛徒”問題。

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康生為了整垮劉少奇，把這件事與劉少奇聯繫起來，作為劉少奇的一個重要罪證。周恩來表示反對，他說：“‘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問題，中央是清楚的。”紅衛兵提出要揪鬥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和中共吉林省委代理書記趙林時，周恩來以中央複電的形式答復：“這些人的出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1966年11月24日，周恩來在給西北局關於造反派要批鬥劉瀾濤的電報中批復道：“23日電悉。請向南開大學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為了慎重起見，周恩來又將批復送毛澤東審批，同時附信說：“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毛澤東也批准了。

但陳伯達、江青、關鋒、戚本禹、謝富治等人到處煽動學校的紅衛兵對六十一人中的倖存者進行揪鬥迫害。通過大量的逼供信，在當時那種不正常的政治環境下，1967年3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全黨發的（1967）96號文件，轉發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黨問題的初步調查》。這個所謂《調查》，完全違背歷史事實，誣陷六十一人“本來就企圖叛黨保命”，而“叛黨出獄”又是劉少奇“背著黨中央”、“背著毛主席”，“策劃和組織的”。從此，由康生一夥製造的大假案，便成了經過毛澤東同意，以黨中央文件形式確認的鐵案。

薄一波慘遭迫害陰霾密佈

1967年初，正在廣州療養的薄一波被紅衛兵揪回北京，受到康生等人的無情批鬥和殘酷迫害。他的夫人、二輕工業部黨組成員胡明被迫害致死。薄一波的家也早被洗劫一空，工資取消了，尚未成年參加工作的孩子無家可歸，沒有了生活來源，陷於饑寒交迫之中。1967年12月下旬，20歲的薄熙永、18歲的薄熙來、16歲的薄熙成，都被投入了監獄。

1975年，複出後的鄧小平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後還擔任中央副主席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他的努力下，許多老同志從監獄釋放出來。2月9日，中央專案組向薄一波宣佈說：“經毛主席批准，解除對你的監護。”現在你自由了，今天就可以出去。薄一波被送到了西直門外國務院第二招待所，孩子們獲准和父親住在一起。這時薄一波才知道夫人胡明已去世，不禁熱淚盈眶。

5月9日，中央專案組的人又跑到招待所找到薄一波，責令他三日內立刻到河南安陽去。薄一波拒絕了：“我不走！我是公民嘛，我有自己的自由。”專案組不斷來人催趕，並且揚言要採取強制措施。但薄一波堅決頂住，絕不受他們的擺弄。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申訴信，又寫信給鄧小平，請他呈轉毛澤東主席。受毛澤東委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同志，把薄一波的信拿到中央會議上討論。他說：“那次出獄的整個經過，都是中央決定的。硬說他是叛徒，我不能同意。”然而由於“四人幫”的干擾，這個問題未能得到解決。7月17日，中央專案組背著鄧小平向薄一波宣佈“審查結論”，仍然說：“薄一波是叛徒，根據黨章規定清除出党……遵照毛主席‘調查從嚴，處理從寬’和‘給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權，關起來，每月發給200元生活費。”他們逼著薄一波在結論上簽字，遭到拒絕。

1977年7月，粉碎“四人幫”已經10個月了，但“左”的專案人員仍逼著薄一波搬離北京。薄一波再次拒絕。“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中的其他人也和薄一波的命運差不多。“文革”前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楊獻珍被判處了8年有期徒刑，出獄後還被流放3年。劉瀾濤在14個月的時間中被批鬥1000多次，夫人劉素菲含冤而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從1968年2月12日到11月8日的9個月中，根據李楚離專案組《審訊記錄》記載，他就被刑訊揪鬥了194次。由於受“李楚離叛徒”冤案的株連，37位高級幹部也被立了案，中央29個部門和24個省市的1604名幹部受到審查，唐山地區737人被戴上“叛徒”、“特務”或“走資派”的帽子，遭到揪鬥。29人在這一冤案中死於非命，8.4萬餘人受到株連的迫害。在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以後，“左”的陰霾仍然盛行，被流放在外地的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唐方雷等許多人仍然留在原地被嚴密監視著，不得越雷池一步。

當事人上書平反阻力重重

1977年7月，薄一波等人及其親屬子女給中央寫信，要求平反這個重大冤假錯案。11月11日，孔祥禎，這個於1936年春向獄中黨支部傳送中央指示的當事人，再一次給中央寫信，把所有經過都作了詳細的說明。他懇切地說：“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事關幾十個幹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報告中央，一旦個人命盡，真會使我死不瞑目，遺憾九泉了。”因為瞭解這一問題的當事人，只剩他一人了。1977年12月8日，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遺孀王先梅，給鄧小平寫了一封申訴信。

12月25日，鄧小平作出批示：“請東興同志批交組織部處理。王其梅從抗日戰爭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問題不應影響其家屬子女。”汪東興看了也接著批示：“請耀邦同志閱辦。毛主席歷來有指示，應區別對待，不能歧視。”12月31日，看到了黨中央兩位副主席閱批過的這封申訴信，胡耀邦立即找了幾位同志研究並決定：應把這個問題的解決，當作徹底平反“六十一人案”的突破口。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實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寫給中央領導同志的信（摘要）》，並發表了該報評論員文章《落實幹部政策的一個重要問題》，引起廣泛反響。熟知“六十一人案件”的人認為，對王其梅同志家屬和子女落實政策，又發表評論員文章，說明康生等人蓄意製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

然而平反問題並沒有像人們想的那樣簡單，仍然是阻力重重。6月9日，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找胡耀邦與陳野蘋談“六十一人”問題。汪東興說：中央專案組的第一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是“文革”剛起步時黨中央決定成立的，由華國鋒同志和我們幾人（指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直接負責的。這兩個辦公室的案子，都是經過毛主席批定的。現在應繼續貫徹毛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問題是經過毛主席和黨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還有彭德懷、陶鑄等人的問題，也不能隨意翻過來。第一辦公室的人也強調中組部不得為“六十一人案件”翻案。

胡耀邦暗中工作獲得小平支持

對於汪東興和中央專案組的這種態度，胡耀邦沒有多說什麼。但他一直在悄悄地操作著“六十一人案件”的平反問題，爭取得到鄧小平的支持。1978年6月25日，鄧小平在一份關於“六十一人案”的申訴書上批示道：“這個問題總得處理好才行。這也是實事求是的問題。”7月4日，華國鋒也批示：“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組部進行復查，向中央寫個報告。”他指定幹審局副局長賈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這項工作。1978年夏，中組部決定由賈素萍、倪書林、周曦和、張漢夫四人對“六十一人案”進行調查研究，胡耀邦特意交代他們要先去看望薄一波。賈素萍四人首先來到西直門國務院招待所，向薄一波作調查。見到薄一波後，他們親熱地問候：“薄一波同志！您好。”被人稱為“同志”，這是十二年來的第一次，使薄一波非常激動。賈素萍說：“今天我們先來看看您，聯繫一下，請您根據自己的健康狀況，定個時間，我們再來聽您的意見。”薄一波高興地說：“我的身體很好，不必另約時間，今天就談，行不行？”他把中組部長派來的四位同志請到自己住的房間坐下，一口氣談了七個多小時。在炎熱的夏天，賈素萍等四人在北京到處奔跑。先後找到“六十一人”中的周仲英、馬輝之、劉有光、朱則民，和他們逐一座談，傾聽意見。

８月初，賈素萍四人來到赤日炎炎的安徽安慶，在一間小平房裏訪問了劉瀾濤。劉瀾濤從西北被揪到北京，在監獄關了8年。1975年5月28日從監獄放出來以後，戴著“叛徒”的帽子被流放到安慶。即使身處逆境，劉瀾濤仍然保持著對党的忠誠。他在一首小詩中寫道：“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總作罷。人海蒼茫君何往，党是親娘神州家。”無論往那兒發落，劉瀾濤對黨對人民的赤子之心是堅貞的。見到中組部的同志後，一向理智的劉瀾濤不禁老淚縱橫。在淮南，安子文受到中組部來的同志的親切問候與關懷後，像委屈的孩子見到娘一樣失聲痛哭。他們在安徽訪問結束後，又到天津、山東、吉林、陝西調查。他們夜以繼日地查閱檔案，研究材料，衝破重重阻力，付出了巨大的艱辛。他們調閱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