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成員之一姚文元，於2005年12月23日病故，官方在半個月後通過新華社公佈了其死訊。不過，香港《文匯報》在新華社消息公佈之前幾日，特別轉載了兩篇有關姚文元在獄中及入獄前後的文章，披露了姚文元在獄中反省認錯且不時鬧笑話的窘境。

這兩篇分別題為《姚文元出獄前後》、《捲入“一月奪權”，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來龍去脈》的文章，原是刊登在上海的一家報紙，推算具體時間，應是在姚最後彌留的日子。

姚的官方訃聞與其他幾位“四人幫”成員獲“同等待遇”，報道口徑一致，且淡化處理，標點符號計算在內，字數都控制在百字以內。據2006年1月6日新華社發佈的消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於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歲，於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1996年10月刑滿釋放。”

姚文元服刑期間和出獄後，其妻女一直生活在上海盧灣區一所普通民宅裏。某人士曾去看望姚的妻子金英，並在之後的文章記述：姚家居住在一幢普通居民樓的二樓，“夏日的中午，二時半，我敲響了房門。姚文元的三女兒給我開門。金英與二女兒、三女兒住在一起。大女兒已經出嫁了。她早已不在原單位工作，已經調到一個很不醒目的工作單位，只是掛名而已，從未上班。她長期請病假在家。她很少外出。” 1986年起，姚繼承了其父姚蓬子的部分遺產，由妻子代管，作為家屬去探監、妻子治病和子女學習的費用。上海市盧灣區殘聯對記者透露，姚的一個女兒是殘疾人，四十多歲，生活相當貧困。姚的女兒曾說，獲有關部門允許，她們可以去看望在浙江湖州養老的父親，但一年只能去一次。至於姚養老的具體地址，她對外保密。

姚的女兒至今仍生活在其父帶來的陰影中。有一次當地居委會舉辦一個聯歡會，居委會幹部對外再三強調，姚文元的女兒和其父已“劃清界限”，否則也不會讓她參加聯歡會。然而，即便如此，聽說有姚的女兒參加，一些獲邀的地方官員，最後仍拒絕出席這個聯歡會。

姚文元年輕時的自我介紹，往往是這樣開頭的：“我的父親也是左翼作家，叫姚蓬子。”“我父親是魯迅的戰友。瞿秋白、馮雪峰、胡風，都是他的好朋友，我們家的常客。我受父親的影響，對民族解放運動就非常嚮往……”但姚蓬子曾變節一事為人所知後，姚文元就回避再談自己的父親了。據公開報道，年輕時姚的形象，大抵是這樣的：“獨來獨往。他住機關集體宿舍，總是要一個人獨住。很少跟同事來往，也從不向組織暴露思想。”“懶得出名。那件鮮藍色的棉幹部服，穿了幾個冬天，已經油光可鑒了，他照穿不誤，不洗也不刷。同事們稱他為‘賣油條的小販’，他也笑笑。臭襪子、髒襯衣之類，要等星期天帶回家去，讓保姆洗，他自己連塊手絹也不洗。頭髮總是到了不得不剃的時候，才進理髮店。每天早上，他總是機關宿舍裏起床最晚的一個，從不參加做操。午睡時懶得連鞋子都不脫，斜著躺在床上。” 姚“唯一的愛好是看書、寫稿。他的宿舍裏放著個藤書架，他不時從家裏帶來書。”1955年，姚寫了一篇批判胡風的文章《分清是非，劃清界限》，得到了當時身為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張春橋的高度賞識。1957年，在毛澤東提及的幾個文藝界年輕人之中，唯有姚文元的評價最高——王蒙要“幫助”，李希凡要“下去”，而姚文元是“不錯的”。同年，姚刊登在上海《文匯報》上的千字文章《錄以備考——讀報偶感》，毛澤東看到後頗為讚賞，當即通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上加編者按予以轉載，姚文元由此一躍而成為文壇“新星”，成為上海作協黨組成員。

一般認為，點起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雖然是姚文元執筆，卻是張春橋和江青在幕後策劃。但據復旦大學博士生導師朱維錚透露，“評《海瑞罷官》如果沒有朱永嘉的出力，姚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寫出來。”

1964年到1968年，朱維錚曾和姚文元“共事”，辦公桌挨著辦公桌。“姚文元沒有朱永嘉，就寫不了《評〈海瑞罷官〉》，朱永嘉是明清史學家，也是我的師兄。姚文元沒什麼學問，高中畢業後在盧灣區團委工作，不過他善於揣摩毛澤東的心理”。

“文革”開始，姚任中共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此後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文革”期間，姚要麼不寫文章，一寫就會登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全國各報一律全文轉載，傳達的無不是“毛主席的聲音”，體現的都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並成為全國“政治學習文件”。

據披露，姚文元在入獄後，“不像江青大吵大鬧，也不像張春橋一言不發，每天讀報、看書、寫檢查、談自己的認識，要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劃清界限”。“在監獄裏，他每天都仔仔細細看報紙，從頭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著拿起鉛筆寫‘批示’了。他也愛看電視，尤其是每晚的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節目，他是必看的。”獄中，姚還寫點類似於《論自然科學與哲學》之類的論文。有一次，獄中的姚文元“看到報上登的全國人民生活富足了，很多人家過年時都是大米白麵猛吃時，就向監獄方面提出，這樣可不行啊，這樣搞幾年就會沒有糧食吃了，得發個票進行限制。請你們趕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們轉告一下。他的建議受到了獄警的訓斥：‘現在中國不是你們當權那個時候了，老百姓日子好過多了，你還是好好改造你自己吧！’聽了這話，姚文元恍如隔世，不太相信。”

1996年，姚文元刑滿出獄。他在親人的陪同下，“來到北京火車站購買回上海的火車票。這位昔日出門時都是前呼後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時在排隊的人群中，將頭上的帽子壓得低低的，生怕有人認出自己。當火車在上海火車站停靠，姚文元下車看到自己的妻子金英時，眼淚都快流出來了，不覺長歎一聲：‘唉，這真是十年一夢啊！……

姚出獄後一直隱居浙江湖州。據悉，姚獲釋後曾提出，在有生之年有兩個願望：能出回憶錄，能重新入黨。但據一家境外媒體報道，其42萬字的回憶錄未出爐，之後他又寫了一部五萬多字的《回顧與反思》，透露“文革”後期的一些歷史真相。2001年，中央有關部門曾准許姚出版回憶錄，但要送審，海外不得出版。

姚的回憶錄從1956年寫到1976年他被捕的一刻為止。據境外媒體報道：“姚撰寫回憶錄的消息傳出後，國內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著，香港也有幾家‘左’派出版社開出高價。最後，有3家出版社要以500萬元買斷版權。”他的回憶錄完稿後，交有關方面審核，但一直無下文。但此後，姚每月有4000元人民幣養老費，另配一名警衛兼護工照顧他。

姚的過世，再次提醒世人那段十年荒謬歷史的存在。雖然2006年是“文革”結束30周年，但對歷經那段動亂年代的人們來說，一些傷痕仍在，一些影響仍在，一些情緒也都還在。

（宋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