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蘇聯解體前後，中共高層隨著事態的發展做出各種研判和應對，在這個歷史重要關口的關鍵抉擇，考驗著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政治智慧，因為這不僅關系著外交領域的轉變，更關乎中國未來的走向。“老大哥”之死無疑給中國帶來了巨大沖擊，對蘇聯又愛又恨的情懷體現在後來的各種爭論、研究之中。更重要的是，中國如何越過蘇聯的廢墟，找到正確的方向和道路。

“政治團”變“經貿團”

1991年12月25日下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外交部大樓四層，一陣電話鈴聲在一間辦公室響起。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李景賢接起電話，電話來自遠在莫斯科的中國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王藎卿:“蘇聯央視預告今晚七點鐘有重要新聞直播!老戈(指戈爾巴喬夫)大概要‘完’了。”

“已經意料到戈爾巴喬夫遲早要下臺;但沒預料到這麼快。”20年後，李景賢接受專訪時這樣描繪當時的情景。他放下電話，立即向錢其琛外長等領導報告。那天下午，外交部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到中南海開會。27日中央有關蘇聯解體對策的討論只進行了半小時。據{李鵬外事日記》記載，這次會議由江澤民主持，對蘇聯解體後的形勢作了分析，一致同意，我方承認原12個加盟共和國獨立。會上江澤民總書記這樣表示。江隨即指示趕緊給正在俄羅斯等國訪問的對外經貿部部長李嵐清發電通知這些相關國家。不遠處坐著的李景賢從皮包裏抽出備好的電報紙，立刻擬稿，寫一頁塞給前面的錢其琛修改一頁，然後由最高層領導過目畫圈。

27日這天，中國官方媒體相當低調，《人民日報》僅僅在國際版刊發了蘇聯解體的消息和一篇記者特寫《紅場易幟紀實》，文中提到紅場上人們的感情“十分複雜”。

蘇聯解體後一周左右，江澤民總書記召集36人開了幾天的會，上午下午連軸轉，並要求人人發言不得少於半小時，講透徹。36人都是與蘇聯或俄羅斯有關的重要官員和學者。面對如此“突變”，一些學者提出“高層叛徒論”一些則表達了“體制說”。

蘇聯國旗落下後的一兩小時，一架波音767包機載著李嵐清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降落莫斯科。出發前夕，李鵬總理表示需要派位元元元部長去，並由“政治團”改為“經貿團”探路，由李嵐清部長任團長，此刻各加盟國尚未獨立，不宜以政治團名義出訪，但保持交往卻不可耽擱。代表團初到蘇聯的幾日，談判進展較慢，而當27日中南海會議後，錢其琛外長致電原蘇聯各國外長告知承認其獨立。並准備談判建交後，中國代表團受到各國熱情接待，談判極為順利。

尊重各國自己的選擇是總體思路。曾任外交部蘇歐司蘇聯處處長、中國駐俄羅斯公使周曉沛透露，當時，“根據中央決策及外交部領導的指示，我們注意冷靜觀察，未雨綢繆，並做好各種應急預案。一旦蘇聯政府公開承認某共和國獨立或正武宣告自身解體，立即按‘承認、建交、設館’的一攬子三步曲，一舉解決與原蘇聯各國的關系問題。”

蘇維埃紀行

蘇聯革命、改革及命運，在中國領導人心中的分量很重。在變幻莫測的世界風雲中，其選擇也因時因勢而變。東歐持續動蕩的1991年初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思考要不要訪問蘇聯。此前他已多次收到戈爾巴喬夫訪蘇邀請，當時還收到戈氏的親筆信。

“1989年戈爾巴喬夫來訪問，我們總有個回訪。(人家幾次邀請)你沒理由回絕.這是個外交禮節問題。”中聯部調研咨詢小組成員、國際問題專家俞邃教授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最終，江澤民決定5月訪蘇。彼時，代表團駐地地下室裏堆滿了罐頭、玩具、糖果、旅遊鞋等禮品，整整五車皮，都是江澤民准備送給莫斯科和聖彼德堡市民的。

“8‧19事件”確實難以預計。江總書記訪問之前，先期與蘇方討論公報的代表也多次與蘇聯外交界朋友和百姓交流、考察。他們的總體印象是，高層權力在向葉利欽傾斜，但葉氏也未必想解散蘇聯，2000多萬平方公里的聯盟估計能夠繼續存在。參與談判調研的李景賢還深深感受到底層群眾對蘇聯存亡問題的冷漢。“那時蘇聯像是坐在一座火山上，雖然表面上很平靜，但是人們很浮躁。看起來形勢大好，但是人們想的和高層說的完全不一樣。”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田春生1989年至1991年在蘇聯做訪問學者，她曾回憶，“比如我當時住在俄羅斯科學院研究生院宿舍裏，經常和俄羅斯人聊天，他們有做生意、出國等等想法，感覺不是很穩定。”

1990年4月俞邃研究員等專程前往蘇聯考察，想弄清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什麼。回來後，他形成了一份萬字報告，將蘇聯模武的弊端歸結為三句話:一是思想理論的僵化，教條；二是經濟管理的凝固化，機會主義；三是政治生活不民主化，缺乏民主。

只握手，不擁抱

蘇聯解體前的各類調研其實多少都與中國高層領導的判斷有關，尤其是鄧小平。

1989年5月16日9點35分，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鄧小平安靜地坐著等一個人。他對在場的同志說:這三年多時間裏，“就想著今天怎麼樣跟他談”。10點差一兩分鐘，鄧小平破例走到東大廳正門外迎客。10時整，戈爾巴喬夫來到鄧小平跟前，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的手握在一起達35秒，但都“貫徹”了鄧小平之前特別叮囑的這次見面時“不擁抱”的原則。沒有提綱，更沒有講話稿，就是中方人士也事前不知道他將談什麼。面前一個麥克風、一杯茶。兩個半小時大多是鄧小平在說，戈爾巴喬夫偶爾回應，更多頻頻點頭。“我是作為一個晚輩去見一位長輩的。”戈氏之前曾這樣對隨行人員說，這一年鄧小平85歲，戈氏58歲。

“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是鄧小平首先定下的調子，中蘇兩大國關系正常化由此破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上世紀50年代蜜月期之後至此的三十年間，中蘇經歷了三個十年:十年論戰、十年對抗及十年談判。這期間，有文鬥也有珍寶島的慘烈武鬥。“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恩主義，沒有搞清楚。”鄧小平說，“固定的模戎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細細琢磨，這些1000多天思考出的話語是在談蘇聯，又是在反思中國。

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會見後，東歐、蘇聯的局勢進一步動蕩。有一次，他與幾位中央負責人談話時說:東歐、蘇聯亂，我看也不可避免，至於亂到什麼程度，現在不好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