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長征到陝北的中共中央，為了爭取輿論的理解和支持，粉碎國民黨的政治“抹黑”，讓外界瞭解真實的紅區情況，在黨的歷史上開創性地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方針。黨中央主動邀請或歡迎中外正直的人士來訪問，就是一個重要的舉措。

斯諾是回應中共對外開放方針，應邀訪問陝北紅區的第一人。他的《西行漫記》等著作，向世人介紹了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和黨的政策，起到了正視聽、助革命的強大作用，一時名揚天下，這是黨的對外開放方針的重大勝利。斯諾此訪的意義在於，為外國人來訪開了個好頭，打破了敵人的封鎖，改善了黨的政治生態環境。但是，還有許多鮮為人知、饒有興味的故事，他並未寫入《西行漫記》中。本文擇其要者，以饗讀者。

踏上“偉大的探險”之路

斯諾1936年到陝北“探險”前，已在中國生活了7年。

斯諾的祖父塞繆爾•斯諾，擔任過美國首任駐廣州領事，他少年時就聽到過關於中國的故事。1928年，不滿23歲的斯諾經夏威夷、日本到了上海，身份是週刊《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後來又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駐上海的特約通訊員。從1929年起，斯諾開始遍訪中國內地的主要城市，以及東三省、內蒙古、兩廣、雲南、臺灣等地，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有了一定瞭解，同情勞苦大眾的苦難生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斯諾曾以戰地記者身份前往東北採訪。返滬後，又經歷了“一二八”抗戰。他根據見聞，在1932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遠東前線》，頌揚東北和上海軍民的英勇抗戰。同時，在書中根據第二手材料，對江西蘇區的情況作了報道。

斯諾是怎樣產生訪問陝北動機的呢?這事與宋慶齡有關。他為撰寫宋慶齡傳記，1931年9月在上海拜見宋慶齡，進行了多次長談。他被宋的偉大人格深深感染，並同她建立了真摯的友誼關係。經宋慶齡的介紹，斯諾結識了魯迅。在他們的影響下，斯諾“在對中國的現實認識上，來了一個飛躍”。後來，在魯迅的具體指導下，斯諾編輯了英文的中國左翼作家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

1933年秋，斯諾離開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執教，並在這裏結婚安家。在此期間，他同學生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分子來往密切，並且和他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一起積極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正是從這些學生那裏，他得到了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新聞記者的敏感，使他立刻萌生了要到陝北紅區，親眼“看一看蔣介石費了十年時間試圖‘清剿’的究竟是些什麼人”的念頭。但怎樣去呢?一時無策。1936年春，斯諾又去拜訪宋慶齡，表達了這一願望，宋表示贊同並願幫助。時隔不久，宋慶齡接到有關人士轉來的中共中央的電報，內容是請宋幫助邀請一名誠摯的西方記者和醫生，到陝北訪問。

經宋慶齡介紹，斯諾與中共華北地下黨取得了聯繫。1936年6月，他帶著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委託柯慶施，用隱性墨水寫給毛澤東的介紹信，懷著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帶著兩架照相機、24個膠捲和許多筆記本，登上了從北平駛往西安的火車，開始了他的被後人稱作“偉大的探險”的旅程。

受到蘇區的熱烈歡迎

當時，駐紮在西安的張學良的東北軍，已經同陝北紅軍達成了停戰協議。這為斯諾進入紅區提供了方便。

7月初，斯諾乘東北軍的卡車由西安到達膚施(即延安，當時為東北軍控制)，然後步行，於7月9日到達紅軍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剛一到達，他就受到一個蓄著濃密黑鬍子，雙目炯炯有神，態度溫和的青年“軍官”的接待。這位“軍官”用流利的英語同他交談，斯諾大感意外。談話中他才知道，接待他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周恩來說：“我們歡迎來蘇區訪問的任何一個記者。阻礙記者來訪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寫出來，我們將從各方面幫助你瞭解蘇區的情況。”斯諾沒有想到，剛來到這個“神秘”之地，就受到熱情接待，興奮得徹夜未眠。

斯諾在安塞住了兩天，同周恩來商定了一個92天的採訪計劃。第三天，周恩來派人騎馬護送他前往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斯諾在這裏受到更為隆重的接待，大半中共中央委員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同群眾一起，熱烈迎接第一位到訪的外國人。群眾打出的歡迎橫幅上用中英文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在保安，斯諾開始了他對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的正式訪問。

毛澤東正式接見斯諾前，7月13日晚有一個禮節性的看望。斯諾在窯洞裏等待著，直到吃完飯時毛澤東才來。毛澤東用力同斯諾握手，以平靜的語調寒暄，要斯諾在同別的領導人談過話後，熟悉一下周圍的環境，認識方位，然後去見他。之後，他緩步走過擠滿農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靄中散步去了。7月14日，保安舉行歡迎斯諾和馬海德大會，毛澤東出席並即席講話，對客人的到訪表示熱烈歡迎。

7月1 5日，毛澤東正式會見了斯諾，主要談中國抗日的世界性問題。此後，毛澤東與斯諾又有過幾次談話：7月16日，談中國抗日的形勢問題;18日、19日，談蘇維埃政府的對內政策問題;7月19日，張聞天接見斯諾，回答他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階段劃分等問題;7月23日，毛澤東同斯諾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的關係問題，第一次公開表述中共的獨立自主立場。7月底至9月中旬，斯諾前往甘肅、寧夏，採訪紅軍前線部隊。返回保安後，9月24日，毛澤東同他談聯合戰線問題;10月間，毛澤東應斯諾再三要求，同他連續幾個晚上談個人歷史和關於紅軍長征的經過。對他人系統地談個人經歷，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僅有的一次。為慎重起見，毛澤東要求斯諾將這部分內容整理成文後，由黃華譯成中文，交毛澤東仔細審閱修改。黃華照改英文稿後，再交給斯諾。談話通常從晚上九點開始，持續到次日淩晨兩點，吳亮平(時任中央宣傳部長)做翻譯。這些談話，馬海德通常在場，但他只聽不發言。

辣椒趣話

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內容很廣泛，除政治外，也穿插一些趣聞軼事。

斯諾在保安的時候，幾乎每天都去毛澤東的窯洞裏坐坐。毛澤東也經常邀他來吃飯。毛澤東的飲食非常簡單，經常是一盤兒辣椒，一盤兒青菜，偶爾有少許肉。主食是小米飯或饅頭。即使是斯諾這樣的國際友人光臨，也只是加一份兒賀子珍用野果子自製的甜食。

斯諾來吃了幾次飯，見都是幾乎不變的飯菜，便對毛澤東說：這樣的生活太清苦了。而且特別不理解，毛澤東為什麼總吃那麼多辣椒呢?但毛澤東卻不以為然地說，只要有辣椒就滿足了。他非常能吃辣椒，有時用饅頭夾著辣椒吃，不咧嘴，不冒汗。據說，長征行至甘肅的時候，毛澤東吃西瓜還就辣椒，吃得津津有味。

一次飯後，毛澤東對斯諾談起辣椒問題。他說：“吃辣椒多少能反映一個人的精神，革命者都愛吃辣椒。因為辣椒曾經領導過一次蔬菜造反。我的家鄉湖南出辣椒，愛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產’的革命者也不少，如黃興、陳天華，以及紅軍中的彭德懷、羅榮桓、王震、賀龍等。而在世界上，愛吃辣椒食物的國家，往往‘盛產’革命者，如法國、西班牙、墨西哥、俄國等等。”他邊說邊笑，最後竟哈哈大笑起來，顯示了他那幽默隨性的風格。

斯諾是記者，見多識廣，但從未聽過這樣的“辣椒論”，頗感新鮮，但也覺得有點“玄妙”。他不理解：辣椒怎麼與革命掛上鉤了呢?他正在對毛澤東的這番“辣椒論”默默思考時，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說： “有一支《辣椒歌》，我唱給你聽好嗎?”斯諾說：“太好了!願一飽耳福。”於是，毛澤東用他那不太悅耳，但卻非常認真的湖南腔唱起來：

遠方的客人你請坐，/聽我唱個辣椒歌。/遠方的客人，你莫見笑，/湖南人待客愛用辣椒。/雖說是鄉里土產貨，/天天可不能少。/要問辣椒有哪些好?/隨便都能說出幾十條：/去濕氣，安心跳，/健脾胃，醒頭腦。/油煎爆炒用火燒，/樣樣味道好。/沒得辣子不算菜呀，/一辣勝佳餚。

唱完後，毛澤東笑著問：“怎麼樣?”斯諾說：“很好，很有味道。”其實，斯諾是個能歌善舞的人，對唱歌很內行。他覺得，如果從聲樂的角度評判，毛澤東唱得並不算好。但他那特殊的湖南腔和認真風趣的特色，使歌聲很有味道，似乎也帶點辣味。

但是，歌聲歸歌聲，理論歸理論。斯諾頭腦中的辣椒與革命的關係問題，仍未解決。於是又問毛澤東：“意大利人也以愛吃辣椒和大蒜出名，怎麼現在不出革命家，反而出了墨索里尼?”

看到斯諾這般認真提問，毛澤東笑了。他用中國一句俗語回答：“辣椒是窮人的大葷。”這個帶有極大模糊性的回答，使這位同情中國革命的“洋人”，更加摸不著頭腦了。

關於西紅柿的傳說

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保安招待斯諾吃晚飯，餐桌上有一盤紅豔豔的“狼桃”(即西紅柿)炒辣椒。斯諾好奇地問：“啊!保安還有西紅柿?”毛澤東用筷子夾起西紅柿放到斯諾碗裏，並即興說起西紅柿的來歷：“西紅柿從歐洲傳入我們中國，才有幾十年，在民間還沒有大量栽種。傳入你們美國，可能比中國還要晚一些吧?”

斯諾笑著說：“我想不會比中國晚多少，因為西紅柿的老家在南美洲秘魯的森林裏。它是16世紀才被一個英國公爵帶到歐洲的。”毛澤東邊聽邊點頭。他接著說：“聽說西紅柿原來有一個很可怕的名字叫‘狼桃’，是嗎?”

斯諾說：“對，西紅柿還未被人們發現能食用之前，就是叫‘狼桃’。”毛澤東接著說：“那是因為西紅柿的枝葉分泌出來的汁，氣味特別難聞，一直被人們視為有毒之果。直到18世紀末法國的一位畫家，在為西紅柿寫生時，便決定品嘗一下這個可愛又可怕的‘狼桃’。他品嘗之前，穿好了入殮的衣服，接著就吃了一個。他覺得甜滋滋、酸溜溜的，十分清爽可口，並無難受之感。西紅柿的食用之謎揭開了，迅速風靡世界，成為人們竟相食用的最佳蔬菜。這個名氣不大的法國畫家也因此成為傳奇式的人物。”

毛澤東娓娓的述，引起斯諾很大的興趣。他從此知道了“西紅柿”有一個美妙的傳說，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