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8日到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到陝西調研。在公開報導中，這是他就任現職後出京調研的第九個省份。

身為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每次出行都能引起諸多關注，此行也不例外。除了對“打虎”動向的猜測，他在陝西期間主持召開的部分省區黨委書記、紀委書記座談會，也引起了諸多解讀。

作為一種決策機制，中央領導人主持的高層座談會，時常出現在官方報導中。在中共歷史上，這種類型的座談會也並不鮮見。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代領導人就經常召開省委（第一）書記座談會。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也多次召開省委書記座談會，但中紀委書記召集省委書記召開座談會並不多見，南方週末記者所能查閱的公開出版物中，尚未見有先例。

“黨政工作機制中，座談會是中國特色。”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小勁說，對於黨政系統中各類座談會的定位並沒有統一的明確說法，其地位也難以一言概之，但在關鍵時刻能反映中國政治體制的彈性。

“開座談會比較靈活”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座談會意即不拘於形式的會議。在中共建政之前，“座談會”就經常召開，著名的要數延安文藝座談會。

“開座談會比較靈活。”中央黨校黨史系教授羅平漢說，不像一些有制度規定的會議，會期、會議規模、參會人員都有明確規定，比如開中央全會就必須是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才能出席，且發言相對自由。另外，有些會議的名字不好確定，比如跟黨外人士開會，叫座談會才比較合適。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在陝甘寧邊區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宣傳中共的抗戰主張，在邊區、分區、縣（市）三級政權中都有召開。

座談會不僅在人員安排上靈活，在召開的時機上也比較靈活。改革開放初期，沿海的廣東、福建率先開放，但自1981年下半年開始，這兩省的走私販私愈演愈烈，一些幹部也參與其中。為此，中共中央書記處在1982年2月11日召開了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開啟了一場打擊經濟領域中違法犯罪活動的鬥爭。

中共領導人中，毛澤東經常在外地召開各地黨委負責人座談會，與後來幾任領導人不一樣。毛澤東經常在武漢、杭州等地召開中央全會，全會之後，往往就地召開座談會。鄧小平之後很少在外地召開中央全會，但會在北京召開各地黨委負責人座談會。

1981年7月2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京閉幕後，中央專門請各省市區黨委書記留下來，開了兩天的座談會，討論陳雲提出的關於培養提拔中青年幹部和老幹部離休退休的兩條建議。鄧小平在講話時提出，選拔培養中青年幹部是“決定我們命運的問題”。

江澤民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也經常在外地召開座談會。1993年一年就召開四次經濟工作座談會，當年5月在上海召開了華東6省市經濟工作座談會，6月在西安召開西北5省區經濟工作座談會，8月在大連召開華北、東北八省市經濟工作座談會，9月在廣州召開中南西南10省經濟工作座談會，各省書記、省長悉數參加。

不過，在胡錦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10年裏，鮮見他在北京之外召集省委書記省長召開座談會的報導，一般都是以中共中央名義召開座談會時，有多位政治局常委參加，他主持。在外地按片區召開的經濟工作座談會基本都是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

本屆中央領導集體組成後，公開報導中，習近平在外地至少召開了四次有部分省委書記參加的座談會，例如2013年7月在武漢召開了有湖北、山西、黑龍江、浙江等省省委書記參加的座談會。

今年以來，習近平召開了三次有省委書記參加的座談會，5月27日在浙江召開了華東7省市書記座談會，6月18日在貴州召開了西部7省市書記座談會，7月17日在吉林召開東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此三次座談會的共性都是聽取對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經常在外地召開片區經濟座談會，一般都是省長參加。

作出決策的不在少數

回顧中共建政以來的各類高層座談會，通報情況、聽取意見的占多數，但作出決策的座談會也不在少數。

1953年初，毛澤東認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義。周恩來為此於當年2月19日，在北京主持召開了關於加強政府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座談會，決定此後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畫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經過中央討論和決定後方能執行。

1955年11月16日到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大中城市黨委負責人座談會，周恩來主持，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張小勁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治國理政中，座談會能起到重要的協調作用，在過去正式的黨政機構不夠嚴謹的時代，座談會可以起到補償作用。

“文革”後，由於各類機構及議事規則尚處於重建，很多決定也是由座談會決定的。1979年10月4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華國鋒、鄧小平、陳雲到會講話，會議決定後兩年的大中型項目堅決再減掉幾百個，確定工業生產增長速度按6%定下來，爭取達到7%-8%。

改革開放初期，農業生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迅速推開，但同時也有雜音。1980年9月14日到22日，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肯定了這種做法，並作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座談會紀要，進一步完善了農業生產責任制。

今年是西藏自治區成立50周年，自成立以來，中央關於西藏工作的幾次重要部署也是通過座談會完成的。這5次座談會從頻率上看並無明顯的規律。1980年3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京主持召開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中央援助西藏的特殊政策；1984年中央召開的第二次座談會成了全國性援藏工作的標誌；1994年第三座談會上作出了“對口援藏”的決策；2001年第四次座談會繼續貫徹了援藏政策；2010年第五次座談會則對加快四川、雲南、甘肅、青海四省藏區經濟社會發展作出全面部署。

在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授許耀桐看來，座談會是開展工作的多樣形式之一，重要性不因為名稱而降低，“鄧小平的南方視察講話，並不是在一個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但其重要性顯然不言而喻”。

公開資料顯示，隨著制度的逐步健全，一些帶有行業會議性質的座談會正逐漸淡出，而行業性的工作會議日趨固定。1990年代初，幾乎每年都會召開全國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全國宣傳部長座談會，但近年這類會議已經很難見到，一年一度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則每年都會召開。類似的還有，1990年代經常召開的全國組織部長座談會，現在公開報導中也很少見到，但每年都會召開全國組織部長會議。

現在每年也會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召開一些座談會，每年春節前，中共中央都會召開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每年7月底8月初，中共中央還會召開一次黨外人士座談會，就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和建議。這兩類會議都由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

另一每年必開的座談會是，徵求對政府工作報告意見的座談會。溫家寶就任總理後前3年是每年召開4次，2007年開始增加一次基層群眾代表座談會，變成5次。十八大之後，2013年開始又改為3次，其中一場由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參加，一場由科教文衛體和基層群眾參加（過去分兩場），另一場由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參加（過去也分兩場），李克強擔任總理之後沿襲了每年3次的做法。

召開前會進行調研

長期研究中國政治的許耀桐說，包括座談會在內，不論什麼樣的會議，在召開之前基本都會做前期準備調研，有些問題就是調研過程中尋找出來的。“而座談會的召開，有時起定海神針的作用。”許耀桐說。

1977年8月4日到8日召開的全國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也叫“八八座談會”），就為科教界的撥亂反正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提到科教，總令人想起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以及郭沫若那篇《科學的春天》。

實際上，八八座談會才是“春天之前的驚雷”，這次座談會決定恢復高考，並推翻了“兩個估計”，“兩個估計”指的是：“文革”前17年科技教育戰線執行的基本是“修正主義路線”，知識份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是壓在科技教育界知識份子頭上的兩座大山。

這個座談會是剛恢復工作不久、分管科教工作的鄧小平組織召開的，當時採訪此事的新華社記者顧邁男後來寫了回憶文章，稱座談會召開的4天時間裏，鄧小平每天都到人民大會堂與王大珩、楊石先等科學教育界人士交流。與會的科學家和教授都經歷了長達10年的磨難，大家發言爭先恐後，主持會議的中科院副院長方毅不得不請他們按順序發言。鄧小平與大家有問有答，有些問題當場解決。

在中國社會步入正軌以後，遇到重大突發事件，往往也是一個座談會就能對解決問題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2008年5月汶川地震發生後，災區帳篷緊缺，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親自過問此事，5月22日上午他在北京主持政治局常委會，研究抗震救災工作，當天下午立即趕赴浙江湖州，實地考察帳篷生產情況，並就地召開救災帳篷生產企業負責人座談會，有民政部、江蘇、浙江兩省負責人彙報情況。此後江蘇、浙江兩省加快了帳篷生產速度。

2008年，中國除了發生汶川地震，經濟也受全球經濟危機影響，溫家寶也經常召開座談會尋求對策，在7月8日到11日4天時間裏，他就在中南海召開了三次座談會，聽取地方負責人和專家意見。

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後，2013年7月23日在武漢召開座談會，這是公開報導中，他第一次在京外召集省委書記開座談會。

習近平在這次座談會發言時提到，“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攻克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習近平的發言被解讀為為接下去的深化改革定調，隨後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部署了進一步深化改革。

（錢昊平 孫良滋 李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