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後”新生代漸露頭角

這19位“65”後省委常委中,既有最年輕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也有最年輕的省長、省紀委書記、省政法委書記和省會城市“一把手”。

2015年6月,甘肅省委班子迎來了新的變動,副省長李榮燦任省委常委。此番新晉省委常委的李榮燦,此前由商務部“空降”甘肅,是財會制度、出口貿易方面的專家,但更為引人關注的是,他是一名“65後”官員。

據《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統計,李榮燦此次在甘肅“入常”後,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已有16個省份有了“65後”省委常委,共計19人。他們中既有最年輕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也有最年輕的省長、省紀委書記、省政法委書記和省會城市書記。

作為“65後”官員中的領跑者,眼下他們已主政一方,很可能會在不遠的未來拾級而上,在更高的層次影響中國。

主政地方的“實權派”

目前,這19位“65後”省委常委職務最高的是黑龍江省省長陸昊。同時,他也是19人中唯一的正部級幹部和中央委員。

除陸昊外,其他18人擔任的職務有常務副省長(3人)、副省長(3人)、省委秘書長(2人)、省紀委書記(2人)、省委宣傳部長(2人)和組織部長(1人),而最多的還是省會城市(或其他重要城市)的“一把手”——市委書記(5人),成為主政地方的“實權派”。

這5位市委書記分別是廣州市委書記任學鋒、福州市委書記楊岳、西寧市委書記王曉、貴陽市委書記陳剛和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委書記張安順。其中,任學鋒和楊嶽還是“65後”官員中為數不多的兩位中央候補委員。

輿論普遍認為,這些重要城市的市委書記在省裏既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是鍛煉幹部的最佳崗位,由“65後”新生力量擔任,可謂是一舉兩得。

這19人中,最年輕的是出生於1968年10月的遼寧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譚作鈞,今年還不到47歲。

譚作鈞1990年從武漢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先到江南造船廠鍛煉,之後長期在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工作,不到40歲即擔任該集團公司總經理。

據媒體報導,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國際船舶市場急轉直下。但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在譚作鈞的帶領下,仍保持了平穩的發展勢頭,按期保質地完成了軍工任務。譚作鈞後來回憶說,那段時間,他經常是如履薄冰,甚至寢食難安,不敢有絲毫懈怠。2012年6月,44歲的譚作鈞轉入仕途,出任遼寧省副省長。

回顧譚作鈞的履歷會發現,他創造了多項紀錄:2008年擔任中國船舶工業集團總經理時,是當時最年輕的央企總經理;2012年任遼寧副省長時,是當時最年輕的副省長;2015年被任命為遼寧省委常委,又成為最年輕的省委常委。

甘肅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張曉蘭是19名人中唯一的女性官員。出生於1965年11月的張曉蘭來自重慶,是目前5名女性省紀委書記之一,也是最年輕的省紀委書記。

不同于大部分女性省委常委畢業于政治、經濟或管理專業,張曉蘭是理科出身。不到17歲,她就進入四川大學物理系學習。7年後,取得碩士學位的她被分配到重慶市光學機械研究所任助理工程師,不久就調至剛剛成立的重慶高新開發區,正式進入幹部序列。

在重慶高新開發區,張曉蘭從基層幹部一直做到管委會副主任。因工作出色,2003年她被提拔到團中央,任書記處書記。五年任滿後,張曉蘭再次回到地方,擔任甘肅省副省長。

在甘肅,張曉蘭曾兼任資源大市慶陽市委書記。期間,她曾較為妥善處理正甯縣重大校車安全事故。

2011年11月16日,正甯縣榆林子鎮一輛幼稚園校車與一輛翻斗運煤貨車相撞,致21人遇難,其中19名為幼兒。事故發生後,張曉蘭出任救援總指揮,一邊組織力量救治傷患,最大限度防止死亡;一邊嚴查事故原因,依法處理事故責任人。

同時,慶陽市委及時做出決定,停止2012年公車更新計畫,將預算資金用於購置校車,為每個鄉鎮配備一輛標準化校車。

這19名官員中,西藏自治區政府黨委副書記、自治區政府常務副主席鄧小剛,兼任政法委書記,也是目前最年輕的省委政法委書記;而福州市委書記楊岳則是省會城市中最年輕的“一把手”,剛剛47歲。

從政路徑多元化

從履歷看,這些“65後”官員仕途起步的路徑更加多元化。有的在黨政機關,從科員逐步晉升至省部級幹部行列;有的在國企工作,逐步晉升到高級管理人員行列,後棄商從政;有的在研究機構或高校從事科研教學工作,“學而優則仕”走上仕途;還有的從共青團起步,後轉入黨政機關擔任要職。

這19人一個較明顯的特點是,不少人在企業(或產業園、科技園、高新區)工作過,具有較豐富的經濟工作經驗,仕途起步於企業經營和管理。有分析認為,他們得以提拔與國家當前以經濟建設為主的基調相契合。

比如陸昊曾任北京制呢廠廠長、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主任;譚作鈞曾任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張曉蘭曾任重慶高新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王曉曾任青島高科技工業園管委會主任助理。

此外,廣州市委書記任學鋒也曾在濱海新區前身、天津新技術產業園區工作長達12年,從工程師一直做到管委會副主任。2004年7月,任學鋒來到香港,先後擔任香港津聯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副董事長、董事長等職。

津聯集團是天津市政府派駐香港的機構,也是天津市在海外唯一的綜合性企業。津聯集團控股的天津發展控股有限公司於1997年12月在香港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並於1998年進入香港恒生指數100家,成為恒生紅籌指數成份股之一。

執掌津聯集團4年後,任學峰完成了“由商到仕”的轉型,正式走向政壇,升任天津市副市長,步入省部級領導幹部行列。

有輿論認為,2014年任學鋒從天津“空降”到廣州任市委書記,與他曾執掌香港大型中資企業的經歷,以及在第三大直轄市天津長期分管商業及涉港事務有密切關係——這些經歷有助於他主政廣州後,進一步推動穗港合作。

與“40後”“50後”,甚至其他“60後”官員相比,這19位“65後”官員中,多數屬於“專家型”官員,學歷較高,視野開闊。

據統計,他們中有8人擁有博士學位,9人有碩士學位,一些人還出自北大、清華等名校。比如陸昊、陳剛(貴陽市委書記)畢業于北大,楊岳、陳剛(北京市副市長)畢業于清華,王曉畢業于中國科技大學,張西明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西明是一位典型的專家型官員,他1985年進入中國社科院學習,開始從事新聞法制研究,出版過多部新聞傳播學專著,並多次赴西方國家和港澳臺地區進行學術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張西明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期間,還曾被邀請到中南海給党和國家領導人講課。2003年8月12日,十六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內容是世界文化產業發展狀況和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張西明就是那次授課的兩位專家之一,當時年僅38歲。

2004年,張西明開始到中宣部理論局掛職鍛煉,並由此走上仕途。他先後在中宣部擔任理論局副局長、局長、副秘書長等職。2015年4月,他“空降”到青海省任宣傳部長。

此外,寧夏自治區政府常務副主席張超超、貴陽市委書記陳剛和北京市副市長陳剛從政前,也都從事過研究或教學工作。

北京市副市長陳剛的教育背景和從政經歷都離不開“規劃”兩個字。他在清華建築學院先後獲得建築學、城市規劃學學位。

1989年至1994年在留校任教期間,陳剛參與了北京、廣東、浙江、廣西等地的多個城市規劃項目,是一位專業的城市規劃師。

1994年,在為廣西柳州做城市規劃專案時,因出色的表現被柳州市政府看中,陳剛離開清華赴任柳州市市長助理。3年後,陳剛返回北京,歷任北京市城鄉規劃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副主任、主任。

這些年,陳剛負責的規劃建設專案包括北京商務中心區的總體規劃、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等。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他還參與了奧運會設施的總體規劃、奧林匹克公園及中心區的選址規劃工作。

2006年,陳剛升任北京市副市長,負責住房和城鄉建設、國土和軌道交通等工作。

2012年7月,北京市委換屆,他和時任北京市朝陽區委書記陳剛同時當選北京市委常委。兩位陳剛一起“入常”,在京城一度傳為佳話。

共青團被稱為中共的助手和後備軍,是中共培養幹部的搖籃。這些“65後”高官也不例外,他們中超過一半(10人)的履歷都與共青團有關,其中4人還曾在團中央擔任要職。

福州市委書記楊岳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就當選為團中央常委,先後任全國青聯副主席、全國學聯主席,畢業後留校任校團委書記。在北京通州區委副書記位置上短暫過渡後,楊岳於2001年當選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在團中央工作8年後,楊嶽以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身份調任福建省委秘書長,3年後任福州市委書記,是年43歲,成為最年輕的省會城市書記。

楊嶽離開團中央後,時任團中央青工部部長王曉接任團中央常務書記的職務,並於2013年5月出任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長。王曉曾是中科大學生會主席、全國學聯副主席、安徽省學聯主席。畢業後,王曉的仕途起步于青島開發區管委會,27歲出任青島團市委書記,30歲升任山東團省委副書記,在共青團系統任職達18年之久。

與楊岳、王曉兩人的共青團系統工作經歷不同,黑龍江省省長陸昊、甘肅省紀委書記張曉蘭雖有團中央的工作經歷,但在進入團中央之前,二人都曾在地方工作過較長時間。

山東省委宣傳部長孫守剛、浙江省委秘書長趙一德和四川省委組織部長范銳平的仕途都起步基層,雖然沒有進入團中央,但都在地方團委任過職,尤其是孫守剛。他從團縣委幹事做起,當過團縣委書記、團市委書記和團省委副書記,從政31年,有15年是在共青團系統。

此外,北京市副市長陳剛、廣州市委書記任學鋒和吉林延邊自治州委書記張安順大學畢業後,也都在地方團委工作,並由此走上仕途。陳剛和任學鋒曾留校任團委書記,張安順則先在長春一汽集團團委工作,後調入共青團長春市委任副書記、書記等職。

歷練意圖明顯

如果仔細梳理這些“65後”省委常委的履歷,不難發現其中帶有較明顯的歷練意圖。而歷練的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到西部(或邊緣省份)任職,二是擔任重要城市(如省會城市)的“一把手”。

目前,這19人有超過一半都在西部省份任職,有些還是援疆或援藏幹部。比如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鄧小剛,就是援藏幹部出身,在赴西藏任職前曾長期在北京工作。

現年48歲的鄧小剛仕途起步於北京。

1994年,他進入北京市計委,任副主任科員。2001年,已是副局級幹部的鄧小剛獲得新的平臺——豐台區副區長,此後又出任了通州區區長。2005年,鄧小剛被北京市選派為援藏幹部,同年6月就任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助理,一年後當選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2011年末,鄧小剛當選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

青海省委宣傳部長張西明、甘肅副省長李榮燦、寧夏自治區政府常務副主席張超超、西寧市委書記王曉、甘肅省紀委書記張曉蘭和貴陽市委書記陳剛,在赴西部任職前也都在北京工作。

陳剛的仕途起步於北京市外經貿委副主任,不久調往北京市朝陽區。2006年10月,陳剛任朝陽區委書記。在他主政期間,朝陽區的GDP總量在2010年首次超過海澱區成為京城經濟第一區。2011年,朝陽區GDP突破3000億元,比陳剛就任區委書記時的2006年翻了一番。

2013年7月,陳剛調往貴州省,任貴陽市委書記。上任後,他積極與中關村管委會聯絡建立兩地合作平臺,甚至還遊說柳傳志等深耕中關村的大佬,尋求支持。2013年9月,中關村貴陽科技園簽約成立;不久後,中科院軟體研究所貴陽分部、貴陽資訊技術研究院也相繼正式揭牌。

據統計,這19人中跨省任職的有13人,其中有9人由北京調往西部(或邊疆)省份。

除了艱苦地區外,對年輕幹部而言,另一個重要的歷練崗位是重要城市的“一把手”。在這19人中,擔任過市委書記一職的有11人,占比接近60%。

分析認為,主政一方的經歷對於官員的晉升極為關鍵,特別是書記一職。擔任“一把手”後,官員的大局觀和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既能夠得到鍛煉,又能夠很好地考察,是日後提拔的重要依據。

海南省常務副省長毛超峰曾長期在河南任職。2001年,36歲的他出任焦作市長時,面對的是一個資源枯竭、污染嚴重的煤城。在5年的任期內,毛超峰使焦作成功轉型,從一個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為全國優秀旅遊城市,實現了經濟和社會全面轉型,被譽為“焦作現象”。

2006年,毛超峰出任河南人口第二大市、人均收入在河南墊底的周口市市委書記。在5年任期內,周口市人均收入實現了三倍增長,周口也從文化資源大市轉型為文化產業大市。毛超峰因在焦作和周口的政績名聲大震,2012年當選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時年47歲。

四川省委組織部長范銳平在入川前,在湖北先後擔任過鄂州和襄陽的市委書記。他主政鄂州時期,在全省率先提出城鄉一體化的施政思路,得到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認可,並把全省城鄉一體化的試點放在鄂州。

據統計,范銳平主政鄂州期間,湖北省10多項改革試點都放在鄂州。作為這麼多改革試點城市的“一把手”,沒有掌控大局、處理各種複雜問題的能力是很難勝任的。

在幾位從團中央出來的“65後”省委常委中,也可以看到“市委書記”歷練的環節。他們從團中央到地方後,擔任的第一個職務往往是副省長或省委秘書長,兩三年後,再出任重要城市(多為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為今後的發展做準備。

楊岳、王曉、張曉蘭以及比他們更年長的趙勇(現任河北省委副書記)、孫金龍(現任湖南省委副書記)都遵循了這一仕途軌跡。

(蔡如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