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海

2.葉說，十一月六日這天會上，“大抵因為職業的敏感性，在保衛科工作的王洪文拿過簽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單，從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為重要的聯絡圖”。（434頁）實際情況是，那天根本就沒有什麼“簽到本”，王洪文等幾個十七棉的人很晚才來，更沒有王洪文刷刷抄下“聯絡圖”這一舉動。

3.葉說王洪文在會上說：“我提議成立上海工人造反聯絡站。”（435頁）這更是無稽之談。事實是，這天下午的會上，各參加工廠單位的人揭發了各自單位黨委壓制群眾的情況，紅衛兵提出上海工人要組織起來，否則工廠的文化大革命就會被鎮壓下去。這一點大家有同感。這時822工廠的岑麒麟和上鋼三廠的戴祖祥拿出一個用石膏刻制的圖章，名稱是“上海工人赤衛隊”。這時王洪文就坐在我旁邊，當即表示反對，認為原來講好今天僅僅是交流情況，怎麼連印章都搞好了？這不是“真主意假商量”嗎？我也有同感，與會的許多單位代表也覺得奇怪。於是岑和戴被當成“政治扒手”轟了一下。首都紅衛兵打圓場，說前幾天他們來過三司聯絡站，已議論過工人要組織起來的事，他們也是好意。

這種情況下，“赤衛隊”不好用了，這時紅衛兵提出就叫“造反隊”，但大家不太同意。我提出，這個名稱應該能讓人接受，能團結人，叫造反隊不合適。現在共產黨領導，難道你要造共產黨的反？老工人一聽就會感覺刺耳，這怎麼能團結大多數呢？王洪文等人都支持我的看法。但紅衛兵堅持這個名稱，並大聲朗讀“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時似乎一些人也接受了。我提出，既然叫造反隊，就應該含義明確一些，加上革命兩字。這點大家比較同意。最後有人提出，北京一下子搞出幾個紅衛兵司令部，上海工人不要也分裂成幾個司令部，內部搞不清楚，建議再加上一個“總”字。就這樣大家一致同意定名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會上從來沒聽到過有“工人造反聯絡站”的提法。即使“造反隊”，提出後大家爭論比較大，思想上一時接受不了。之前，各工廠企業也都沒有叫造反字眼的，就是“紅旗戰鬥隊”、“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等，基本出發點都是文化大革命是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為了防修反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大民主運動。僅提“造反”，就會有造共產黨反的嫌疑，故大家一時都不能接受。王洪文在廠裏也是組織“永紅”戰鬥隊，怎麼可能提出叫“造反聯絡站”呢？完全是葉永烈胡編出來的。

4.葉永烈說：“在這次會上，王洪文提出既然成立司令部，就得選司令，驚人之語，開始操縱會議……。”（435頁）

葉永烈既沒參加會議，又沒訪問過主要當事人。我問過許多人，都說從來沒見過這個葉永烈，只有廖祖康（王洪文秘書）被葉永烈找過。但廖沒理他。於是葉就主觀胡編。

事實是，那天會上沒有提過選司令這個問題。連什麼委員、常委都沒議論過。僅僅議論了開大會時主席臺上總要坐人，即“主席團”成員。會議一致同意當天參加會議的單位作為發起單位，各派一個人組成主席團成員。議論主席團主席時，由大家自報出身、簡歷和為什麼造反。當時與會的只有兩個共產黨員，王洪文和秦麒麟，但秦自報在四清運動中延緩登記。當時首都紅衛兵竭力主張由潘國平任主席團主席，認為他能說會道，造反精神足。我感到潘海派氣息重，於是提出請王洪文擔任，因為王是共產黨員，復員軍人，又是保衛幹部。我提出後幾乎沒什麼爭議，這也反映了與會者雖然互不相識，但對共產黨的幹部還是一致相信的。

至於大會執行主席，大家一致同意由潘國平擔任。

本來，大會主席團在大會結束後就不存在了，但因為此後各方面找“工總司”聯繫時總找王洪文、潘國平，自然就形成了“工總司”一、二把手負責人了，主席團成員自然也就成了“工總司”總部的成員了。

對於以後組建常委委員班子，是後來形勢正常後確定的。會議始終以首都紅衛兵包炮（中央美術學院紅衛兵）等主持，根本不存在王洪文提要選司令，“開始操縱會議”等情況。葉為何編出這段情節？無非想證明王從廠裏就“對黨不滿”，要成立“造反聯絡站”，要當“總司今”，無疑是“大野心家”。

葉說：“工總司最初籌備會議的委員中，三十多人只有兩名黨員，王洪文和耿金章”。事實是，耿金章根本就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直到蘇州回來後才冒出來。

七、寫“搶紅布”

《興亡》中有這樣一段：“在協大祥，王洪文十幾個哥兒們，闖了進去，王洪文說了一聲‘找紅布’！……。店員說鈔票布票呢？‘你找曹老頭要’，王洪文哈哈大笑……，店員說我這兒有電話，你給市委打電話，說完將紅綢搶下。無奈王洪文只好給市委撥打電話，深更半夜曹荻秋怎麼會在辦公室？……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哥們兒便從店員手中搶去紅綢”。（436頁）編得真是活龍活現啊！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中，還有“將協大祥支部書記找來……”的文字。

事實是怎樣的呢？我是這件事的當事人，自始至終都在場。因為決定十一月九日召開“工總司”成立大會，需要一點紅布做袖章。在十六日會上，我們還循規蹈矩，擔心錢和布票哪里來。不想卻被紅衛兵嘲笑，說我們婆婆媽媽的。當時分工時，上海紅衛兵造反委員會方勁戎說：“文化廣場會場我們包了”；“炮打司令部”紅衛兵紅鷗提出，“工總司”的辦公地方他們包了，就放在巨鹿路691號；就是缺一些做袖章的紅布。我們一部分人去協大祥布店設法借。

那天是十一月七日淩晨，去了包括王洪文，保溫瓶2廠的範佐棟，五一電機廠的丁德法等七八個人。因為是淩晨，所以我們是從後門進去的。開始值班的店員有些緊張，不知發生什麼事。我們向他解釋，上海工人要組織起來，缺點紅布做袖章，想借一些，同時範佐棟拿出工作證給他看。看看我們一些人還都著工作服，並不像歹徒搶劫的樣子，也就不緊張了。但說店裏沒有紅布，見我們不信，帶我們去店堂看。果然只有半板紅綢，大約十幾公尺，我們就拿了這些。當時由範佐棟寫了借條，承諾“工總司”成立後和他們結賬。

那天真正出面的根本不是王洪文，主要是範佐棟出面，怎麼會扯出王洪文給曹荻秋打電話，還講“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那時誰也不知道市委電話，更不可能知道曹辦公室電話。十幾個“強盜”還怕一個老頭子？還無奈給曹荻秋“打電話”？編得也太蹩腳了。總部取得經費後，派丁德法去協大祥結了賬。

因為紅綢不夠，我們又去了金陵東路一個棉布批發倉庫。那天正巧倉庫一值班的開門出來小便，我們就上去了。開始那人也緊張，解釋後，他不僅不緊張了，還領我們進去。裏面有兩三人值班，知情後一致表示支持，並幫助我們從上面搬下大約四捆紅布，每捆直徑約有一公尺，這下解決大問題了。離開時我們表示感謝，雙方熱情告別，這就是事實！

可是葉永烈卻寫成：“這回王洪文有經驗了：把門叫開後，吩咐兩個哥們兒們看守大門，兩個哥兒們看守電話，他自己帶人進入商場，果真搶到一大批紅布……”（436頁）

1.那時大家互相認識僅幾個小時，誰是誰的“哥們兒”？而且出面交涉的主要還是範佐棟（還有幾個紅衛兵），王洪文當時只不過跟跟而已。

2.根本不存在 “看守大門”、“看守電話”，也沒有必要那樣做，一切都非常順利。

3.那是一個批發倉庫，根本就沒有“商場”，何來“王洪文帶人進入商場搶了一大批紅布”？葉永烈連起碼的事實都沒有弄清，就把故事寫到書裏。

“一月奪權”後，一次毛主席接見王洪文，談到當時困難，做袖章的紅布都沒有，只好硬借。毛主席說：“有什麼辦法啊，人家不承認你嘛”，就是指這件亊。

八、寫“安亭事件”

這件事要從十一月九日在文化廣場召開“工總司”成立大會說起。

葉永烈說，大會前十一月八日，“那些穿藍色工作服的來訪者”，到康平路要求曹接見，但曹未見，由劉冠英代表市委接見。“我們提出三條要求，……限於今日下午二點答復”。“下午二時到了，上海市委仍沒有答應‘工總司’的‘三項要求’。王洪文罵罵咧咧：曹老頭，明天我給你顏色看看”。（438頁）

1.事實是，十一月八日大家忙於第二天的大會組織工作，我們，包括王洪文，只知道上海市委在延安西路三十三號，根本就不知道康平路才是市委負責人辦公地。那天是有上海及首都幾個紅衛兵去康平路，根本沒有“幾個穿藍色工作服”的（即工人）。目的是想請市委參加成立大會，講幾句話給予支持，反映了當時雖然對市委壓制群眾不滿，內心還是承認市委是党的領導的心態。否則根本無需市委參加。

曹荻秋決定不參加十一月九日大會的消息，當天下午我們才知道的。上午還有消息說曹來參加大會，大家非常高興。故大會一直等到下午。王洪文不可能在十一月八日就得知曹不參加，而且說“曹老頭兒，明天我給你點顏色看看”這樣的話。當時我們儘管在文革開始階段受壓制，但大家對中共上海市委還是信任的，希望市委參加、支持。否則要請曹來幹什麼？

葉永烈這一點睛之筆是別有用心的。大會後第二天發生的“安亭事件”，便可由他編造成：王洪文早就要用“安亭事件”給市委“顏色看看”了。

2.等到下午，曹荻秋不肯來。葉說：“當‘工總司’核心成員討論下一步棋子該怎麼走時，王洪文提出了‘上北京去告曹老頭’。”（441頁）

葉永烈這樣一編，承上啟下：後來的“安亭事件”，無疑王洪文早就有“預謀”了。事實是，大會從上午一直等到下午，曹荻秋沒來，紅衛兵不知從哪兒找來張文豹（原市委組織副部長）。這時大家還是對市委抱有信任的，既然曹不來，有個代表市委的講幾句肯定的話，大家也就放心了。但張說我不能代表市委，也不能表什麼態，這時台下群眾轟起來，要他滾下來。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想到市委既不參加又沒有一個態度，怎麼辦？心裏感到不踏實。尤其是許多參加會議的人，一個廠就來幾個人，擔心回去要遭到更大的迫害。此時我看到有幾個紅衛兵提出不能散，到市委去要曹荻秋接見，主席團的人也都同意。這時根本就沒有要去北京告狀的想法，還是要爭取市委接見。

根本不存在什麼“核心組研究”，根本就沒有核心組，更不存在“王洪文亮出了他主張，上北京去告曹老頭。”如果真是這樣，為什麼隊伍不從文化廣場直接開向火車站，而要冒雨到延安西路市委大樓去？傍晚時又到中蘇友好大廈的咖啡廳等市委領導接見？

曹荻秋的“三不”指示，我們在大會期間根本不知道，而是隊伍冒雨到了延安西路三十三號上海市委大樓，等了一二個小時，曹不肯見。但又傳來消息（大樓的一隻大喇叭叫的）說，曹在咖啡廳接見大家。於是隊伍湧向咖啡廳。這時隊伍已經不成形，主席團的人互相找不到。到了咖啡廳，門都沒開，大家都湧在門口淋雨，等了半個多小時。這時忽然傳來曹的“三不”（不支持、不承認、不參加）指示，一下子激怒了又饑又冷（大部分穿著工作服，午飯、晚飯都沒吃）的群眾。我見到一位紅衛兵（是首都還是上海的也沒有看清）拿著電喇叭，高呼“我們要去北京去！我們要見毛主席！”隊伍約二千多人，一下子回應起來，開始湧向火車站。沒有任何人組織，也沒有人帶隊。人們是自發地、一窩蜂似地擁向北火車站。接下來便發生了後來所說的“安亭事件”。當時如果曹或者市委的某個人出面代表市委安撫一下，就決不會出現“安亭事件”。

3.葉永烈在寫作“安亭事件”過程中創造了許多故事。

所謂“安亭事件”，就是幾千人擁向火車站要北上控告，上海市委發了兩列車，一列開到南京被扣下，一列602次列車開到上海郊區安亭被鎖進叉道。還有幾百人滯留在車站，這部分人步行到安亭匯合。時間從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月十三日，歷經五天。

關於攔阻上海至北京的14次特快列車，葉永烈完全是在道聼塗説的基礎上添枝加葉。當時不少人被扣在安亭的第二列火車上，許多單位派了人到安亭來發傳單，動員大家回上海。

《興亡》這樣寫道：“王洪文說：‘好馬不吃回頭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一下表，對他部下說，等會兒上海到北京的十四次特別快車要經過這裏，我們攔住十四次，要他們把602次（被困的列車）掛在十四次後面，直上北京！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時零二分，14次列車不得不驟然刹住。”又對列車長說：“我們就是要攔住你14次特快列車。王洪文哼了一聲。”

怎麼攔的？葉永烈沒說。當時流行的說法是“臥軌攔車”。特快列車在安亭小站根本不停的，全速前進，“軋煞不管”，誰敢臥在軌上？於是別出心裁地編出一個“停車臥軌”說——車停下來後大家再躺在鐵軌上。這樣矛盾又來了：既然車已停下（怎麼停的也沒有交代），還有什麼必要再臥軌？只要控制駕駛室或堵障礙物不就可以了嗎？

葉永烈說：“聽說韓哲一要來安亭，王洪文終於決定放行14次列車。滬寧線大動脈被切斷20小時零21分之後，在11日上午8時23分，十四次特別快車終於轉動了車輪。”（443—444頁）

具有官方背景的周克、李成吾等編寫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對安亭事件描述如下：“看到陳伯達的電報後（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動員大家回上海），王洪文、潘國平、黃金海、張寶林等人大為恐慌。他們急忙煽動了幾百人，從車上(被困在支道上的)下來臥鐵軌……，中午又把上海至北京的14次特快列車攔了下來。據上海鐵道路局調度所記錄，該線從11月10日上午9時20分起，共被迫中斷31小時34分。”

《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是這樣寫的：“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1979年12月8日寫的《關於安亭事件中斷行車的情況》中說，14次列車，從11月10日上午9時20分至11月11日下午16時54分止，共中斷行車31小時34分。”[6]

可見，當年多如牛毛的大批判文章抄來摘去，蓋出於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而王年一的來源，又是陳伯達所說的“上海鐵路局調度所記錄”。而這個“記錄”，竟出自“安亭事件”後十三年才出籠的上海“鐵路局調度所”。這個調度所是“上海工人赤衛隊”的大本營，其主要負責人王玉璽就在這個單位。在“康平路事件”時，王將調度所的人全部調到康平路，致使鐵路南北交通全部癱瘓。同時他自己利用職權，私調列車將大批赤衛隊送到北京，以致于後來周總理親自下令逮捕他。現在自然成了大左派了。這樣的調度所在十三年後寫的“情況報告”，有多少可信度？

葉永烈與上述表述不同的是，將官方傳統的阻攔三十一小時三十四分，改成二十小時二十一分，起止時間從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時二十分至十一日下午四時五十四分，變成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點零二分至十一日早上八點二十三分。官方傳統的說法有依據，是十三年後“上海鐵路局調度所的情況報告”，但葉根據什麼？

我認為，所謂安亭阻攔14次特快一事，是根據政治需要編造的。理由如下：

1.我是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時到安亭的（因九日那天胃疼得厲害，回廠醫務室打針治療，沒一起湧向火車站）。去後，得知曾有一列648次普客列車停下來，原因不詳，停車時間約二十到三十分鐘。這時，有人向裏面塞傳單。至於14次列車被攔，我既沒看見過也沒聽說過。按停車31小時34分，應在下午四點多離開，這時我在安亭，不可能看不到。亊實上當時根本沒有被扣列車。

2.葉永烈很“聰明”，他感到寫31小時34分，要出洋相，因為十一日上午韓哲一（華東局書記）等領導到了安亭，並答應派快車送大家去北京，還祝大家一路順風，許多人還請韓簽名留念。這時安亭根本沒有被攔列車，更沒有14次列車，所以葉永烈將14次列車改成早上8點23分離開安亭，在韓去安亭之前。總的阻斷時間，也縮短了11小時13分。這並不是疏忽，而是葉永烈精心編造的。

葉說：（攔車前）“王洪文看了看表，對他的部下說，等一會兒14次特快列車要經過這裏，我們要攔住14次特快列車。”“部下”是什麼人？葉沒說。而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中，“部下”指的是潘國平、黃金海、張寶林等人……[7]

為什麼葉永烈故意忽略了“部下”名字呢？他清楚地知道，要是寫出部下的名字就漏餡了。因為當時我根本不在安亭（10月10日），而大家又不認識張寶林，張更不是總部的人。我去安亭根本找不到王洪文。只到12日淩晨，張春橋乘著卡車去煤場上接見大家時，才第一次見到王洪文也站在車上。怎麼可能這幾個人“研究”之後，發動群眾幾百人“臥軌”呢？

怎麼攔車？葉永烈又有了新的發明。官方和“傳統的說法”叫“臥軌攔車”，葉感到太離奇了：14次特快到安亭全速前進，“軋煞不管”，誰敢臥？於是，葉永烈改成了“攔車臥軌”（434頁）。問題是，攔車何必臥軌，放點路障就足矣。

葉永烈說，王洪文看了一下表，說14次特快列車快到安亭。完全是不靠譜的編造——王洪文有“火車時刻表嗎？”即使有，他也查不出14次特快在安亭小站停靠的時間。因為這次列車根本不停！謊言總難自圓，葉永烈本想通過編故事來彌補破綻，沒想到，剛補上這個漏洞，那邊又出現了一個更大的漏洞。

3.《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一書中提到：王洪文1980年6月5日被審訊時說：“我雖不主張他們攔截火車，也做了工作，但主要責任還是我，因為我是頭。” 陳伯達認為：“傳說王洪文不僅臥軌，而且帶頭，這可能不符合事實。”[8]

由此可以證明，王洪文根本是反對攔截火車的，而且在我等幾個人的公訴書和判決書中，也根本沒有攔截火車的事。至於王洪文說：“不主張他們攔截火車，並做了工作”，是指當時確有一輛普客648次列車停過二十幾分鐘，但並不能證明這是指14次列車。

4.14次特快車被截三十多小時事件是一個歷史謎案，猶如1937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炸毀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一條鐵路，嫁禍於中國軍隊，借此挑起“9.18事件”。也和德國國會大廈縱火案一樣，無非是找個藉口，把共產黨鎮壓下去。從上述事實來看，無論是葉永烈的《興亡》，還是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以及大量傳抄、轉載、摘引的文章，無一不是漏洞百出。在主流意識形態看來，通過這樣一次又一次重複，就會把謊言變成戈培爾所說的“真理”。

5.如果確如官史所說，那麼，14次列車上的列車長、乘務員、駕駛員，還有數以千計的乘客，為什麼沒一個人站出來證實呢？要知道，這正是揭批四人幫的好材料呀！為什麼在幾十年的高壓審查之下，竟沒有一個人出來證明當時的攔截情況？四十年過去了，為什麼“臥軌”的數百人中，竟也沒一個人肯出來講一講他們當初是怎樣受王洪文指使的？又是怎麼採取臥軌行動的？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