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閱兵鏡像裏的中國軍隊改革

2015年9月3日，一隊重型轟炸機劃過天安門上空。儘管在此生活了幾十年，走過熟悉的西長安街，92歲的任秀生老人依舊流淚了。

“瓦崗戰鬥時，日寇八十多輛坦克裝甲車轟隆隆地開來，我所在的三大隊血戰到底。”1939年3月，新四軍戰士任秀生十六歲。那一戰，他目睹同鄉吳守訓連長多處槍傷、刀傷、廝打傷，自己也身受重傷。

“對人，自然比對槍更要重視。槍就是戰士的命。”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式上，持續的轟鳴聲也沒有打斷老人對歷次大閱兵的回憶。

國產：曾經只有騾馬

1949年開國大典前夕，各野戰軍接到閱兵指揮部的命令：把繳獲的最漂亮的“三八大蓋”送到北平。

“三八大蓋”，明治38年定型生產，槍機上設有拱形防塵蓋而得名，是二戰中日本陸軍和海軍最主要的單兵武器。

“開國大典選中這種步槍，一是因為它的品質不錯，二是因為它在各軍中的數量也比較多。”解放軍軍史專家庫首席專家、中國人民軍事博物館研究員姜廷玉解釋，“戰爭中走來的軍隊很務實，沒有那麼多條條框框，有什麼就用什麼。”

這種對槍械的“務實”精神無處不在。任秀生說，“連長對全連的槍支一清二楚，多少槍，什麼槍，哪支好用，哪支卡殼，有無刺刀、探條，幾顆子彈……經費再困難擦槍費總是要發的，買不到擦槍油，也要雞油代替。”

窘態一直持續到開國大典，僅槍械除了“三八大蓋”，還有“漢陽造”、土槍火銃抑或少量較為先進的美式槍械，有礙觀瞻不說，受閱士兵的持槍動作也受影響。

不僅“三八大蓋”出現在了開國大典閱兵式上，薑廷玉介紹，除騾馬是“國產”之外，其他的輕重武器110多種、82種口徑，它們來自世界24個國家的98家工廠。

空中編隊也是“萬國牌”：“野馬”式P-51型戰鬥機、“蚊”式轟炸機、“C-46”型運輸機……它們的飛行高度、速度各異，飛行員也來自五湖四海。

“這支空中受閱部隊當時還有一個秘密，就是執行防空警戒任務的4架戰鬥機也參加了檢閱，上面還裝有防敵侵擾的槍彈。”薑廷玉說，那時仗還沒打完。

訓練時，每名飛行人員都要立誓：我參加檢閱，一旦飛機出現故障，寧願獻出生命，也不讓飛機落在城內、掉在廣場和附近的建築物上。

1949年，解放軍還沒有雷達等通信設備，更沒有空中導航系統，甚至飛機儀錶都是壞的。準確飛越天安門是道難題。

“沒有專用的航空地圖，就用民用版本的北平地圖做航圖，拿起尺子，量量算算，再把航線標定。”空軍原副司令員林虎曾是1949年受閱飛行員之一。

北京東郊通縣的雙橋鎮上，一座高樓被空中編隊選為參照物。戰士們還爬到樓頂上，擺滿顯眼的白布。飛機到雙橋鎮上空，只要把方向羅盤對好，設定速度，就可準確準時飛越天安門。

“中共空軍以野馬式51型戰鬥機為主，共26架飛機接受檢閱。”當時，僅有的17架飛機的空中編隊，硬是讓西方記者筆下產生了這樣的錯覺。

那一天，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足有六小時，心情是“又愉快又不愉快”。畢竟，“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已不適應和平年代。

自主：從仿製到創新

2015年8月28日，92歲高齡的任秀生在家中，接過嶄新的新四軍軍裝，還不忘和工作人員開玩笑，“我們新四軍的軍裝（材質）哪有這麼舒服？”

這是北京西長安街的一處院落，或下棋，或太極拳，幾位抗戰老兵的生活一直受到悉心照顧。海軍復興路離職幹部休養所政委胡來龍介紹，1949年7月任秀生調入海軍後一直從事裝備建設，1959年春到1964年秋調入軍委國防工委也沒離開“裝備後勤崗”，1982年從海軍後勤裝備部副部長任上離休。

“軍艦比小米加步槍的時代複雜多了，因為海軍當時大多是‘旱鴨子’陸軍出身，對軍艦是‘現代工業的綜合體’不熟悉。”任秀生說。

海軍初建，只有繳獲的幾艘艦船，多數“駛不出碼頭”。任秀生親赴炸後的江南造船所，以及建於1896年的和豐船廠（後改名4805廠），以圖儘快恢復生產。

革命與生產“兩手抓”，裝備業出現由仿製而來的第一次“井噴”，這在此後的閱兵中得以呈現：1953年，“喀秋莎”火箭炮出現在國慶閱兵式上；1959年，“伊爾-28”型噴氣式轟炸機、“殲-5”型戰鬥機參閱。十年間，解放軍的主戰裝備已完全國產化，包括中國第一代主戰坦克。

“右邊那個人是我。”指著軍事博物館照片《戰車隆隆》，李高升老人很激動，1949年，他坐在這台坦克車上參加開國大典。當時的坦克，要麼從日軍兵工廠裏搶出來，要麼是從戰場上繳獲，還有的是戰場上撿來的零部件拼湊而來。

“功臣號”至今保留在軍事博物館中，車載電臺幾乎廢棄，如何修正坦克之間的距離？李高升想出辦法，“車長站在坦克炮塔裏，用腳踩駕駛員的肩膀，踩一下，方嚮往左，踩兩下往右。”

不過，這些裝備大多是仿製蘇式武器，談不上創新，但與1949年大閱兵相比，裝備“國產化”程度已很高。

而改革開放後的四次閱兵，“國產化”之外，衡量裝備的指標又多了“自主研發能力”。

1984年，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中程、遠端和洲際導彈出現在閱兵式上。1999年國慶閱兵，國產裝備占90％以上，到了2009年國慶60周年時，解放軍的主戰裝備100％國產，無人機和預警機等90％的高技術裝備首次亮相。

2015年9月3日的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式上，武器裝備正在擺脫仿製的影子。一隻皮鞋踢來“思想革命”

“苦練一個月，達標進北京。”1984年初，石家莊某航校的場站上，四百多名漂亮的女兵頂風冒雪，為即將到來的國慶35周年閱兵“站軍姿”。

4月2日，女兵們換上了嶄新的皮鞋。方隊政委栗龍池回憶，她們格外高興，因為按照規定，戰士學員不能配發皮鞋。

但是，一天的訓練下來，女兵們再也高興不起來。這雙皮鞋害得她們腳上起了泡，成為“泡兵方隊”。

到了閱兵村合練時，隊員趙玲一腳把皮鞋踢出去很遠——一隻皮鞋的鞋帶斷了。她硬是光著一隻腳，隨著整個方隊完成了合練。

這一腳引起閱兵總指揮部的注意。不久，總部決定參閱方隊女兵一律穿靴子，並逐步在全軍推廣。

“服裝，不僅是一支軍隊的‘臉面’，更是‘精、氣、神’。”薑廷玉認為，口號、著裝從細微處體現出思想層面的變化。

開國大典閱兵時，全軍尚沒有統一的軍裝，各軍兵種自行解決服裝問題。

時任華東海軍後勤供應部副部長的任秀生說，“我們穿的仍然是陸軍的服裝。張司令員（時任海軍司令張愛萍）叫我們趕緊研究提出一個方案，儘早定下開國大典閱兵中海軍方隊的服裝。”

自此，藍白相間的海魂服誕生並成為經典。軍裝的幾經變革，這都反映在同一時期的閱兵式上。1950年國慶，受閱部隊著50式軍服；1955年9月27日，解放軍舉行授銜典禮後實行軍銜制，開始穿著55式新軍服。閱兵一結束，就有不少高級將領興致勃勃地在天安門城樓上合影，他們佩戴著元帥或大將軍銜。

解放軍的服裝都折射著時代的變遷。1965年，隨著軍銜取消，不論男女軍人皆戴“解放帽”，佩戴紅五角星帽徽和全紅領章，而服裝則要麼草綠色，要麼灰色。

改革開放後，幾次閱兵服裝中，足以彰顯這個國家氣質的變化。1984年，85式新軍服在閱兵中提前亮相；1999年國慶，軍裝呈現常服、作訓服等系列化；2009年亮相的07式新軍服，由禮服、常服、作訓服和標誌服飾四個系列構成，既有“中國特色”，還有多處“國際元素”。

軍裝是一支武裝力量內在氣質的流露，而政治口號則是一個時代的標籤。

“祝同志們健康！”“祝總司令健康！”“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這些口號出現在1949年開國大典上。

改革開放後，這些口號用語也有了很大變化。1984年國慶閱兵中，“萬歲”的口號不再出現。鄧小平不斷地向受閱官兵致以問候：“同志們好！”官兵們齊聲回禮，“首長好！”待鄧小平再次問候：“同志們辛苦了！”官兵則回答：“為人民服務！”

優化：在精不在多

特殊的政治口號消逝在閱兵場上，不少軍兵種的變化也折射出我軍現代化的進程。它們已經定格在經典時代鏡頭裏：開國大典的騾馬拉炮，1951年閱兵時部分汽車取代了騾馬。1954年騎兵部隊、高射炮和探照燈方隊最後一次受閱……

一些軍兵種卻繼續壯大。開國大典閱兵式上，海軍還沒有設立總部機關，卻受命打頭陣——由155名海軍水兵組成，大多是剛穿上海軍服的陸軍戰士，也有海軍學校的教員，以及原國民黨海軍的“起義”人員。

“這一細微的變化預示著，解放軍發展的大趨勢是，海陸空三軍聯合發展。”薑廷玉分析。

“三減三增”，接受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時，薑廷玉從歷次閱兵方隊變化中，總結出解放軍編制體制的優化：徒步方隊減少，裝備方隊增加；陸軍減少，海軍、空軍和第二炮兵等軍兵種方隊增加；參閱兵力總體規模減少，高技術和特種兵方隊增加。

1984年，我國改革開放進入第六個年頭，但軍隊依舊為歷史遺留問題所困，改革亟需推進。而外部世界新一輪的軍事技術革命已開始醞釀，精確制導武器、電子對抗裝備、自動化指揮系統等新型武器裝備不斷發展，戰爭樣式發展為諸軍兵種聯合作戰，戰場範圍擴展到電磁空間甚至外太空。

時不我待。那一年鄧小平伸出一個指頭，“裁軍一百萬”。那一年的大閱兵過後，大刀闊斧的軍隊改革拉開序幕。時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任海泉撰文說，1984年底起，解放軍用十多年時間初步完成體制改革和精簡整編，人數由最多時的610.8萬人縮減到305萬人。

中國軍隊正在完成人力密集型向科技效能型轉變，新的挑戰又來臨，結構的優化才是根本的優化。

“新軍事變革洶湧而來。各國軍隊都在突飛猛進。”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一直呼籲軍隊改革。這位上將2013年底的舊文《戰爭形態變化與軍隊改革》一文又在互聯網上、微信圈等新媒體上廣為流傳，“戰爭變形了”，“軍隊變小了，21世紀的戰爭是班長的戰爭”。

從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的變化，外界期待看到中國軍隊發展的端倪：力量、技術，還是繼續追求謀略？他的性格更外向，還是依舊局限於打贏一場局部戰爭。

2015年9月3日，抗戰勝利7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宣佈：中國將裁軍三十萬人。新一輪中國軍隊改革拉開序幕，這被期待著是一場技術、結構與功能的大變革。

（于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