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觀生

北京時間10月5日傍晚，84歲高齡的中國科學家屠呦呦榮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是屠呦呦繼2011年榮獲拉斯克獎後，再次榮獲醫學領域頂級獎項。屠呦呦的貢獻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創制新型抗瘧藥——青蒿素和雙氫青蒿素，挽救了無數被瘧疾折磨的病患。這一重大成果，被認為與中國古代醫學的發現有關。有人認為，這意味著中醫和中藥的勝利，對於推動中醫藥產業向國際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本澳將推動中醫藥產業作為經濟多元化的重點產業，從屠呦呦榮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過程中，可以得到哪些啟示？

增強發展中醫藥產業信心

84歲的屠呦呦多年來研究中藥化學，結合藥理、製劑及臨牀等，在繼承傳統中醫藥的精華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和技術，發掘中藥的活性成分，她最突出的貢獻是研製新型抗瘧藥——青蒿素和雙氫青蒿素。

對於中醫藥界來說，屠呦呦獲諾獎增強中醫藥發展的信心是公認，本澳將中醫藥產業作為實現經濟多元化發展的主要產業之一，但多年來仍未實現突破，社會對此有一定的質疑。研究中藥化學的屠呦呦獲諾獎，這樣的消息必然是中醫藥產業的一劑強心針。

一方面，很多人都認為，青蒿素的發現是中醫學走向現代化的結果，也證明瞭中醫學也可以採用現代化技術，遵循科學原則，取得世界公認的成果。這個重大成就足以給中藥的現代化許多提示：雖然，在青蒿素這麼一個挽救數百萬人生命藥物的研製上，本質上體現了一種現代醫學的方法，與中醫、中藥理論可以說完全無關。諾貝爾獎委員會稱，屠呦呦獲獎是為了表彰她在“受到中藥的啟發”下對一種藥物的尋找過程。的確不可否認，在古老藥方裡留下的“青蒿”、“一握”是促成青蒿素提煉成功的關鍵提示。

另一方面，傳統中草藥文化凝聚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智慧精華，其得天獨厚的文化優勢是其他國家所不能比擬的。也就是說，今後本澳中醫藥產業發展的前景無限廣闊。

近年來，中藥產業正成為國際醫藥產業投資資本追逐的新熱點。全球著名的大型跨國醫藥公司之所以跑到傳統醫藥大國中國市場來掘金，並不約而同地把觸角紛紛伸向天然藥物，原因在於天然藥物市場的復蘇。同時，WHO在全球啟動的傳統醫學發展戰略，把傳統醫學推到所未有的高度。

這說明，作為一項長達幾千年的經驗學科，雖然其理論早已被證明沒有什麼價值，但中藥的臨床療效，仍可以提示一種方向或較小的篩選集。有較高的可能從中提取出符合現代醫學所要求的、真正能夠治療病症的藥。青蒿素髮現的過程，還間接提示了，嚴格地研究其他中藥成分的作用，可能還會有更多發現。比如中國一些醫院模模糊糊用的一些藥、和很多企業馬馬虎虎地製造和推銷的一些藥，如果經過嚴格核對總和研究，可能會更明確適應症、有更好療效。日本、韓國、美國等發達國家更是利用其經濟和科技優勢，大量收集我國中藥處方資訊，通過改變劑型、添加劑、工藝等方法，搶佔中藥智慧財產權。因此，中醫藥需要在醫療理論研究、藥理藥效成分研究及規範化種植、標準化生產等領域推進現代化進程，實施品質上的“安全、穩定、可控”革命，以爭取獲得世界各國的認可，進入其藥品目錄。

北大著名生物學教授饒毅曾在《中藥的科學研究豐碑》中，梳理了青蒿素髮現的來龍去脈，並聲稱“在古代和近現代中文文獻及醫療實踐中，可能還有尚待重新發現的珍寶。”，而屠呦呦的成果如獲得世界肯定“將有利於中國和世界認識中藥是尚未充分開發的寶庫”。

令人產生聯想，從傳統醫學中，還能發掘出青蒿素這種諾貝爾級別的成果嗎？像屠呦呦這樣，從中國傳統醫藥學中汲取靈感，獲得重大醫學成就的案例，還會有多少？有內地傳媒指出，用“砒霜成分治療白血病”可能會是下一個受到關注的重大成果。用砒霜治病，中藥有傳統，西方也曾用過。含砷的中藥有砒霜、砒石、雄黃、雌黃等。北宋的《開寶詳定本草》、明朝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都記載了砒霜的藥性。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巡迴醫療過程中，中國醫學人員在從民間中醫得知可用砒霜、輕粉（氯化亞汞）和蟾酥等治療淋巴結核和癌症後，通過一系列艱難的研究加上許多後來者的卓越貢獻，尤其是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中醫科的張亭棟的貢獻，最終揭示了砒霜的化學成分三氧化二砷對白血病的治療可以起關鍵作用。

中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曾預言：中醫現代化可能引起醫學的革命，而醫學的革命可能要引起整個科學的革命。所以我們一定要向前走，中藥必將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引擎。屠呦呦獲諾獎已經證實了部分預言，我們期待其他的預言也將實現。

中醫藥需傳統與現代化結合

整理相關傳媒報導，青蒿素及相關衍生藥物的誕生，這一對人類的重大貢獻，確實與中國古代傳統醫學有相當的關係。但必須承認，青蒿素取得如此重大貢獻，更大功勞應歸功現代醫學。

具體考察屠呦呦發現青蒿素的過程，可以知道，這是一條艱難險途。例如，被認為是發現青蒿素重要線索的葛洪《肘後備急方》，除去“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這條記載外，還另外記錄了40多個治療瘧疾的辦法，有些還十分荒唐，例如：“是日抱雄雞，一時令做大聲，無不差”“取蜘蛛一枚，著飯中合丸，吞之”等等。要想從這些記載中發現出有用的資訊，並加以驗證，難度可想而知。

這首先是需要屠呦呦本人的專業精神，她在科學月刊《自然》上曾發表一篇英文文章《青蒿素的發現——中藥的饋贈》，介紹了青蒿素研究的四個主要階段：1，“我們調查了2000多種中草藥製劑，選擇了其中640種可能治療瘧疾的藥方。最後，從200種草藥中，得到380種提取物用於在小白鼠身上的抗瘧疾檢測，但進展並不順利。”2，“西晉葛洪的處方給了我靈感。1971年10月4日，我第一次成功地用沸點較低的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並在實驗室中觀察到這種提取物對瘧原蟲的抑制率達到了100%。這個解決問題的轉捩點，是在經歷了第190次失敗之後才出現的。”3，“青蒿素治療瘧疾在動物實驗中獲得了完全的成功，那麼，作用於人類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為了儘快確定這一點，我和同事們勇敢地充當了首批志願者，在自己身上進行實驗。在當時沒有關於藥物安全性和臨床效果評估程式的情況下，這是用中草藥治療瘧疾獲得信心的唯一辦法。”4，“在自己身上實驗獲得成功之後，我們課題組深入到海南地區，進行實地考察。在21位感染了瘧原蟲的患者身上試用之後，發現青蒿素治療瘧疾的臨床效果出奇之好。”這四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需要極大的熱情、勇氣，以及想像力。

傳統醫學雖然發現青蒿與治療瘧疾有關，在歷史上確實並未成為廣泛有效的抗瘧藥物。即便青蒿素的發明與中醫典籍的記載有相當關係，直接應用青蒿治療瘧疾的實踐確實也有過，但在中國歷史上，青蒿確實並未成為過廣泛使用並被證明有效的抗瘧藥物。即便在《本草綱目》出現以後，中國的瘧疾肆虐情況依然嚴重——如明嘉靖四十年(1561)永寧爆發瘧疾,“疫死千人”；萬曆三十一年，瘧疾又流行於浙江的嘉興地區，“瘧疾盛行,腹腫則死”。1693年，清康熙帝患瘧疾,當時所有宮廷禦醫和民間中醫都束手無策，後吃法國傳教士提供的金雞納樹皮粉末(抗瘧藥奎寧的原料)而康復，於是斥中醫為“南方庸醫”。直到新中國建國前夕，中國有瘧疾病人三千萬，當時每年病死有數十萬，瘧疾位於五大傳染病之列。而在1963年版的《中國藥典》中，雖然也記載了青蒿主治“瘧疾寒熱”，但同樣未給出科學的服用方法。

事實上，青蒿成為真正有用的藥物，是經歷了嚴格的現代製藥流程之後。當屠呦呦確認青蒿的粗提取物對鼠瘧、猴瘧原蟲抑制率達100%後。一套現代製藥流程便啟動了。這種“提純——再試驗——測定化學結構——分析毒性藥效——動物試驗——臨床試驗——提取工藝的優化——生產工藝”的模式，是所有現代正規藥物出廠上架前必經的流程。經過這個流程後所得的青蒿素，無論是治療效果還是毒副作用都非常明確。從此確立了在抗瘧疾藥物中的王牌地位。青蒿與青蒿素的化學構成而這個過程，與傳統的五行相生等中醫理論和君臣相佐等中藥理論，已經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青蒿素作為世界上新興的抗瘧疾類藥物，其發明過程與1820年誕生的老牌抗瘧疾藥物奎寧，以及阿司匹林、嗎啡等藥物其實非常相似。其實質都是古人通過經驗發現了某些植物具有特定治療，但只有經過現代方法提取某些有效成分，如同柳樹皮中提取阿司匹林、金雞納樹中提取奎林、罌粟樹中提取嗎啡一樣，當青蒿素從青蒿這種植物中剝離開來，成為療效和不良反應都十分明確真正的藥物時，才能真正意義上地造福人類。這也是所有現代藥物的研發路徑。而許多“古方上”未經驗證卻號稱具有神效的中藥，如果不經過這麼一個研發驗證過程，無法進入對製藥過程要求嚴格的發達國家市場，遲早將走向消亡。在這方面，青蒿素可謂給中國的傳統藥物做出了榜樣，也給本澳未來的中醫藥發展做出了榜樣。

本澳發展中醫藥產業，不僅僅在於扶持傳統意義上的中醫藥製藥產業的發展，要真正實現傳統中草藥的產業化、現代化，就要著眼于通過自主創新與現代生活需求相融合，滿足當代人之需，將傳統中醫、中草藥文化的價值最大化，進而對經濟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本澳中醫藥產業化仍任重道遠

有媒體評論，在屠呦呦獲獎大喜中，對中國卻有五大警示：第一個警示，實現科研突破，卻失去產業話語權。屠呦呦取得抗瘧突破，卻沒有為中國製藥行業帶來與之相匹配的經濟效益，或者社會效益。青蒿素是中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科研突破，但直到2011年，在占總額80%以上的青蒿素公立市場上，跨國醫藥集團諾華公司占50%左右，賽諾菲公司占20%左右，印度企業占20%，中國企業占不到10%。因此，本澳在發展中醫藥產業中，要關注成本效益，掌握產業鏈從上游到下游的話語權。

第二個警示，實現科研突破，卻失去智慧財產權。在國際上，如果在發明成果公開發表之前沒有申請專利保護，此後將因為“不具備創造性”而不能再行申請專利。

青蒿素的研究，是文革時期，基於越戰需要，經周恩來批示，於1967年動員舉國體制發起“5-23專案”，由屠呦呦團隊數年後取得突破的。但是，來自中國這一舉世公認的成果，卻沒有獲得智慧財產權。由“5-23專案”部分負責人和老科學家在2006年共同出版的專著《遲到的報告》，回應了這一問題：“我國當時尚沒有專利和智慧財產權保護法規。在那個年代裡，把研究成果寫成論文發表，為國爭光是科技人員的唯一選擇。”

這個警示，對本澳未來在中醫藥產業發展尤其具有現實意義，加強專利和智慧財產權保護意識是中醫藥產業未來的重點工作之一。

第三個警示，實現科研突破，在國際上卻無密可保。1980年代初，中國青蒿素科研成果的發佈，引起國際注意。世界衛生組織致函中國衛生部，請求合作。1982年9月，根據WHO的提議並經我國政府批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檢查員在WHO人員陪同下，到昆明製藥廠和桂林第一、二製藥廠進行GMP檢查。但不久之後，我國與WHO的合作亮起了紅燈。此後，中國與WHO的合作談判來來往往了兩年。正是這兩年中，國際上青蒿素的研究突飛猛進：1982年，瑞士羅氏藥廠對青蒿素進行了人工全合成。美國華爾特裡德研究院已分離出青蒿素並測定了理化常數。曾於1981年10月來華參加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學術報告會的印度、英國等國專家，在回國後也進行了青蒿引種栽培、育種和種植試驗、青蒿素藥理學研究等。此後，在WHO採購的青蒿類產品名單裡，較長時間裡都沒有中國企業的名字。參加“5-23項目”的研究人員事後是這樣總結的：“由於我們公佈了青蒿素和衍生物的化學結構，就失去它的發明專利權，人家就可以不買我們的帳，一邊與我們洽談合作，另一邊自己就幹起來了。‘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通過與國外的‘合作’，我們學會思考，知道自己的薄弱之處。”

回顧這些事件的過程，我們可以明白，對專利發明的保護和專利保密，是參與國際合作中必須十分重視的問題，本澳中醫藥產業未來需認真吸取這樣的教訓。

第四個警示，科研仍缺“紮實做事”風氣。屠呦呦團隊的突破，不是中國科學家第一次從中藥發現抗瘧藥，他們是按前人研究途徑做的。早在1940年代中國科學家就做了。當時，陳果夫提倡用常山抗瘧，程學銘等研究了常山。據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介紹，研究常山最有效的可能是上海第一醫學院的張昌紹教授。從抗瘧作用到發現分子再到拿到特定的分子，他全部做過一遍，並有多篇相關論文發表，包括1946年的《科學》和1948年的《自然》。張昌紹教授1930年代留學英國，1967年在“文革”中不堪受辱而自殺。饒毅這樣評價說：“青蒿素的科學史在今天最大的啟示是——紮實做事。發現青蒿素的工作不是天才的工作，而是平凡的人通過認真的工作，即使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也作出的傑出的成就。青蒿素是通過認認真真、紮紮實實的工作才發現的，這是青蒿素科學史裡蘊含的最大的經驗教訓，也是對今天人們最有價值的告誡，而中國目前的科研風氣很缺乏這點。”

本澳發展中醫藥產業，也需要認認真真、紮紮實實的科研工作，才能有所突破。

第五個警示，學好典籍，任重道遠。屠呦呦本人也多次表示，對中國典籍的研究，給她帶來了靈感。其中，包括中醫典籍（當然，這次諾獎肯定不是頒給中醫的）。毋庸置疑，我國有著得天獨厚的中醫藥文化優勢：我國中醫藥文化有博大精深的治病機理和極其豐富的內涵，數千年的沉澱是其他國家所不能比擬的，同時我國還擁有豐富的中藥原材料。如何從中醫藥文化中，通過自主創新與現代生活需求相融合，實現中醫藥產業的突破，是本澳業界認真對待的問題。

無論如何，屠呦呦的獲獎，令本澳發展中醫藥產業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而當今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尤其是生命科學的突破，為中醫藥產業化提供了重要技術支援和驅動力。另外，國內中醫藥產業化已有了一定的規模和發展基礎。一批知名民族企業，致力於用高新技術實現中醫藥產業的科學化、標準化和品牌化發展，構架現代高新企業與傳統中醫藥的核心價值鏈，在市場上贏得了廣大消費者的青睞，也實現了品牌的增長奇跡。屠呦呦獲獎，國際上對中醫藥的科學價值和藥用價值會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溝通。同時，更多國外企業將對中醫藥產業在國外的推廣和應用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和合作意向，這標誌著中醫藥產業走向國際合作的模式和合作的切入點呈現出多元化趨勢，進入了一個不斷研究和探索的過程，這對本澳中醫藥產業發展都是極大的利好，就看我們未來能不能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