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架車推進手術室的那一刻，躺在車上的周恩來突然睜開雙眼，拼盡全身力氣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在例行檢查時發現尿中有4個紅血球，隨後被確診為膀胱癌。
但之後的他不僅繼續擔負繁重工作，而且頂著黨內外巨大的政治壓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頑強鬥爭，並在毛澤東支持下，逐步推舉鄧小乎重新走上領導崗位。
周恩來生命最後的歲月，伴隨著病痛、負重、傷感、離別與希望。
“我不是投降派!”
進入1975年9月，周恩來的病情急轉直下，癌細胞繼續擴散。這種情況下，醫療組不得不取消他的外事接待活動和室外散步。9月7日會見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是他外交生涯的最後瞬間。
這以後，報紙上、廣播裏也沒有了周總理的消息。
雖然從繁忙的外事活動中解脫出來，他還是難以阻止“四人幫”活動，這比疾病更困擾。
其時，“四人幫”並沒有因為毛澤東對他們的批評而改變態度，特別是江青挨批評後，好似渾身充滿重壓後的反彈力，彈跳得更高，把怨氣撒向鄧小平。9月中旬，江青風塵僕僕跑到大寨，參加她本不該參加的“農業學大寨會議”。會議上她屢次打斷鄧小平的發言，慷慨激昂地批判《水滸》，批判宋江的“投降派”。
周恩來明白，這“投降派”的帽子是為他設計的。9月15日，他在與人談話中，就當時報刊宣傳開展對《水滸》評論一事指出，他們那些人(指“四人幫”)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了！
5天后的下午2時，第四次大手術等待著他。
或許他比誰都明白，再上手術台很有可能再也蘇醒不過來。術前，醫生已經為他注射過麻醉劑，按規定半小時後進手術室，周恩來卻突然要工作人員找來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錄音記錄稿，他拿著材料進了衛生間，將自己關在裏面，用了近一個小時仔細地看了一遍。
鄧穎超在門外著急，幾次敲門，可是周恩來就是沒回應.
“知夫莫過妻”，鄧穎超嘆一口氣，自言自語:“唉!又在寫東西啊。”寫東西？——遺言？大家暗暗猜測。 後來才知道，周恩來寫的不是遺言，而是一封讓妻子轉交給毛澤東的信。信的內容是為他自己５０年前的一段歷史作最後的申辯，為國民黨製造的所謂“伍豪啟事”早已澄清的事實作一個了斷。
從1972年6月到1975年9月，三年多時間，周恩來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一直沒有按照當時會議的決定，將報告錄音、記錄稿和有關文獻資料作為檔案交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保存一份。
這個心病一直伴隨著周恩來。
手術前，他仍然希望黨內都知道這個歷史真相，避免身後再有人利用此事製造事端，毀壞他的名聲一一“這件事以前我在全會上講過，這次我希望還是發給各省、各軍區負責同志，讓他們知道這件事為好。”
擔架車推進手術室的那一刻，躺在車上的周恩來突然睜開雙眼，拼盡全身力氣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蒼老且虛弱的聲音，響徹寂靜的手術室內外。在場的醫護人員都怔住，他們迅速交換眼色。此時，守候在手術室外的鄧小平、李先念與鄧穎超彼此會意地點點頭。
鄧穎超要汪東興將此情況報告毛澤東。
“你比我強得多!”
即將被推到手術室的門口時，周恩來突然說:“大夫，你叫一下小平同志。”
此時，政治局的委員們已經和總理一一握過手，正站在走廊裏，目送他的推車進手術室。
“小平同志!總理叫你。”鄧小平連忙上前，一把握住總理的手。周恩來注視著幾十年風雨同舟的老戰友，緊緊握住鄧小平的雙手，用最大氣力說:“小平同志，你一年多的工作，証明一一你比我強得多!”
身後的人都清楚地聽見周恩來的這句評價。他這樣做，一方面是對鄧小平的工作給予高度的評價，鼓勵他繼續大膽幹下去；一方面警告張春橋一夥人:我和毛澤東同志是堅決支持鄧小平的，你們想打倒他，黨和人民是絕不會饒恕你們的!
長達5個小時的手術，對極度虛弱的周恩來是一次考驗。就在這次手術中，醫生發現周恩來體內的癌瘤已向全身擴散，無法醫治。對此，鄧小平指示醫療組:“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10月24日，處於病危狀態的周恩來，不得不施行第五次大手術。他再沒能從病床上下來。
這一次手術後，周恩來顯得心神不定，老是不願意接受醫生的治療。一天晚上，他對守護身邊的張佐良和張樹迎說:“我的病就這樣了，已經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麻煩專家們了，他們應該到最需要他們的地方去，為更多的人治病。我想回家，回那裏再治療。唉，出來兩年多了，真想回去住住啊!”
張佐良和張樹迎對視一眼，只好含淚安慰說:“等病情穩定了，我們就回家。”總理身邊工作人員都將西花廳稱為“家”，這時說出“家”，除去親切外，更多的是悲傷。
後來幾天，周恩來不再提回家的事。他一向嚴於克己，知道這個事情讓醫務人員為難，就打消戀家的念頭。
至此，兩年多時間裏周恩來一共進行過大大小小13次手術。“13”在西方是一個不吉利的數字，對周恩來同樣也是死神走近的數字。
（顧保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