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紅通」人員過半已經歸案，新增追逃名單內含多位黨政高官，高壓之下，外逃人數逐年下降，中共海外追逃，開啃「硬骨頭」

2018年盛夏，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一場急雨之後，天氣涼快了許多。一架從美國飛來的飛機停穩後，手戴手銬、穿著寫有「TEXAS——UNITEDSTATES」字樣藍色套頭杉的男子被兩名公安架著走下飛機。他們隨後走進二號航站樓一個休息室，那裏已經有眾多民警和媒體在等待。

男子從警方手裏接過一張泛舊的逮捕證，逮捕證的簽發單位是廣東省開平市公安局，簽發時間是2001年10月30日。戴眼鏡的男子百感交集，他附身在逮捕證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許超凡。

房間裏隨之響起一片「哢擦哢擦」的相機快門聲，記者們爭相記錄這個歷史性的時刻。這一刻，已經遲到了17年。

許超凡，57歲，原中國銀行廣東省開平支行行長，涉嫌貪污、挪用中國銀行資金4.85億美元，於2001年外逃美國。國際刑警組織隨後發佈紅色通緝令。

雖然不是此前備受關注的百名紅通令人員，但因為許超凡案的涉案金額在案發時，是建國以來銀行領域最大的案件，所以一直位於中國最受關注的追逃贓案件之列。許超凡被美國員警抓獲後，拒絕被遣返，一直在美國監獄服刑。

2014年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紀委第三次全會上表示：「不能讓國外成為一些腐敗分子的『避罪天堂』，腐敗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們追回來繩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要切斷腐敗分子的後路」。自此，中國加大了海外追逃追髒的力度，一些陳年舊案再次回到聚光燈下。

在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的領導下，中央追逃辦統籌各方力量，許超凡案被確定為中美兩國重點追贓案件，許超凡案這塊「硬骨頭」終於被一點點啃下。在中美執法合作強大壓力和政策的感召下，許超凡最終接受遣返安排。辦案機關和中國銀行也陸續追回超過20億元人民幣的涉案款。

最近五年，中國在跨國追逃追贓領域態度高調、動作頻頻。2015年4月，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集中公佈針對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人員的紅色通緝令。一百名海外在逃人員詳細資訊大曝光。

2018年6月6日，中央追逃辦再發50名外逃人員線索。這50人中，有32人仍是百名紅通令中的人員，其餘18是新面孔。這些新面孔中，有的甚至是在中國高調掀起海外追逃行動後，頂風作案，出逃海外的。

另外，在涉案原因方面，與以往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不同，新出現的18人中，涉嫌新金融犯罪的也進入了追逃視野。

「百名紅通」人員超半數已歸案

2014年10月10日，中紀委副書記、監檢部部長黃樹賢以「中央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負責人」身份亮相。這個以海外追逃追贓為主要工作的最新部門，由中央紀委、最高法、最高檢、外交部、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中國人民銀行等八個單位負責人士組成。

兩個月後，中紀委首次在官方網站開通反腐敗國際追贓追逃專欄，接受海內外對追贓追逃線索的舉報。對開通專欄接受海內外外逃貪官線索的作用，2017年6月29日《中國紀檢監察報報》道稱，「專欄開通以來收到了大量來自海內外的信訪舉報，我們組織專人，按照程式極時處理每一件信訪舉報，並依法保護舉報人權利。」

中央追逃辦有關負責人說，自中紀委監察部網站開通專欄接受海內外舉報以來，截止2017年6月，已收到百名紅通人員中的60多人的線索，「很多線索具有很高的可查性，對深入開展追逃追贓工作意義重大。如在孫新、郭廖武、趙汝恒等『百名紅通人員』案件中，相關舉報線索就發揮了重要作用。」

2015年4月22日，中國集中公開了通過國際警組織發佈的紅色通緝令，曝光100名涉嫌貪腐的外逃人員。中央追逃辦辦公室牆壁上，懸掛起100人的頭像，一有人被遣送或者緝捕歸案後，工作人員就會在當事人的頭像上蓋上一枚「ARRESTED」的大紅印章。

百名紅通令公佈僅3天後，原中國經濟開發信託投資公司上海營業部部總經理戴學民便應聲落網。戴學民涉嫌貪污1100萬元，於2001年8月潛逃英國。一直以來辦案機關都以為他潛參藏在英國，紅通令公佈之後，上海邊檢總站發現一名英籍男子涉嫌變換身份回國，最後辦案人員在安徽合肥市將戴學民抓捕歸案。戴學民的落網也拉開了百名紅通人物陸續歸案的大幕。

在已歸案的53名外逃人員中，像戴學民一樣變換身份悄悄回國的還有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原幹部周驥陽。周於2008年逃往香港，一直潛藏在各地建築工地上打工。2017年12月，周驥陽在大連被抓獲歸案。

與這些驚心動魄的抓捕行動不同，更多紅通人員的歸案依靠勸返、遣返、異地追訴、引渡等多種舉措，勸返又是成功率較高的一種。

如中國工商銀行四川省分行原工作人員朱振宇、吉林通化金馬藥業集團有限公司前董事長閆永明、北京梨園汽車駕駛學校原校長劉常凱，還有備受關注的百名紅通頭號嫌犯、原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都是在親朋和工作人員持續勸說下，最終放棄四處躲躲藏藏的流亡生涯，回到國內。甚至，還有被歸國的紅通人員主動「現身說法」，規勸與他們有交往的其他紅通人士回國受審。

2017年4月，中央追逃辦再次公佈了22名原百名紅通人員的行蹤線索，其中但有同為江辦江陰人的任標和徐雪偉，兩人均因涉嫌經濟犯罪後出逃海外。自己的資訊被曝光後，在追逃人員不遠萬里親自說服的情況下，自感外逃終究不是長久之墳的任標選擇投案自首。任標歸案後，勸說老鄉徐雪偉回心轉意。徐雪偉接受任標勸說，回到國內。

與任標、徐雪偉情況類似，原唐山豪門集團北京辦事處會計黃紅（又名黃利）與該公司董事長賀業軍因經濟犯罪，在1998、1999年相繼逃亡美國佛羅里達州。在多方力量共同作用下，黃紅於2017年被勸返回國，但與其同案的賀業軍仍滯留佛州不歸。

每一個紅通人員的歸案背後，都有一段曲折的故事。據統計，截止2018年4月底，通過「天網行動」，中國已先後從9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超過40000名，追回贓款近百億元。

原快鹿董事長施建祥進入中央追逃辦視線

2018年6月6日，中央追逃辦發佈《關於部分外逃人員有關線索公告》，曝光了50名涉嫌職務犯罪和經濟型犯罪的外逃人員有關線索。這是中央追逃辦第二次以公告的形式集中發佈針對外逃人員的有關線索。根據公開信息，本刊記者經梳理發現，這50名外逃人員資訊，有32人仍是2015年4月公佈的百名紅通人員，他們疑似居住位址等個人資訊也並無大變化。

這50人中，24人逃往美國，11人逃往加拿大，6人逃往新西蘭，3人逃往新加坡、英國、泰國和越南各1人。不難看出，美加兩國仍為外逃人員的熱門目的地。名單中的人員資訊，大都有較為詳細的疑似居住地址，但是仍有10人只知所在國等模糊資訊，這對案件突破來說無疑面臨較大困難。

這50人中，年齡最大的為天津技術產業園區規劃處原處長虞泰年，2007年，虞因涉嫌貪污罪逃亡新加坡，今年已是79歲高齡。年齡最小的是原北京市通州區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員劉勖，劉勖涉嫌貪污70萬社會保障金，於2013年逃往美國德克薩斯州，時年29歲。

行政級別最高的當屬廣東省國資委原主任劉富才，正廳級。據公開資料，廣東省屬大型國企廣東晟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下稱廣晟公司）早年投資澳洲項目，劉富才父子曾為這筆投資「牽線搭橋」，結果造成多達百億元的國資損失。2014年4月，劉富才前往澳洲後滯留不歸。

身份最特殊的人員仍是程慕陽。這位前河北省委書記之子目前活動於加拿大，仍從事房裏產開發行業，至今已逃亡長達18年。程慕陽被指多項經濟犯罪，其中包括將原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李真的巨額贓款據為己有。

新增的18人中，有4位是在中央追逃辦公佈百名紅通人員期間或者之後逃亡的，其中3人是位高權重的黨政官員。這4人是：原寧夏自治區經信委黨組書記戎生靈、福建省廈門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鄭東強，湖南長沙市建委原副主任彭旭峰，以及快鹿集團原董事長施建祥。

曾被稱為「上海首善」的施建祥，涉嫌編織了一個龐大的互聯網金融網路，眾多官員和明星曾為其月臺。根據公開消息指，2017年4月，快鹿集團旗下眾多互金平臺遭遇兌付危機，涉及7萬多債權人的130億元資金。眼見況付無望，施建祥於雲年6月逃往美國。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互聯網金融平臺在內地發展得如火如茶，但因為管理不監督不善，眾多互金平臺紛紛爆雷，平臺幕後控制人卷錢跑路，坑害眾多投資者。施建祥也成為涉嫌此類新型金融犯罪而被中央追逃辦盯上的第一人。

中央追逃辦的公告發佈僅11天後，50人名單中的一位但被緝捕歸案。6月18日，無錫、濱湖兩級紀檢監察機關和公安部門密切配合，將潛逃新加坡的華潤微電子有限公司原法務部總監王頎緝捕歸案。

擔驚受怕的海外逃亡生涯

雖然名單中的大部分人外逃時大都已將巨額資金匯往國外，但是他們在異國的逃亡生活卻有著天差地別。

據新西蘭天維網報導，被中央追逃辦公告的多位逃往新西蘭的人員，如宣秀英、陳興銘、蔣常等人全都居住在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全新西蘭最高檔住宅區。

報導指，2003年，陳興銘在Half Moon Bay購買一套5房2衛599平方米的永久產權房屋，時價約50萬新元。這套房子價格14年裏上漲了5倍。這一升值比例遠低於陳興銘此前生活工作的北京市。

據報導，70多歲的虞泰年還曾參與社區活動，呼籲新加坡政府加強社區治安，並在相關檔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宣秀英、蔣雷等人，曾在新西蘭註冊公司，但是失去權力庇護的外逃貪官們，在新西蘭的經營似乎並不順利。他們註冊的公司沒有維持多久便匆匆註銷。

有些外逃人員的際遇在名單發佈後發生逆轉。

上榜百名紅色通緝令之前，程慕陽在加拿大的生活原本順風順水。他毫不避諱地開辦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房地產開發公司，相繼開發了溫哥華多個高端地產項目，自己的子女均順利進人當地名校，程慕陽本人與當地政界往來密切。其女兒程頌蓮還在加傘大聯邦青年自由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擔任職務。

在程慕陽被紅色通緝令通緝後，他在加傘大的生活被逆轉。他的辦公大樓人去樓空，公司網站癱瘓，程頌蓮在青年自由黨中的職務也受到影響。

還有一些被通緝的人員，在海外的生活可稱是「亡命天涯」。

涉案金額超過2.5億元的浙江女巨貪楊秀珠，逃往美國後擔心被溫州老鄉認出，一直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又因為人境護照來源非法，楊秀珠終日擔驚受怕，後來不得不逃往荷蘭避難。因為媒體報導鋪天蓋地，楊秀珠的資訊在荷蘭華人中並不陌生，為了避免抛頭露面，楊秀珠一度住進地下室。感到心力交瘁的楊秀珠，只能一個人在地下室掩面而泣。最終，曾說過「死也要死在國外」的楊秀珠，不堪逃亡生涯的巨大精神壓力，選擇回國自首。

2008年，涉嫌職務犯罪的原北京市新聞出版局出納孫新逃往柬埔寨，也登上了百名紅通人員名單。2015年7月，被遣送回國的孫新在北京市二中院庭審時說，7年逃亡生活，「自己過得十分落魄。語言不通，工作難找，又不得不隱姓埋名，」他曾在餐館刷盤子，還曾在一段時間內吃不上飯。而相比生活的艱難，心理壓力是更大的煎熬。

中國工商銀行四川省分行沙河支行保衛科原經警朱振宇，涉嫌與他人共同貪污公款140多萬。2002年9月，朱從成都逃往美國，開始長達13年的逃亡生涯。據其介紹，因為沒有合法身份，語言又不通，在美國四處打工，找偏僻地方東躲西藏，過得十分辛苦。有時實在待不下去，朱振宇曾悄悄潛回國內打工。

湖南省長沙市國土局原局長左天柱，在美國將幾百萬贓款揮霍完畢後，因為不懂外語找不到像樣的工作，曾經在殯儀館背屍體謀生。曾經在國內頤指氣使的高官，可能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夢想中的國外生活竟然如此淒慘。

在2015年公佈的百名紅通人員中，有一位涉嫌貪污犯罪的上海人顧震芳。顧在2000年潛逃泰國，她到泰國後為了生活下去，嫁給了當地一個殘疾人，四處打工為生。2006年，顧在幹活時意外觸電身亡。另外一個未歸案的紅通人員方翠英，也有報道指其已客死異鄉。

雖然被遣返、勸返或其他方式回國受審的逃犯，回國後要面對法庭的審判，但結朿了提心吊膽的逃亡生涯後，不少人的感想是：”回家了，心裏踏實了。」

新増外逃人數逐年下降

規勸其回國受審、和家人團聚的心理戰、不斷隔空喊話、曝光其犯罪資訊的輿論戰、不斷切斷其經濟來源，使其難以高消費的經濟戰、聯合多國執法的法律戰……盡管多種形式的打壓持續不斷，但百名紅通人物中仍有47人拒絕勸返，再加上新增的17人，對中央追逃辦來說，這64塊「硬骨頭」將越來越難啃。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大要案指揮中心副主任韓軍曾表示，海外追逃追贓主要存在3個難點：一是找人難，特別是追捕潛逃境外的貪官難度更大。二是追贓難，許多貪官被抓時已經是兩手空空，贓款有的被揮霍、有的被騙走，轉到境外的贓款追繳起來更難。第三個難點，是要爭取當地執法機關的積極配合。

在海外追逃中，哪些手段起到主要作用？北京師範大學刑事科學研究院、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磊撰文指出，勸返和緝捕是主要的追逃措施，同時，不同的國家適合不同的追逃策略。

張磊表示，緝捕難以在西方發達國家實現，主要適用於發展中國家、與中國有良好外交關係的發展中國家，緝捕比勸返更為高效。而在西方發達國家，勸返是最為高效的措施。西方發達國家對緝捕的容忍度較低，對於引渡、遣返、異地追訴要求遵循該國法律程式，追逃程式就較為漫長，而勸返，一般來說被請求國只需要消極配合即可，對於法律程式的要求也相對較低，所以只要經過該國同意，勸返就更為高效。

張磊特意提到程慕陽案，程慕陽曾經在2012年和2014年向加拿大移民部門兩次中請難民身份被駁回，但是他又於2014年11月向加傘大聯邦法院申請對移民部門駁回其難民身份的裁決進行審查。2015年7月15日，加拿大聯邦法院做出裁決，判定程慕陽司法復審案獲勝，其難民申請被發回加拿大移民部門重新考慮和決定。而加拿大聯邦法院之所以做出這一裁決，是因為法庭認為中方拿出的程慕陽構成「嚴重的非政治罪行」的證據存在不清楚和令人困惑之處，無法達到加拿大法律規定的證據標準和材料要求。這意味著程慕陽案陷入僵局。張晶認為，中國司法部門應吸取程案教訓，爭取多提供符合對方國法律要求的司法文件，推動加拿大駁回其難民申請，為將其遣返掃清障礙。

此外，部分學者撰文指出，在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司法合作不斷往前推進、成功追逃案例越來越多的情勢下，犯罪分子的外逃選擇出現新的動向。北京師範大學學者王秀梅、戴小強認為，未來應警惕出逃者有可能從發達國家向其他地區轉移，比如加勒比地區有可能受到逃犯的靑睞。那裏移民政策寬鬆、部分國家與中國尚未建立外交關係、追逃追贓的雙邊合作機制較為缺乏。

江蘇籍紅通人員任標，涉案金額超過4億元，2014年1月攜妻兒逃往加勒比島國聖基茨和尼維斯，在這裏度過了3年多的島國隱居生活。2017年3月逃往美國的湖南省長沙市建委原副主任彭旭峰，也持有聖基茨和尼維斯聯邦護照。

中央追逃辦公佈的資訊顯示，在追逃追贓領域，中國與越來越多的國家的合作關係不斷穩固，外逃人員的活動空間已日漸狹窄，「天網」將越織越密，外逃人員可乘之機越來越少。同時，中央追逃辦堅持追逃防逃兩手抓，也在不斷加強防逃體制機制建設。

據介紹，隨著防逃措施的進一步強化，新增外逃人數已呈逐年下降的趨勢。據統計，2014年外逃101人，2015年外逃31人，2016年外逃19人。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中心副主任莊德水曾對媒體表示，中央堅持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加強反腐敗合作機制建設，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籠子」越紮越緊，外逃人員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原本心存僥倖的外逃人員將逐漸認識到，未來除了回國投案，可能已別無他途。

（郭天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