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性活潑的美國總統雷根，給戈巴契夫講過一個蘇聯政治笑話：

某天，戈巴契夫嫌司機開車慢，搶過方向盤，開足馬力橫衝直撞。行人責問交警：「為什麼不阻攔?」員警說：「我不敢，他的官太大了!」行人：「有多大?」員警低聲說：「戈巴契夫為他開車。」

據雷根回憶，戈巴契夫聽後哈哈大笑。

政治笑話在蘇聯社會曾十分流行。轉眼間，蘇聯和蘇共煙消雲散20多年了，今天再來回味那些有趣的民間創作，卻令人大吃一驚：幾乎所有的「段子」，都是幹群關係出故障的報警信號。

共產黨來了怎麼辦?

許多政治笑話嘲諷蘇聯的社會不公、幹部的享樂主義和奢靡風氣，幹群關係的裂痕清晰可見。

勃列日涅夫把老母親從鄉下接到莫斯科，驕傲地展示自己的豪華別墅、名貴傢俱、高級汽車。老太太說：「孩子啊，這一切好是好，但共產黨來了怎麼辦?」

1918年，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遭遇糧荒，糧食人民委員瞿魯巴在開會時餓暈了。為保證革命事業順利進行，列寧決定建幹部「療養食堂」救急。

當年迫不得已的臨時措施，慢慢演化為幹部特供商店，高級生活用品和國際名牌應有盡有，老百姓看都不讓看。

史達林的一大發明是給高幹發「紅包」，比工資厚得多。他喜歡召集大家共用奢華晚宴，不醉不休，天不亮不休。他的女兒斯維特蘭娜看不下去了，說老爸浪費了多少錢哦!赫魯雪夫則抱怨第二天起不了床，中央機關老是停擺。

勃列日涅夫則讓陋習普遍化、制度化了。那時，幹部子女可以免試上最好的大學，進最好的單位。1983年，剛出任蘇共中央組織部長的利加喬夫，主動提出不配豪華轎車。中辦主任嚴肅批評他不懂規矩：你這是搞「特殊化」!

那群眾過著什麼日子呢?蘇共執政74年、蘇聯立國69年，一直沒有解決好民生問題，買什麼都要排長隊，排了半天還常常白排。老百姓受不了，關於排隊的段子特別多。

蘇方接待人員自豪地介紹：「再過幾年每家都會有私人飛機。」外賓驚訝地問：「要那麼多飛機幹啥?」答：「譬如你家在莫斯科，聽說列寧格勒賣麵包了，可以開上飛機趕去排隊。」

群眾跟著蘇共一起流血流汗度過了崢嶸歲月，現在卻一個在地獄，一個在天堂，心中的淒涼和憤懣可想而知，不戳蘇共脊樑骨才怪。

但是蘇共缺乏自我約束的自覺，作風問題又升格為腐敗問題。

格魯吉亞一所中學，老師讓學生談談自己的父親。

薩卡什維裏：「我爸爸販橘子到莫斯科賣，因此賺了不少錢。」

圖拉什維裏：「我爸爸販月桂到莫斯科賣，因此賺了不少錢。」

布裏澤：「我爸爸在分局工作，每次他倆的爸爸從莫斯科回來，都來看望我爸爸，因此我爸爸賺了不少錢。」

全班發出嘖嘖聲。

查維查瓦澤：「我爸爸是科學家。」

全班哄堂大笑。

「孩子們!」老師嚴肅地提醒，「不要把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最要命的是吏治腐敗。1973年喬治亞黨中央二月全會檢討：靠幕後操縱、社會關係和效忠個人選拔幹部，嚴重違反了列寧主義原則。文件迴避了普遍的賣官鬻爵現象。1969年，亞塞拜然一個區委第一書記的位子標價20萬盧布，第二書記減半。

裝出火車還在走的樣子

民生問題和惡劣黨風，導致黨與群眾漸行漸遠。好在老人們還記得黨的光輝歷史，如果蘇共早下決心加以改變，結果會大不一樣。可是，蘇共卻若無其事地走著老路，靠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混日子，好像在考驗人民的耐性。

火車因為沒有燃料停在半路，這可咋辦?勃列日涅夫指示：大家一起搖晃身體，裝出火車還在走的樣子。

赫魯雪夫和柯西金試探過改革經濟，遭到體制內的強烈抵制，草草收兵。勃列日涅夫公開批評說：「瞎改什麼呀，做好工作就行了。」

集體農莊開會研究兩個問題：建造木棚和建設共產主義。由於沒有木板，決定直接研究第二個問題。

為了固化既得利益格局，勃列日涅夫甚至搞了領導幹部終身制，包括三任總書記在內的許多領導幹部，直接死在任上，蘇共成了一池死水。學界公認，勃列日涅夫當政的18年，是蘇聯的停滯期、矛盾積累期，看起來穩穩噹噹，其實危如累卵，蘇聯和蘇共的最終結局，很大程度上是拜他所賜。

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揭露史達林的錯誤，台下有人遞上條子：「赫魯雪夫同志，當時你在幹啥?」赫魯雪夫連問三次：「誰寫的?站起來!」始終沒人站出來。赫魯雪夫笑了：「告訴你吧，當時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一邊壓制批評和自我批評，一邊鼓勵表揚和自我表揚。就連各地、各部門領導所到之處，都要掛滿歌功頌德的橫幅，宣讀熱情洋溢的致敬信，十分肉麻。

勃列日涅夫一生得了114枚勳章、獎章，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頒發給自己的。在他的葬禮上，足有一個班的戰士負責捧著這些牌牌，群眾覺得很可笑。

「勃列日涅夫同志做手術了。」

「什麼手術?」

「擴胸手術。」

「為啥呀?」

「勳章掛不下了。」

在這種暖洋洋的空氣中，蘇共正與人民分道揚鑣。戈巴契夫的笨拙改革雪上加霜，社會到了列寧所說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活不下去」的程度。

史達林時期，如果有人敲門，人們立即停止講政治笑話，開始喝酒。戈巴契夫時期，如果有人敲門，人們立即把酒藏起來，開始講政治笑話。

宣傳機器則繼續文過飾非編童話,糊弄老百姓，哄領導開心。

「伊萬諾維奇，你經常讀《真理報》嗎?」

「當然，不然我怎麼知道我過著幸福生活?」

像勃列日涅夫的母親一樣，群眾覺得蘇共變了，不像自己人了：

勃列日涅夫向工人們發表講話：

「很快我們就能生活得更好。」

台下傳來一個聲音：「那俺們怎麼辦?」

在蘇聯解體前一年，《西伯利亞報》以「蘇共代表誰」為題開展讀者調查，結果顯示，認為蘇共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代表黨政幹部的占85%!

1991年6月，俄羅斯舉行首屆總統選舉。作為蘇共推出的候選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卸任蘇聯總理不久的雷日科夫，得票率僅16.85%。蘇聯劇變後，俄共總書記久加諾夫多次參加總統競選，得票最高的一回也只有31.96%。

可悲的事實表明人民傷透了心，也解開了一個令人困惑的謎：為什麼蘇共轟轟烈烈登上歷史舞臺，退場時卻如此孤獨，甚至沒有幾人前來送別!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正快速超越過去的先生，人民生活水準突飛猛進，中國的巨大成就連敵人都沒法否認。兩相對照，蘇聯人艷羨不已，把社會主義的前途寄託在中國身上。

一個烏克蘭人被叫到克格勃。問：「你怎麼經常收到以色列的郵件?」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藏匿過一個猶太人，現在他給我寄吃的。」問：「蘇聯人不該這樣做，你不為自己的將來想想?」答：「我想好了，以後我還要藏中國人。」

中國不僅有鄧小平

李肇星有一次在國際航班上，邂逅了早已失去蘇共和蘇聯的原蘇共中央總書記、原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問了一個全世界都想問的問題：為什麼結局會是這樣？戈巴契夫想了想說：「因為我們沒有鄧小平！」

蘇共是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成全球第二、歐洲第一的經濟強國只用了20年。蘇聯不但戰勝了強大的德國，還長期與美國平起平坐，曾讓整個西方世界寢食不安。

沒有人料到這個龐然大物竟一夜傾覆，許多人至今回不過神來。從那一刻起，人們對這個20世紀最驚人的政治事件進行了不懈研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作為葬禮的主持人，戈巴契夫的感慨意味深長，值得注意。

從1977年複出，到1997年去世的20年間，鄧小平領導實施了改變中國和世界的兩大政治行動，一是改革開放，二是錘煉黨風。兩件大事竟發端於同一次會議：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舉起改革大旗的同時，恢復成立了中央紀委。

人們很少注意到這兩者之間的邏輯聯繫：改革開放順應天下大勢，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端正黨風提高了黨的先進性，是改革開放的政治保障。只有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才有吸引力；只有風清氣正，共產黨才有凝聚力。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這兩大決策是最好的詮釋。

想想都後怕：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現在的中國一定不是到處堵車，而是到處排隊；如果沒有過硬黨風，人人心裏窩著火，改革只會是紙上談兵。如果兩者都沒有呢？

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小平偉大戰略的邏輯起點，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石——人民主體論。人民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是共產黨存在的全部理由，是一切工作的起點、終點和標準——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核心理念，也是鄧小平始終堅守的根本政治立場。

站在這個立場看問題，中國為什麼繁榮穩定？蘇共為什麼走向末路？答案一目了然。

儘管任何社會現象的發生，都有數不清的促成因素，但內因永遠是變化的根源。蘇共在黨和人民關係問題上的無所作為、反向作為，使自己從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先鋒隊，蛻變為只為少數人活著的資產階級市儈集團，直接決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運。

對此，蘇共問題專家李慎明的觀點一針見血：蘇共的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的根本原因。黃宗良則進一步指出：蘇共是被人民、而不是被敵人推翻的，承認這個事實很痛苦，不承認就不能吸取教訓。毫無疑問，研究蘇共興亡、吸取經驗教訓，關鍵字不是「權位」，而是「人民」！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中國共產黨的回答響亮而堅定。

十八大之後，黨中央從人民的利益和立場出發，迅速打出八項規定、「老虎」、「蒼蠅」一起打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組合拳。清理腐枝敗葉、編織制度籠子，幹部舒適度劇降、群眾滿意度激升，好傳統回歸、壞習氣鼠竄，改革巨艦一往無前，神州氣象如此，戈巴契夫或許又有感慨：中國不僅有鄧小平！

（習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