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誕生之前，中共中央領導人就開始考慮香港、澳門等問題。1949年2月初，毛澤東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接見蘇聯史達林特使米高揚時，明確表示：「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內地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採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取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決定。」毛澤東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提出利角香港、澳門發展海外關係和進行貿易往來的重大決策，中共中央從長遠的戰略考慮，基本贊同這一思路，在堅持香港、澳門是中國不可分割領土的同時，決定對港澳採取「維持現狀，暫不收回」的方針，隨後又制定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

一、貫徹執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

1949年9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新的華南分局在江西省贛州市成立。葉劍英、張雲逸、方方分別為第一、第二、第二書記。華南分局領導廣東、廣西兩省及香港工作委員會。10月21日，華南分局機關遷駐廣州市。1950年1月6日，英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華社香港分社升格為中國駐香港官方代表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副社長，不公開的職位為中、共香港工委書記、副書記，為中共在香港機構最高實質領導。港澳工委除領導香港分社外，還領導華潤公司、招商局、南洋商業銀行、《大公報》《文匯報》與澳門南光公司等內地駐港澳機構。

鑒於原來在香港工作的大批領導成員調回內地工作，香港工委的活動範圍和作用日益縮小，中共中央一再縮小香港工委機構。1949年10月，工委改稱為臨時工委、書記張鐵生，委員張鐵生、黃作梅、吳荻舟。其後不久，工委書記為黃作梅。1952年，華南分局重組香港工作機關，併入澳門工作，改稱為港澳工委，但仍設於廣州。

澳門方面，抗戰勝利後，柯麟兄弟領導澳門黨組織鞏固陣地，繼續團結各界愛國人士，從事愛國民主活動。他們在工商界人士何賢、馬萬祺、甘偉光等贊助下，合作組織一個商業機構——新中行公司，由柯平任經理，經營進出口業務並負責黨的地下聯絡工作。

葉劍英在主政華南期間，直接領導港澳工委的工作。凡是有關香港、澳門的重要問題，他都親自過問和處理，並及時向中共中央彙報。葉劍英領導華南分局和港澳工委採取正確的方針政策，發展內地與港澳的關係，這對促進香港澳門地區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葉劍英同志辦公室主任王守江回憶說：鮮為人知的是，葉劍英帶兵解放了廣東，至1954年前，他一直主政華南，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之下設港澳工委，負責領導中共組織在港澳的工作。莊世平、馬萬祺、柯平、柯麟、何賢等商企名人，均曾在葉劍英領導下工作。那時香港事務是葉劍英管，因為葉劍英是廣東人，海外人士信任他，願意服從他的領導。

為了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葉劍英非常關注港英當局和澳葡當局對新政府的態度。1949年10月28日，葉劍英和方方聽取香港臨時工委負責人關於香港各界開展勞軍運動情況的彙報。10月31日，香港臨時工委致電葉劍英、方方，報告港方對我新政府的態度。11月18日，葉劍英主持華南分局召開的香港問題討論會，並在會上分析了形勢，闡明了有關方針和政策。

1950年1月3日，葉劍英與方方致電中共中央統戰部，同意結束香港工委、新華分社、《大公報》《文匯報》等宣傳工作，可暫時組織一個宣傳工作季員會，與分局宣傳部聯繫，取得分局的領導。

同年1月5日，英國正式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出電報，周恩來總理發佈命令：「令駐在香港的原屬國民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切政治、外交、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僑務等機構的主管人員及全體員工，你們務須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嚴禁反動分子有任何偷竊、破壞、轉移、隱匿等情事。原有員工，均可量才錄用。其中保護國家財產有功者，將予以獎勵；有偷竊、破壞、轉移、隱匿等情者，必予究辦。」

1月10日，葉劍英和方方等致電中共中央，提出英承認我政府後，留港國家財產的處理建議：（1）由外交部委派出負責人進行接管前，應有適當外交步驟並準備進行接管；（2）組織接管機構，內分經濟、外交二部門，中央指定負責人。1月18日，中共中央致電葉劍英、方方、張鐵生，提出對接管香港國民黨方面機構的意見。5月24日，葉劍英和華南分局向中共中央報告香港市委三、四月的工作。電報指出：兩個月來，市委主要是領導群眾進行工人保障生活鬥爭和反官僚資本的鬥爭，爭取與改善工人生活，發動下層群眾的福利宣教工作。8月20日，葉劍英和方方、易秀湘致電周恩來、中財委、中南財委，報告我駐港機構工作情況。電報中說：華南駐港機構擁護中央對香港銀行、貿易機構統一決定。但駐港的土產公司應否考慮除外。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隨即派兵武裝千涉，擴大朝鮮戰爭，同時以武力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臺灣當局乘朝鮮戰爭爆發之際，派毛森、鄭介民等特務頭子來港，企圖趁火打劫，接收我在港之經濟機構，並要求港英政府協助接收。港英政府自朝鮮戰爭發生後，分為兩派，一派以軍方為代表，主張採取強硬態度，一方以商人為代表，主張用軟的手段周旋。鑒於香港複雜的形勢，8月23日，葉劍英主持召開華南分局香港工作會議，聽取了香港工委報告香港政治情況及今後方針；討論了朝鮮戰爭爆發後的港澳動態，香港地下工作的方針等問題。會議認為，針對現有的形勢，我們對香港工作的佈置上，事事都從最壞的情況去考慮。

方方在講話中指出，我們在香港的鬥爭是長期的。香港的工作還是依照中央的指示，做好宣傳、購買物資、統一戰線三項工作。隨後，葉劍英作出指示：「香港今後的工作，主要是如何開展和加強統戰工作，如何保存我自己，壯大自己的力量，所以在鬥爭上不適宜採取過『左』的辦法。而應該採取團結的方法，長期鬥爭的方法，這樣我們才能創造條件，在將來運用不經過流血戰爭的辦法接收香港。對於敵人的戰爭佈置，假戰的氣氛，要教育群眾不要緊張。」葉劍英在近半個世紀前提出的「將來運用不經過流血戰爭的辦法接收香港」的判斷，已為歷史所證明。

1950年11月9日，葉劍英簽發華南分局財委關於香港管委會、華南外貿及進出口會談結果給中南財委、中南貿易部、中財委、中貿部的電報。電文中說，自朝鮮戰爭爆發後，港英政府積極配合美國限制我在港經貿工作，給我在港進出口貿易帶來巨大的壓力，為了衝破帝國主義的封鎖，我們力求在海外設立機構（如瑞典、倫敦、印度、新加坡等地）開展貿易工作。葉劍英的用意，是採取「東方不亮西方亮」的辦法，千方百計打破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

1951年12月底，葉劍英在向毛澤東、中共中央和中南局報告《華雨區一九五二年工作計劃綱要》時，再次指出：要「加強華僑及港澳方面的工作。利用一切機會向華僑和港澳同胞進行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應該注意在華僑和港澳同胞中的中間階層、中間人物中迸行工作，建立陣地。」

在澳門，中共澳門地下黨聽聞新中國成立的消息，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他們不顧葡萄牙政府嚴格禁止共產黨公開活動的指令，設法表達興高採烈的心情。濠江中學校長杜嵐親自主持在濠江中學升起澳門歷史上第一面五星紅旗，柯麟在鏡湖醫院和自己的診所高高懸起五星紅旗。10月10日，柯麟和馬萬祺在澳門平安戲院主持召開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宣佈支持共產黨。11月20日，澳門各界代表2000多人在平安戲院隆重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廣州解放暨勞軍大會。主席團主席柯麟（澳僑協代表）致開幕詞，何賢等各界代表相繼演說，呼籲全澳同胞團結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大會向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和廣東省人民政府發致敬電。向葉劍英致敬電說：

廣東人民政府主席葉主席暨解放軍戰士：我們今天舉行慶祝和勞軍大會，一致向你們致敬，堅決支持解放戰爭，肅清國特匪幫，擁護新廣東的建設。

大會還開展募捐活動。柯麟呼籲各界同胞踴躍捐獻，支援人民解放軍完成解放大西南、臺灣的任務。各界同胞踴躍捐獻，當天共募捐到價值12萬元的財物。

葉劍英到廣州不到一個月，就給在澳門的柯氏兄弟捎信聯繫。其時，柯氏兄弟在澳門板樟堂街經營南光公司（該公司經周恩來批准成立），由柯平出面擔任總經理，柯麟在該公司二樓開業治病，兼做地下黨的工作。

11月，柯麟派他的大兒子柯小麟從澳門帶了一份「工作彙報」回廣州送給葉劍英。葉劍英和廣州副市長朱光接見了柯小麟，親切地詢問了柯麟的近況，並囑他轉告柯麟，黨和政府準備調柯麟回廣州工作。柯麟接到通知後，於1949年趕赴廣州受到葉劍英的親切接見，經過長談後，因工作需要又返回澳門。

考慮到柯麟共產黨員的身份已經公開，而澳門匪特猖獗，葉劍英和華南分局顧慮到柯麟的安全，經請示周恩來，於1950年底把柯麟調回廣州，接管中山醫學院，任院長，同時兼任澳門鏡湖醫院院長，繼續負責澳門原來的工作（主要抓上層的統戰），實際在澳門的大量具體工作由柯平代理。柯平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僑務等各方面的工作，經常與尹林平、曾生、饒彰風、柯麟等聯繫，彙報工作，並向葉劍英報告。

二、策應兩航起義和招商局起義

兩航起義和招商局起義是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愛國壯舉，是震驚中外的兩件大事。葉劍英積極策應，避免起義人員與財產的損失。

「兩航」系原中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航空公司」或「中航」，中美雙方合營）與中央航空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央航空公司」或「央航」）的簡稱。

1949年，兩航遷到香港後，同英資航空運輸企業之間業務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了。1949年6月10日，港英民航處發出通知，要求中航於一個月內將中航飛機大修廠與發動機修理廠遷出啟德機場。7月29日和8月11日，港英當局又先後下令徵用中航兩處廠房，並限於8月15日移交港英當局。此時，兩航尤其是中航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

1949年6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根據國內時局的變化和兩航的向背作用，作出策動兩航起義的決策，並指定由李克農負責,羅青長（時任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具體辦理。同時，電告我香港有關部門設法策動兩航飛機、工廠遷返祖國。1949年7月，中央軍委派遣呂明偕留在內地的央航副總經理查夷平前往香港進行策動工作，以便儘快發動兩航起義。1949年8月24日，呂明、查夷平到達香港，向港澳工委和香港地下黨有關部門傳達了周恩來和中央軍委策動兩航起義的指示。

1949年11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原中國航空公司總經理劉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總經理陳卓林率領2000多名員工在香港宣佈起義，兩公司的12架飛機勝利飛抵北京、天津，回到新中國的懷抱。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兩航起義。這一壯舉受到了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高度讚譽。毛澤東主席致電起義人員，讚揚他們「毅然脫離國民黨反動殘餘，投入人民祖國的懷抱。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愛國舉動」。周恩來總理的賀電說：「這是具有無限前途的人民航空事業的起點。」

兩航起義對國民黨的政治、軍事是一個重大打擊，切斷了國民黨政權的西南空中運輸線，為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創造了條件，加速了解放全國的進程。

兩航起義成功後，立即通電國內外各辦事處、航站，電令保護好財產，號召尚待解放地區和海外員工策應來歸。中航澳門電訊課、工廠、材料庫員工積極回應，莊重簽名加人起義行列。央航曼谷辦事處員工致函，絕對擁護起義。中航、央航昆明辦事處員工，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秘密回應起義，進行護產鬥爭，迎接解放。臺灣、海口的部分兩航員工聞訊後，衝破國民黨的阻撓，趕赴香港報到參加起義行列。中航曼谷、仰光、海防、加爾各答、三藩市等辦事處和航站員工，紛紛響應起義，相繼策應歸附人民祖國。

起義後，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即著手兩航留港、澳人員復員事宜。從1950年1月16日起，央航復員廣州，中航復員天津、上海。到1950年底，累計香港兩航公司復員廣州、上海、天津的員工共1725人，直系親屬2474人，總計4199人。

兩航起義後，國民黨政府對起義瘋狂反撲，在港英當局縱容下，進行各種威脅破壞和劫奪活動，在形勢險惡的情況下，中共領導廣大起義員工配合我國政府展開了捍衛起義成果的護產鬥爭。

葉劍英密切關注兩航起義，及時指示港澳工委與柯麟將兩航起義存放在香港、澳門的大批器材物資運回廣州。

留港員工在軍委民航局、民航廣州辦事處的直接領導下，以及同中共港澳工委和有關部門通力合作、艱苦努力，排除各種阻礙，

完成了護產搶運任務，截至1952年底，共運回器材約15000箱（件）、汽油3600桶和其他物資設備等。

早在1949年八九月間，兩航起義還在秘密籌畫時，中航通訊課的製造車間和器材因受港英當局法令的限制，不能進人香港，於是從上海輾轉遷至汕頭、台南，最後遷到澳門。通訊課在澳門共有員工60餘人，運往澳門的設備和器材，由柯麟通過何賢、馬萬祺存放在「信達」倉庫，準備運回祖國。可是，1950年1月，美方向澳門法院提出訴訟，企圖凍結中航在澳門的財產。在這緊急關頭，葉劍英寫信給柯麟，要求他設法把這批人民空軍急需用的物資送到廣州來。當時，國民黨也從臺灣派人潛人澳門向澳門當局施加壓力，企圖偷運這批設備。柯麟感到事關重大，親自登門拜訪澳門當局的經濟局長，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迫使澳門當局同意將這批設備放行。柯麟立即找到何賢與馬萬祺，在他們的協助下，把存放在「信達」倉庫的全部器材搶運裝船，總計2477箱，用4艘木船運抵廣州。柯麟還通知、中共珠江地委書記曾生，派員連夜前往澳門接應，等待木船進人內河時再由部隊武裝護送到廣州。在各方面的通力配合下，這批通訊器材衝破封鎖，安全運到廣州，然後再經廣州轉運北上，為人民空軍加強雷達設備裝置發揮了作用。

兩航起義的成功，轟動了港九各階層，震撼了台灣蔣介石集團，引起國際關注。兩航愛國員工首先高舉義旗，直接影響了港九的資源委員會、招商局和中國銀行等27個國民黨在港機構相繼起義，起了示範和帶頭作用，加速了蔣介石集團的分崩離析，在政治上、經濟上給國民黨政權以有力打擊。

招商局，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創辦的官督商辦企業，也是中國近代自辦的第一家民用航運企業。總局設在上海，在沿江沿海開設了南京、漢口、香港等19個分局。

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迫近長江，蔣介石為保存實力，捲土重來，準備用招商局的輪船，把他的殘餘部隊撤退到海島上去。3月，國民黨把招商局一分為三，開始向臺灣和香港撤退。當時國民黨撤退到臺灣的輪船共125艘、35.6萬噸。其中，招商局的船舶就有26萬噸；撤到香港的船舶共72艘、3.6萬噸。中共香港地下組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對國民黨政府駐港企事業，包括香港招商局積極進行統戰工作，並對發動起義作了研究和部署。在中共香港地下組織的宣傳與引導下，香港招商局上層職員中，形成了以湯傳篪為核心的起義領導力量。上海招商局也派陳邦達到香港，爭取船隻回滬。

1949年11月18日，葉劍英和華南分局在聽取彙報時指出：「逃往香港之招商局，有載重3000噸之輪船13艘，願意起義歸國。交通接管委員會，應設法幫助其解決一切困難。」按照這一指示，交通接管委員會立即派陳明等人與香港招商局方面聯繫，研究起義有關事宜。

1950年1月9日，周恩來總理發佈國民黨在港機構和員工「保護財產，聽候接管」的命令。招商局船員決心響應周總理號召，保護國家財產。中共地下組織也在緊張地進行香港招商局輪船起義前的準備工作。華東財委、華南分局、香港工委的劉若明、陳明和吳荻舟，集中在香港工委書記張鐵生家中，彙報起義的發動情況，研究起義行動具體步驟。鑒於起義時機已經成熟，1月10日，吳荻舟、劉若明、湯傳篪、陳天駿等人決定上報中央，中央批准香港招商局輪船於1月15日宣佈起義。

1950年1月15日早晨8點，在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招商局的倉庫、碼頭上空，同時升起了五星紅旗。香港招商局暨留港的13艘海輪539名員工，向全世界莊嚴宣告起義，回歸新中國。

香港招商局宣佈起義後，由於當時珠江口外島嶼仍被國民黨軍隊佔據，起義船舶不能立即駛回廣州，只能暫停香港。國民黨當局於是動員香港的特務機構，採取各種卑鄙手段來威脅、利誘、拉攏部分船員。面對敵特的破壞，香港招商局員工和13艘起義輪船船員在上級黨組織和招商局上海總公司的領導下，堅決執行周總理的護產命令，與國民黨特務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為確保13艘起義海輪順利回歸，1950年1月中旬，招商局上海總公司派遣助理軍事代表董華民，以高級職員身份及赴南洋視察業務名義前往香港，直接執行接收任務。

1月25日,_董華民在上海招商局副總經理黃慕宗、船長周崇善、輪機長應芝芳和楊再新等的陪同下從上海到達廣州。1月26日，湯傳篪和陳天俊從香港前來廣州，當晚即與董華民、黃慕宗會面，彙報有關護產工作情況。會面後，黃慕宗隨同湯傳篪和陳天俊先期抵達香港。

在廣州期間，董華民在廣州市交際處處長羅理實的陪同下會見葉劍英。葉此前已經多次聽取了有關香港招商局起義和護產工作的情況，他指示董華民除應依靠香港中共地下黨組織，並與香港海員工會密切合作外，要團結和依靠廣大起義員工，掌握好黨的方針政策，搞好統戰工作，注意鬥爭策略。

朝鮮戰爭爆發後，港英政府對在港起義的輪船採取強硬態度。1950年7月初，港英政府港務處藉口港內船舶擁擠，強令招商局13艘起義輪船開出香港港口，到港外下錨。此時，珠江口外的萬山群島解放後，香港至廣州的航道打通了。在這種形勢下，組織輪船回歸祖國已迫在眉睫。吳荻舟、陳明、劉若明等赴廣州請示華南分局。葉劍英同意把船開回廣州，並對船行路線及各項準備工作作了指示。

7月14日，「民302」輪船船長谷源松不顧特務的威脅阻撓，首先駕船開回廣州。隨後，「中106」艇，「鄧鏗」「鴻章」「成功」「林森」「蔡鍔」「教仁」等6艘海輪相繼開回廣州。至10月20日，13艘起義海輪終於全部成功歸航廣州。周恩來總理、交通部部長章伯鈞，曾先後致電湯傳篪、陳天駿及全體起義員工表示慰勉。起義歸來的15艘船舶5共計3.37萬載重噸，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重要的水上運輸力量；起義歸來的700多名招商局海員，成為新中國航運事業的技術骨幹。1963年廣州遠洋運輸公司成立時，一大批起義船員加人了新中國遠洋運輸的行列，他們為開創和發展新中國的航運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三、利用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開展對外貿易

按照中央的部署，葉劍英在主政華南期間，把香港、澳門和內地看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發揮廣東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利用民間渠道互相來往，互通有無，積極開展友好交流活動。葉劍英和華南黨組織開展大量艱苦的統戰工作，爭取愛國的港澳商人，衝破西方國家的封鎖，以香港為主戰場，以澳門為轉運站，把廣東緊缺和戰備需要的物資運往祖國南大門，源源不斷輸進內地，建立起一條「反禁運」戰線。

廣州解放後，人民解放軍向廣西進軍和准備解放海南島，急需從港澳進口一批軍用物資和醫藥用品。但香港控制較嚴，不易進口。葉劍英即囑柯麟兄弟速速經辦。兄弟倆即與馬萬祺等聯繫，立即行動起來。他們以大豐銀行名義借錢，購進200噸大米、50噸玉米、50桶汽油，還有大批藥物、五金、鋼板、鋅鐵皮、鉛片、鋁錠等工業原料和機油、彈藥等急用物資。為了保證出境，柯氏兄弟和馬萬祺親自出面向澳門總督交涉，順利完成輸送任務。對於此事，馬萬祺晚年回憶說：

1950年春天，葉劍英奉中央軍委之命籌劃解放海南島之役，迫切需要解決一些大陸短缺的支前物資。當時從香港進口運往廣東的物資，限制頗多。葉帥便指示側重從澳門進口。他通過柯麟醫生及其弟弟柯平，找我商議。我聽說是葉帥囑咐辦的事，立即行動竭誠協助南光公司積極籌辦，從澳門運入大批藥品、醫療器材和汽油等物資，支援海南前線。

廣東剛解放時，面臨著穩定社會秩序、解決群眾生活困難和恢復國民經濟等重大考驗。1950年初，廣東各地城鄉面臨著春荒問題，在鄉村征糧已很困難。鄉村征糧困難，而港澳人向來吃廣東米，也產生了米荒。葉劍英同省、市政府負責人經過研究，決定發動城鄉人民，自力更生，節約用糧，度過春荒。同時，設法從國外進口一部分糧食，以緩解廣東及港澳地區的糧食供應困難。但是，由於新中國剛剛建立，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實行禁運和封鎖政策，周邊一些國家也尚未同新中國建交,彼此難以開展貿易。葉劍英提出，利用民間管道想辦法。他找來省政府商業廳長朱竟之、副廳長鄧文釗和僑委負責人伍治之等人，一起研究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葉劍英提出，利用一些歸國華僑在港澳和海外的關係，以民間私人的名義將糧食買到。先運到港澳，再設法轉來廣州。他的這個提議得到鄧文釗的贊同。鄧文釗主動要求提供自己在香港的房子，作為活動的落腳點。鄧還推薦蟻美厚等人來辦這件事。

蟻美厚，泰國華僑僑領，祖籍廣東省澄海縣，在泰國主要經營船務和進出口貿易。他同情支持國內的人民革命鬥爭。1949年6月，他被邀請回國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當選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接著參加開國大典後，於同年11月奉命南下廣州。

葉劍英聽了伍治之、鄧文釗對蟻美厚情況的介紹後，當即同廣東省政府第一副主席方方親自上門拜訪蟻美厚，詳細詢問了他在國外的經營業務，希望他發揮海外關係優勢，從國外進口7萬噸大米和大批人民生活用品。葉劍英懇切地說蟻先生，這件事情需要請您出力！」同他商量具體辦法，並叮囑說：「一要快，二要穩妥。廣州的人民需要這批糧食。」

蟻美厚欣然領命。他趕到香港，給仍在泰國的夫人金素娟和女兒打長途電話，要她們購買一批大米，然後通過泰國泰京五福輪船公司轉運至香港、澳門。蟻美厚不辭勞苦，到處奔波，經過一番艱難曲折，才將大米分批運抵香港、澳門。但是，當時由香港運進廣州有困難。葉劍英和方方等便通過關係找到澳門愛國知名人士何賢、馬萬祺和柯平等人，請他們設法幫忙。他們得知祖國內地急需，二話沒說，就親自出面與澳門當局交涉，終於在1950年春把大米運到了廣州。那時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又趕上解放軍準備解放海南島，軍隊、地方都需要糧食。從外國購買的糧食運進來後，一部分供應給城鄉群眾，一部分供應給進軍海南島的解放軍部隊，同時也支援了港澳地區，緩解了糧食供應緊張的局面。

在解放軍即將解放海南島的前夕，香港安達公司的莊世平，也接到葉劍英和華南分局的指示：秘密運送大米，支援解放軍解放海南。接受任務後，莊世平投人緊張的工作。他通過同泰國經營大米出口的商戶，採購了成千上萬噸大米，然後租用大貨輪運載到離海南島不遠的公海上。當解放軍渡海進入海口的第二天，源源不斷的大米就運抵海口。軍事和經濟兩條戰線的緊密配合，為迅速解放整個海南島，安定民心，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海南島解放不久，糧食匱乏，人心浮動。蟻美厚又按照葉劍英的指示，再次與泰京五福輪船公司聯繫，及時把大批大米運往海南救急。這對穩定社會秩序發揮了別人難於替代的積極作用。在東南亞某些國家排華的時候，大批難僑被迫回國，蟻美厚再次通過海外愛國華僑租用五福輪船公司接運印尼等地的難僑，這些船隻成了解放後第一批進人汕頭港和海口港的客輪。

四、整頓廣州金融市場

廣東金融由於其歷史原因和鄰近港澳的地理環境，經濟與港澳的聯繫非常密切，殖民地性特別濃厚。在國民黨統治期間，外幣特別是港幣佔領整個廣東市場。在廣東，港幣流通主要集中在廣州，有所謂「港幣世界」之稱。「港幣在廣東已不僅是合法，而且是唯一的通貨……市場計價支付皆以港幣為單位」。港幣一度主宰廣東的經濟金融命脈。葉劍英與華南分局發動群眾，各方配合，制訂了正確的鬥爭方法和策略原則，有計劃、有步驟地排擠外幣。早在廣東解放前，1949年9月10日華南分局在贛州會議上就討論廣東金融問題，提出「華南港幣處理意見」，將「組織群眾把港幣推到香港」作為戰略目標提出。要求「大軍進人兩廣後即應進行廣泛宣傳，揭發港幣的侵略本質」。黨的一切金融貨幣政策，以利於人民幣迅速佔領市場為總原則。

據1949年11月統計，當時港幣總發行9億多，其中在香港流通的約5億。在華南流通的約4億多（福建1億，廣東3億）。港幣成為在華南流通的主要貨幣。11月20日，葉劍英在向毛澤東呈報關於廣州一個月來的工作情況時，其中提到金融問題：「港幣占了市場，成了唯一的通貨，我們認為暫時讓它流通有利，俟條件成熟再行禁絕。」

從這年11月中旬起，由於受全國性物價波動的影響，大批遊資流人廣州，以十三行為大本營的地下錢莊和金融投機商人乘機興風作浪。廣州市的物價一時直線上升，廣大市民在經濟上受到很大損失，人心浮動。葉向真回憶說：「泰幣、緬幣、港幣、法郎什麼都有，但是主要的是港幣。由於國民黨發行的法幣動盪在先，人民幣初一入市，並不能提振人們的信心。與此同時，地下錢莊盛行，炒港幣，人民幣幣值天天下跌。」針對這一嚴峻局面，葉劍英出席華南分局舉行的財經問題討論會，重點討論市場上大量流通的港幣問題。葉劍英在會上就港幣作了精闢的分析，提出處理港幣的步驟和方法。他指出：我們要堅決禁用港幣，使人民幣佔領市場，那是毫無疑問的，我們應該這樣做，但目前我們的條件還沒有成熟。這是因為：第一，頭寸 (資金）不足，物資準備不夠，配合機構沒有建立。第二，特別成問題的是，珠江三角洲我們還沒有很好控制，我們要禁止港幣或禁止物資出口，那完全是不可能的。這像一個漏斗，什麼東西都可以流出去。我們如果宣佈什麼時候禁止港幣，那就馬上港幣、物資都想外逃。第三，目前，我們許多物資要爭取從香港返口，保持兩者間的平靜關係，不要搞得太緊張，對我們是有利的。因此，暫時讓港幣流通，加緊準備條件，不定期限，條件一成熟，要禁就禁，主動權完全操在自己的手上。分局將這次會議的內容事後請示中央，中央指示港幣要迅速禁止使用，但必須有步驟有計劃來禁。

11月18日，葉劍英和賴傳珠發出廣州市軍管會佈告，嚴禁使用金銀外幣。佈告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所發行之人民幣，為全國統一流通之合法貨幣，嚴禁一切金銀、銀元、，外_幣計價、流通或私相買賣，但准許外幣持有人向本市中國人民銀行及其指定機構，按牌價兌換人民幣或辦理原幣存款，但對港幣，為維持市場交易起見，在短期內可按銀行牌價暫時使用。

11月20日，葉劍英對廣州接管、治安、金融、供應等問題向毛澤東作書面彙報，其中談到廣東金融問題時認為最突出的仍是對港幣的政策問題。他認為禁止港幣流通目前「條件尚未成熟，港幣應暫時准許流通，俟準備成熟時再行禁絕」。

為了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扭轉金融秩序混亂，人民幣幣值不穩，港幣黑市不斷高漲這種局面，華南分局和有關部門決定對擾亂金融、破壞政府法令的不法商人給予堅決的打擊，並採取三項緊急措施：一是查封和取締非法地下錢莊和「剃刀門楣」；二是向商人進行支前借款，以緊縮銀根；三是動員工人、學生進行廣泛深入的擁護人民幣、拒用港幣的宣傳活動。

1949年12月3日至4日，葉劍英主持召開華南分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著重討論取締地下錢莊及「剃刀門楣」問題，決定于屆時全廣州采取統一行動，堅決打擊擾亂金融秩序的犯罪分子。12月4日，華南分局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對投機商採取辦法請示」，決定在12月5日下午2時，由部隊、公安、工人、學生共6000多人分組帶備武裝，突然檢查，抄查廣州十三行一帶地下錢莊170家，掃蕩「剃刀門楣」549檔，扣押金融投機人犯1016人。接著，由2萬餘名學生和工人連續開展三天的大宣傳活動，通過這次行動，初步確定了人民幣在廣州市的地位,安定了社會秩序，保證了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敵對分子對這一行動則曲意誹謗，香港的某些報紙對此事大肆渲染，編造了「葉劍英洗劫廣州十三行」的「特大新聞」，藉以蠱惑人心，引起社會混亂。

1950年2月3日，葉劍英和賴傳珠發出廣州市軍管會佈告，明令宣佈「自即日起，禁止港幣及一切外幣轄區內市場流通使用及私相買賣，但為照顧人民利益，准予向中國人民銀行各分支行兌換人民幣使用，至2月10日後如仍有使用或私相買賣外幣者，一律以破壞金融論處」。至此，港幣長期充斥廣州金融市場的局面結束。

新中國初期，葉劍英在領導港澳工委工作過程中，認真貫徹中央對港澳「維持現狀，暫不收回」的方針，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無論是與港澳當局上層還是港澳知名人士，都保持溝通與聯繫。粵港澳三地經濟上關係密切，來往很多，打破了西方國家在經濟上的禁運封鎖，大力開展對外貿易，對廣東經濟的恢復發展^支援抗美援朝，都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盧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