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講政治卻也凸顯政治敏感性不足

崔世安昨日作其兩屆共十年行政長官任期內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本來,他的行政長官任期仍有一年零四十天,在明年的這個時間,還將會到立法會作一次報告;但將其昨日的報告視為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是因為明年十一月他到立法會進行同類政務活動時,其任期只餘下一個多月,不可能「越俎代庖」,代替屆時已經選出並已獲中央政府任命,甚至已經完成新一屆特區政府組閣的侯任行政長官,作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的施政報告,而只能是作二零一九年的施政總結。

因此,崔世安這個題為《把握機遇,均衡發展》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就具有特別的政治意義。不但是最後向他出任行政長官的民意基礎——透過作為他們的代表的選委會委員選舉產生行政長官的廣大民眾,也是向其權力來源地中央政府,表達誠意的最重要機會。就此,這份施政報告是成功的,他強調的明年將迎來澳門回歸祖國二十週年,也是特區政府換屆之年,因而要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確保相關工作順利進行,努力實現「堅持穩定發展大局,優先民生工程,強調經濟社會均衡發展」的施政目標,及強調的今年是國家「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年,澳門正與祖國一起邁向新時代,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澳門經濟持續向好,失業率維持低水平,公共財政穩健,民生獲得改善,整體社會將保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並揭櫫明年度的施政重點,是「聚焦民生改善」、「深化城市建設」、「促進經濟發展」、「致力社會善治」,並表態特區政府將全力配合國家統一部署,增加配合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麼就是「講政治」,及緊跟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政府的應有表現。沒有辜負九年多前,時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習近平,排除各種干擾(可能也包括當時也是「中央領導人」的周永康,意圖插手港澳事務,暗中支持其代理人的政治干擾),對他寄以的高度信任和支持。

但似是政治敏感度仍有不足。因為就在崔世安向立法會作明年度施政報告的前夕,習近平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四十週年訪問團,向包括就坐在其身旁的崔世安在內的廣大澳門居民,提出了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應當發揮作用的四點希望,一是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二是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三是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四是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而這個習近平主席的最新部署及指示,並沒有被融入到施政報告中去。

而在香港特區方面,雖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經在此之前向立法會作了施政報,但仍表態,會將習近平主席的四點希望,融入她的施政報告中,亦即是補強她的施政報告。

誠然,崔世安昨日所作的施政報告,是經過千錘百鍊,也可能已經排版印刷,來不及將習近平主席的四點希望融入進去,這可以理解,可以透過隨後的程序,予以補強。但在昨日的記者會上,提問的記者並沒有就此向他「做球」,因而致使他流失了補強的機會。這就只能留待今日下午回答議員提問的環節,由政治敏感性較強的議員,為他「做球」,讓他有機會進行政治表態了。

不過,最佳的做法,還是像去年的同一時間那樣,雖然未能在施政報告的本文,正面回應也是在此前夕舉行的中共「十九大」,習近平主席在其報告中提出的治國理政新方略,尤其是有關港澳事務工作的部分內容,但在翌日的列席立法會全體會議,就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內容回答議員提問的環節中,崔世安未待議員向他「做球」,就主動開宗明義地回應了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那樣。

崔世安二零一九年施政報告的主軸,是「穩中求進」。這出於各種主客觀因素。在客觀上,當前區內外、國內外情勢複雜,中美貿易戰倘未能獲得較好的解決,可能會間接影響作為澳門主要財政收入來源的博彩業的業績,從而進一步影響澳門特區的各業經濟。而且,目前美資博企佔了澳門博彩業的重要比例,這是一面雙刃劍。一方面,可能會發揮正面的作用,過去就曾為北京爭取奧運的主辦權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最近又傳說,北京曾透過澳門某家美資博企的東主,向美國總統特朗普遞信,請求遣返受到國際刑警組織通緝的郭文貴。另外,在新賭牌競投的當時,也曾有過利用兩家美資博企的東主,在美國兩大政黨之間搞平衡的意圖。但另一方面,也正因為如此,美國的政黨政治就難免會滲透到澳門,兩家美資博企的東主,分別成為美國兩大政黨的「金主」,而且連特朗普就職典禮經費,也是由澳門的美資博企承擔其中的一部分。而且,美國的情治機構也籍著與美資博企的淵源,進入澳門活動,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和澳門特區的政治安全,構成一定程度的威脅。

在主管因素方面,崔世安不象何厚鏵那樣的強勢,是一個弱勢行政長官。這種態勢在他的競選階段,就已經形成,受到某自稱「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人士的肆意抹黑,甚至在其宣布參選的記者會上進行搗亂,還有號稱「大學校長」者前往其競選總部「踢館」。在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制肘之下,導致崔世安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不足。為避免出亂子,就只能求穩,希望能在其任期結束時,可以平安降落。尤其是在同樣屬於「一國兩制」適用的地區,香港、台灣都面臨過去想像不到的複雜局面,作為「一國兩制標杆」的澳門,就更不能出現亂子。因而提出「穩中求進」的主軸,就可以理解。尤其是目前還出現了過去未曾有過的新矛盾現象,就是在某些領域,老牌傳統建制派與反對派的有著「攜手合作」的影子,這0確實是棘手。

有關新《土地法》的矛盾焦點,崔世安在施政報告中提到,對於《土地法》的規範及實施情況,社會上存在著不同意見,政府將充分聽取並認真研究。廉署將對已被宣告失效的土地卷宗進行綜合分析,對完善土地批給的監督及管理提出整體方案及建議。

其實,對於新《土地法》的調適,已經超溢了澳門高度自治事務的範疇,可能會涉及到國家利益,那就是利用對《土地法》很有意見的華年達,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鐵哥們」關係,為國家提供一個衝破特朗普「包圍」、「制裁」的突破口。當然,由於主客觀的原因,未能從修法的角度予以解套,就只能是交由廉政公署處理,這也不失是解套的方法之一。

實際上,廉署對十六幅「閒置土地」的調查報告中,已有初步結論,因而現在對可能是由於行政程序失能而導致未能按期完成利用的土地,尤其是南灣湖C、D區,及石排灣蝴蝶谷的土地,進行個案調查,相信會有較為公平的結論。倘得以證實,就應給予「行政救濟」,作出補償,給予重新批給,但必須按照目前市價繳交溢價金(當然,也應扣除發展商已經投入的填海等工程成本)。至於承批商也需背負部分責任的「海一居」土地,則需配合坊間港關於為珠澳大橋通車興建立體交叉的呼聲,必須「割地」,作為社會公益的捐獻。這可能是符合最大公約數的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