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粉碎「四人幫」35周年，也是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30周年。這份歷史決議，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改革開放的命運。今天重新回顧，決議的諸多定論，在當下仍不過時，而它顯示出的歷史勇氣和政治智慧，更值得今天的中國借鑒。

早了、晚了都不行

十年浩劫，留下的不僅是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和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還有混亂的思想狀況。即便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号角，黨内外在一些關鍵問題的認識上仍未形成共識。

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評價「文革」？如何評價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毛澤東？決議爲大家提供了「團結一緻向前看」的可能。其實早在1975年，毛澤東就曾提出讓鄧小平做個「文革」決議，鄧小平婉言謝絕：「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1977年7月，這位被毛澤東稱爲「鋼鐵公司」的領導人第三次複出，很快成爲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随着政治氣候的變化，設計和主持一份公正的決議成爲可能。早在複出前兩個月，鄧就已經明确表态：「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1979年10月底，決議的起草工作正式啓動。之前有三件事爲決議鋪路。年初，理論工作務虛會，延續了胡耀邦于1978年發起的真理标準大讨論；3月，務虛會臨結束時，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9月底，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老帥葉劍英發表國慶三十周年講話。「我們起草的決議，對毛澤東的批評，其實很多是吸取了‘理論務虛會’的讨論成果，」曾參與決議起草的鄭惠生前回憶說。鄭惠也參與了葉劍英國慶講話稿的起草。根據他的回憶，這篇講話既要爲決議做準備，又無法邁開太大步伐，起草者們爲此傾注了很多心血。講話中有一些有意思的細節：由于劉少奇當時尚未平反，所以隻提了毛、周、朱；而所有涉及到毛澤東的問題，都沒有主語。

10月30日，決議起草小組開會部署工作。鄧小平反駁了那些「把問題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後去解決」的主張：「從國内來說，黨内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反周民必反，反毛國必亂」

「對西方人來說，我們有很多問題不理解。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于‘四人幫’，說的是‘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1980年8月，決議起草期間，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受了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采訪。法拉奇提及的那根多出來的手指，顯然指向毛澤東。

「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鄧小平說，「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實際上，給法拉奇的答案也正是鄧小平希望向全世界傳達的信息。這些信息的核心是：中國沒有走赫魯曉夫徹底否定斯大林的蘇聯式道路。

在「确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分析毛的錯誤，亦是鄧小平爲決議定下的基調。「劉少奇同志的冤案已經公開平反，林彪、江青兩案審判也在準備中，文化大革命顯然要被根本否定。在一些人思想上發生某些動搖的時候，特别強調這一條，是很有針對性的。」曾參與決議起草的龔育之生前回憶說，鄧小平曾在主持決議起草期間先後發表過十幾次談話，其中多半都圍繞這個問題展開。決議草稿的幾次大改，也是因爲沒有完全符合這項原則。鄧曾多次肯定民間流傳的「反周民必反，反毛國必亂」。他解釋：「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丢不得，丢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在起草過程中，陳雲貢獻了另一個主意：增加回顧建國以前28年歷史的段落。「有了黨的整個歷史……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說毛澤東同志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比鄧小平小一歲的陳雲當時在黨内的地位和影響力僅次于鄧，他的建議很快就被采納。

「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第一次出現在黨中央的文件中，經濟學家于光遠回憶，這是他和胡喬木「尖銳争論」後的結果，但他仍不滿意：「把1956年到1978年間經濟停滞、政治動亂、文化凋敝、人民窮困的中國稱作社會主義社會，對我來說是很勉強的。」另一争論是如何評價建國後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少學者認爲，決議對社會主義改造的肯定性評價存在失誤。但曾參與決議起草的石仲泉認爲，「如果否定了三大改造将是什麽後果呢？那就意味着還要搞階級鬥争，而且是大規模的群衆性的疾風暴雨式的階級鬥争，‘文革’搞階級鬥争就有理論根據。我們否定‘文革’，就是因爲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不能再搞階級鬥争，更不必說那種大規模鬥争了。所以，既要否定‘文革’，又要否定三大改造，這是一個邏輯悖論，不能自圓其說。」

決議在20個月的制訂過程中，也閃耀着黨内民主的亮色。起草初期，黨内對如何評價毛澤東等關鍵問題的争論十分激烈。1980年10月，中央辦公廳組織了對決議草稿的大讨論，預定參加讨論的是4000名黨内高級幹部，所以稱作「四千人大讨論」。不過據學者黃黎考證，實際參加的大約有5600多人。「四千人讨論不是集中在北京，而是由中央把讨論稿分發給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分頭讨論，出了大批簡報。起草小組同志還到各地方去聽修改意見，我去了雲南。」龔育之說。

另一名起草小組成員邵華澤也去了雲南，參加昆明軍區黨委擴大會議的讨論。「會上，大家有許多不同意見，有時還展開争論，對許多重大問題的認識，高級幹部本身就不統一。讨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學習的過程、思想統一的過程，有些人開始思想很偏激，經過讨論，冷靜下來，漸漸地改變了原來看法。」邵華澤說。

法學家郭道晖當時以秘書身份記錄國家機關第一組（即人大與政法口高級幹部）的發言。他認爲：「這是黨内前所未有的一次思想解放。」他引用中直機關七十多歲的老同志陶白的話說：「我入黨以來，真正解放思想，這還是第一次。會上我們敢于比較深刻地批評我們黨的領袖，也就是說，敢于摸老虎屁股，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這樣的人是沒有的……不是過去沒有覺悟，沒有看法，而是不敢講，這不是偶發的，是醞釀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認爲，盡管今天看來決議仍有許多局限和不足，但發動幾千人認認真真讨論問題的方式值得肯定和鏡鑒。

「制度保證」也是鄧小平曾經強調的内容。在決議中可以看到這樣的字句：要「完善國家的憲法和法律并使之成爲任何人都必須嚴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在接受法拉奇采訪時，鄧小平也屢屢談及制度問題——

「他（毛澤東）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制、群衆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

「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剛才我說我們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這個在内。」

「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着手。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隻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方可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