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拯救香港的孩子 香港的「榜樣在哪裡?

8月25日香港爆發了「葵荃暴亂」,其中有一名年僅12歲,名叫阿偉(化名)的男孩,因涉嫌「非法集結」被香港警方拘捕,成為示威活動爆發至今極年輕的被捕者。該男孩被捕時身上有一支5英尺長的鐵棍,還有噴漆、頭盔及防繭面罩等裝備。目前,阿偉已如常返學,將開始其初中生涯。在訪問了該學生的小學訓導主任及身邊的相關人員後發現,阿偉之所以麼被「洗腦」並參與暴力行動,與其參加的四驅車STEM課程中,激進的「黃師」有很大關係。

12歲的孩子因暴亂被捕讓人痛心不已,該年齡段的孩子本該在學校接受良好的教育,過著無憂無慮的童年,但是他們卻走上街頭,被「港毒」分子教唆鬧事,攻擊員警,對同胞大打出手,無惡不作,為什麼這些本該充滿朝氣的年輕人卻成了如今的暴徒模樣?

著名的波波玩偶實驗

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習理論創始人阿爾伯特.班杜拉教授就曾于1961年至1965年連續做了一系列實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波波玩偶」實驗,用事實告訴世人,孩子們是會通過觀察和模仿來習得攻擊性行為的。1961年,班杜拉在斯坦福大學幼稚園啟動了該項實驗。他選取了36名男孩和36名女孩作為實驗對象,年齡為3至6歲,平均年齡為4歲零4個月。

班杜拉將這72名孩子,按照一的性別與年齡比例,平均分成兩組——A組和B組,每組各36名孩子。A組被稱為「攻擊性組」,該組的孩子會在實驗的環節中,看到「實驗老師」帶有攻擊性的行為,當然這種攻擊性行為是班杜拉安排助理故意”表演」的;B組則被稱為「非攻擊性組」,該組的孩子會在實驗的環節中,看到「實驗老師」正常的行為,即非攻擊性行為。班杜拉在實驗環節中特意安排的這些「老師」,就是孩子眼中的「榜樣」。

為什麼要安排這些成年人「榜樣」呢?根據班杜拉多年在社會學習領域的研究,他預測,如果孩子們觀察到的「榜樣」具有攻擊性行為,那麼即便在「榜樣」不在場的情況下,他們依然會出現攻擊性行為,也就是說,孩子們的「攻擊性」是通過”觀察模仿」學會的。如果這樣的假設成立,那麼「觀察」到攻擊性行為的孩子,則必然會出現更多的攻擊性行為。同時,為了保證實驗效果,班杜拉專門給參加實驗的孩子都做了心理測評,排除了孩子們天生就帶有攻擊性的干擾。

實驗開始,為了確保實驗過程中孩子們之間不會相互干擾,班杜拉讓「實驗老師」將兩組孩子逐一帶進實驗用的遊戲室。進人遊戲室的孩子會被安排在房間的一角,在他們面前擺著許多有趣的玩具,「老師」告訴孩子們,他們可以隨意玩這些玩具。當然作為榜樣的「老師」會和所有的孩子先熟悉起來,讓孩子能夠接受這位「榜樣」。A組中的「老師A」坐在活動室的另一角,他的面前擺著拼圖、木棍,還有一個1.5米高的「波波玩偶」。

老師A會告訴孩子,這些玩具是專門給成人準備的,並不是給孩子用來玩的。接下來,老師A會先玩一會兒拼圖,一分鐘後,他開始拿著木棍用力打娃娃,打的順序是先把娃娃放在地上,然後坐在它的身上,反復拽它的鼻子,再把它提起來,用木棍打它的頭,扱後用力把它拋向空中,等它落在地上吋再拳打腳踢。「榜樣」會重複三次這些動作,同時一邊打一邊說攻擊性的言語,如「踢死它」,「反包軟蛋」、「這是個強硬的傢伙」、「拽它的鼻子」、「用棍子打它」等。10分鐘後,攻擊結束。而在B組裏的「老師B」則一直安靜地坐在角落裏玩拼圖,直到結束,沒有其他的表演活動。

隨後,所有的孩子都被依次帶進了一個更大的遊戲室裏,這裏有更多的玩具,包括飛機、火車、汽車等,也有「波波玩偶」。AB組的兩位元「老師」首先都會引導孩子們玩玩具,等孩子玩得「漸入佳境」時,突然讓孩子們停下來,並告訴他們,這些玩具要給其他小朋友玩,所以他們不能再玩了。此時,大部分孩子都會感到不高興。

兩位「老師」接著會帶孩子去第三個遊戲室,這裏的玩具被分為兩類:-類是沒有攻擊性的玩具,比如蠟筆、紙張、塑膠動物和卡車模型等;另一類是存攻擊性的玩具,包括一把錘子,一個用鏈子吊起來的球,球面塗成臉龐形狀,還有標槍,當然還有「波波玩偶」。這兩類玩具都沒有明確說明,孩子可以玩哪種或者不可以玩哪種,玩具任憑孩子自己選擇,而且他們被允許在這個房間玩20分鐘,兩位「老師」則都不在這個房間。班杜拉則通過單向玻璃來觀察孩子們的舉動,並給出每個孩子攻擊性行為的等級。

「榜樣」驚人的力量

正如班杜拉的預測,波波玩偶實驗的結果為:實驗A組的孩子在第三個遊戲室中,表現出作常明顯的攻擊性行為,「波波玩偶」幾乎成為這些孩子的首選玩具,男孩平均每人模仿了38.2次「榜樣」的動作,進行了對玩偶的身體攻擊.女孩平均每人有12.7次;在語言攻擊上,男孩模仿了17次,女孩有15.7次3而作為對比的B組孩子,則沒有表現出任何攻擊行為。因此,實驗充分說明,攻擊性行為是可以通過「觀察」和「模仿」學來的。

隨後,班杜拉又做了一系列補充實驗,其中有兩個實驗值得一提:在第一個實驗中,班杜拉將波波玩偶實驗中的成人「榜樣」換成了電影電視或者動畫片,在孩子玩耍的遊戲室裏,讓孩子觀看具有攻擊性的場貴鏡頭。結果發現,電影電視或者動畫片比離人榜樣的影響力要小,但同樣能夠起到「榜樣」的作用;在另一個實驗中,班杜拉對於「榜樣」的攻擊性行為進行了懲罰,並展示給孩子們看,結果孩子們出現攻擊性行為的次數顯著下降,並且有的孩子還會盡力避免向己出現攻擊性行為。

除此之外,班杜拉還設計了一個「狗狗實驗」。他選取了一些怕狗的孩子,並將他們隨機分成4組。與此同時,班杜拉專門挑選出一位4歲且非常喜歡狗的孩子,並準備將他作為「榜樣」。在第一組中,班杜拉讓「榜樣」小男孩在孩子面前和小狗親近,不但撫摸小狗的身體和頭,幫它撓背,還擁抱它,而其他孩子則在旁邊全程觀看,瞭解親近小狗並不會造成任何傷害。接著,班杜拉讓孩子們圍成一圈彼此分享,慢慢形成了一個良好的互動氛圍;在第二組中,孩子同樣全程觀看了「榜樣」小男孩與小狗親近,但僅僅只是觀看,並沒有彼此互動,也沒有觸摸小狗;第三組的孩子會被組織起來觀看小狗,但是並沒有與小狗親近的「榜樣」出現;第四組的孩子則被組織起來玩耍,期間既不出現榜樣,也不出現小狗,孩子們只是單純玩耍。

該實驗持續進行了一個月時間,到了實驗結束那天,班杜拉讓每組的孩子分別接觸從未見過的「陌生狗」,然後分別觀察各組孩子對狗的恐懼行為,並評價恐懼的程度。結果發現,第一組和第二組的孩子可以親近陌生的小狗,而且兩組孩子間並沒有明顯差別,有67%的孩子可以單獨和狗待在一起,也就是說,有超過一半的孩子不再懼怕狗狗了。

而第三組和第四組的孩子仍然會害怕狗,無法與狗單獨待在一起。這就充分說明,孩子不僅能夠通過模仿「榜樣」學習到具有攻擊性的暴力行為,也可以通過模仿「榜樣」改變不良習慣,甚至是戰勝自己的恐懼。這就是榜樣驚人的力量。

家庭教育井不起決定作用

1995年,美國知名心埋學家,同樣也是母親的裘蒂斯•哈裏斯在權威期刊《心理學評論》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了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家庭對孩子的人格發展有長久影響嗎?她通過大世的調查研究與資料分析後得出的結論是:沒有。這篇論文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巨大爭議。後來,哈裏斯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寫成了一本著名的暢銷書《教養的迷思》,詳細分析了父母、家庭、學校、同伴和社會對孩子的重大影響。

在哈裏斯之前的傳統發展心理學理論認為:如果父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用愛與尊重來對待孩子,通過這樣的「好教養」,孩子就能適應這個社會、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而哈裏斯反駁了這一觀點,並給出了兩點質疑:第一是如果父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那這只能說明父母給了孩子良好的基因,並營造了良好的家庭環境,但這跟「教養」有什麼關係?第二是除了家庭環境,孩子自上幼稚園起,在家裏跟父母相處的時間會越來越少,而在社區環境、學校環境中的時間會越來越久,孩子跟同輩群體和老師群體相處的時間會明顯增長,尤其是同輩群體,孩子認同了怎樣的同輩,就意味著孩子歸屬了怎樣的群體,也就意味著孩子認定了自己模仿的榜樣,那這一過程,跟「教養」又有什麼關係?

其實,回答這些問題,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國移民家庭。在很多移民家庭裏,父母作為第一代移民,講的英語是帶口音的,而子女作為第二代移民,從小在美國長大,往往能講一口流利的英文。即使很多移民家庭中的父母還繼續講本國語言,事實上孩子受到的影響也非常有限,家庭之外的社會因素顯然是更重要的。再舉個例子,有些孩子在家裏是乖孩子,但到了學校卻有霸凌行為;有些孩子在家裏非常內向,但跟小夥伴在一起時,卻十分外向。在家裏,父母可能會教育我們,要好好學習,跟同學友好相處,但到了學校,卻總有同學當著全班同學的面給你「起外號」。這種情況下,父母教的還管用嗎?如果孩子的小夥伴都看某種動畫片,都參加某個活動,而你家的孩子卻不參與,那後果則是孩子心理上所無法承受的。

人是一種群居動物,人的天性就是要分清楚「誰是我們」與「誰是別人」。在孩子的認知裏,小夥伴就是「我們」,成年人就是「他們」。在孩子們的世界裏,成年人是一群望而生畏、不講道理的奇怪物種,而一個群體要想更加團結,就會塑造一個外在的「敵人」,這個規律不僅適用于孩子,同樣適用于成年人,還適用於國家。因此,孩子,特別是到了青春期的孩子,會經常向成年人發起挑戰,尤其適成年人制定的「既有規則」,是孩子「攻擊」的主要對象,而那些敢於挑戰成人世界規則的孩子,則會迅速獲得群體的認可,並成為群體中的「榜樣」。

從這個角度理解,不難發現香港的年輕人所出現的問題,絕不單單是家庭教育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學校教材和老師的問題,而是更深的社會系統出了問題。要拯救香港的年輕一代,若只是從教材和師資上努力,還是遠遠不夠的,更應該在重塑社會體系上努力。而重塑社會體系中的重要環節,正是樹立「榜樣」。這種「榜樣」不是人為故意塑造的,而是從社會中自由「湧現出來」的鮮活的「好榜樣」。

例如,很多年輕人以馬雲為榜樣,這當中不僅僅因為馬雲的財富,更多是因為馬雲「草根」出身,通過不懈奮鬥和努力,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眾多中國人的命運,更為中國乃至世界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從而實現了人生意義。而像馬雲這樣的人物,在當前的香港社會就根本「湧現不出來」,而「湧現」出的卻是黃之鋒之類的「民族敗類」,即使有優秀的榜樣,也被香港原有的社會體系給壓抑了,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潘楷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