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香港爆發了「葵荃暴亂」，其中有一名年僅12歲，名叫阿偉（化名）的男孩，因涉嫌「非法集結」被香港警方拘捕，成為示威活動爆發至今極年輕的被捕者。該男孩被捕時身上有一支5英尺長的鐵棍，還有噴漆、頭盔及防繭面罩等裝備。目前，阿偉已如常返學，將開始其初中生涯。在訪問了該學生的小學訓導主任及身邊的相關人員後發現，阿偉之所以麼被「洗腦」並參與暴力行動，與其參加的四驅車STEM課程中，激進的「黃師」有很大關係。

12歲的孩子因暴亂被捕讓人痛心不已，該年齡段的孩子本該在學校接受良好的教育，過著無憂無慮的童年，但是他們卻走上街頭，被「港毒」分子教唆鬧事，攻擊員警，對同胞大打出手，無惡不作，為什麼這些本該充滿朝氣的年輕人卻成了如今的暴徒模樣？

著名的波波玩偶實驗

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習理論創始人阿爾伯特.班杜拉教授就曾于1961年至1965年連續做了一系列實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波波玩偶」實驗，用事實告訴世人，孩子們是會通過觀察和模仿來習得攻擊性行為的。1961年，班杜拉在斯坦福大學幼稚園啟動了該項實驗。他選取了36名男孩和36名女孩作為實驗對象，年齡為3至6歲，平均年齡為4歲零4個月。

班杜拉將這72名孩子，按照一的性別與年齡比例，平均分成兩組——A組和B組，每組各36名孩子。A組被稱為「攻擊性組」，該組的孩子會在實驗的環節中，看到「實驗老師」帶有攻擊性的行為，當然這種攻擊性行為是班杜拉安排助理故意”表演」的；B組則被稱為「非攻擊性組」，該組的孩子會在實驗的環節中，看到「實驗老師」正常的行為，即非攻擊性行為。班杜拉在實驗環節中特意安排的這些「老師」，就是孩子眼中的「榜樣」。

為什麼要安排這些成年人「榜樣」呢？根據班杜拉多年在社會學習領域的研究，他預測，如果孩子們觀察到的「榜樣」具有攻擊性行為，那麼即便在「榜樣」不在場的情況下，他們依然會出現攻擊性行為，也就是說，孩子們的「攻擊性」是通過”觀察模仿」學會的。如果這樣的假設成立，那麼「觀察」到攻擊性行為的孩子，則必然會出現更多的攻擊性行為。同時，為了保證實驗效果，班杜拉專門給參加實驗的孩子都做了心理測評，排除了孩子們天生就帶有攻擊性的干擾。

實驗開始，為了確保實驗過程中孩子們之間不會相互干擾，班杜拉讓「實驗老師」將兩組孩子逐一帶進實驗用的遊戲室。進人遊戲室的孩子會被安排在房間的一角，在他們面前擺著許多有趣的玩具，「老師」告訴孩子們，他們可以隨意玩這些玩具。當然作為榜樣的「老師」會和所有的孩子先熟悉起來，讓孩子能夠接受這位「榜樣」。A組中的「老師A」坐在活動室的另一角，他的面前擺著拼圖、木棍，還有一個1.5米高的「波波玩偶」。

老師A會告訴孩子，這些玩具是專門給成人準備的，並不是給孩子用來玩的。接下來，老師A會先玩一會兒拼圖，一分鐘後，他開始拿著木棍用力打娃娃，打的順序是先把娃娃放在地上，然後坐在它的身上，反復拽它的鼻子，再把它提起來，用木棍打它的頭，扱後用力把它拋向空中，等它落在地上吋再拳打腳踢。「榜樣」會重複三次這些動作，同時一邊打一邊說攻擊性的言語，如「踢死它」，「反包軟蛋」、「這是個強硬的傢伙」、「拽它的鼻子」、「用棍子打它」等。10分鐘後，攻擊結束。而在B組裏的「老師B」則一直安靜地坐在角落裏玩拼圖，直到結束，沒有其他的表演活動。

隨後，所有的孩子都被依次帶進了一個更大的遊戲室裏，這裏有更多的玩具，包括飛機、火車、汽車等，也有「波波玩偶」。AB組的兩位元「老師」首先都會引導孩子們玩玩具，等孩子玩得「漸入佳境」時，突然讓孩子們停下來，並告訴他們，這些玩具要給其他小朋友玩，所以他們不能再玩了。此時，大部分孩子都會感到不高興。

兩位「老師」接著會帶孩子去第三個遊戲室，這裏的玩具被分為兩類：-類是沒有攻擊性的玩具，比如蠟筆、紙張、塑膠動物和卡車模型等；另一類是存攻擊性的玩具，包括一把錘子，一個用鏈子吊起來的球，球面塗成臉龐形狀，還有標槍，當然還有「波波玩偶」。這兩類玩具都沒有明確說明，孩子可以玩哪種或者不可以玩哪種，玩具任憑孩子自己選擇，而且他們被允許在這個房間玩20分鐘，兩位「老師」則都不在這個房間。班杜拉則通過單向玻璃來觀察孩子們的舉動，並給出每個孩子攻擊性行為的等級。

「榜樣」驚人的力量

正如班杜拉的預測，波波玩偶實驗的結果為：實驗A組的孩子在第三個遊戲室中，表現出作常明顯的攻擊性行為，「波波玩偶」幾乎成為這些孩子的首選玩具，男孩平均每人模仿了38.2次「榜樣」的動作，進行了對玩偶的身體攻擊.女孩平均每人有12.7次；在語言攻擊上，男孩模仿了17次，女孩有15.7次3而作為對比的B組孩子，則沒有表現出任何攻擊行為。因此，實驗充分說明，攻擊性行為是可以通過「觀察」和「模仿」學來的。

隨後，班杜拉又做了一系列補充實驗，其中有兩個實驗值得一提：在第一個實驗中，班杜拉將波波玩偶實驗中的成人「榜樣」換成了電影電視或者動畫片，在孩子玩耍的遊戲室裏，讓孩子觀看具有攻擊性的場貴鏡頭。結果發現，電影電視或者動畫片比離人榜樣的影響力要小，但同樣能夠起到「榜樣」的作用；在另一個實驗中，班杜拉對於「榜樣」的攻擊性行為進行了懲罰，並展示給孩子們看，結果孩子們出現攻擊性行為的次數顯著下降，並且有的孩子還會盡力避免向己出現攻擊性行為。

除此之外，班杜拉還設計了一個「狗狗實驗」。他選取了一些怕狗的孩子，並將他們隨機分成4組。與此同時，班杜拉專門挑選出一位4歲且非常喜歡狗的孩子，並準備將他作為「榜樣」。在第一組中，班杜拉讓「榜樣」小男孩在孩子面前和小狗親近，不但撫摸小狗的身體和頭，幫它撓背，還擁抱它，而其他孩子則在旁邊全程觀看，瞭解親近小狗並不會造成任何傷害。接著，班杜拉讓孩子們圍成一圈彼此分享，慢慢形成了一個良好的互動氛圍；在第二組中，孩子同樣全程觀看了「榜樣」小男孩與小狗親近，但僅僅只是觀看，並沒有彼此互動，也沒有觸摸小狗；第三組的孩子會被組織起來觀看小狗，但是並沒有與小狗親近的「榜樣」出現；第四組的孩子則被組織起來玩耍，期間既不出現榜樣，也不出現小狗，孩子們只是單純玩耍。

該實驗持續進行了一個月時間，到了實驗結束那天，班杜拉讓每組的孩子分別接觸從未見過的「陌生狗」，然後分別觀察各組孩子對狗的恐懼行為，並評價恐懼的程度。結果發現，第一組和第二組的孩子可以親近陌生的小狗，而且兩組孩子間並沒有明顯差別，有67%的孩子可以單獨和狗待在一起，也就是說，有超過一半的孩子不再懼怕狗狗了。

而第三組和第四組的孩子仍然會害怕狗，無法與狗單獨待在一起。這就充分說明，孩子不僅能夠通過模仿「榜樣」學習到具有攻擊性的暴力行為，也可以通過模仿「榜樣」改變不良習慣，甚至是戰勝自己的恐懼。這就是榜樣驚人的力量。

家庭教育井不起決定作用

1995年，美國知名心埋學家，同樣也是母親的裘蒂斯•哈裏斯在權威期刊《心理學評論》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了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家庭對孩子的人格發展有長久影響嗎？她通過大世的調查研究與資料分析後得出的結論是：沒有。這篇論文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巨大爭議。後來，哈裏斯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寫成了一本著名的暢銷書《教養的迷思》，詳細分析了父母、家庭、學校、同伴和社會對孩子的重大影響。

在哈裏斯之前的傳統發展心理學理論認為：如果父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用愛與尊重來對待孩子，通過這樣的「好教養」，孩子就能適應這個社會、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而哈裏斯反駁了這一觀點，並給出了兩點質疑：第一是如果父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那這只能說明父母給了孩子良好的基因，並營造了良好的家庭環境，但這跟「教養」有什麼關係？第二是除了家庭環境，孩子自上幼稚園起，在家裏跟父母相處的時間會越來越少，而在社區環境、學校環境中的時間會越來越久，孩子跟同輩群體和老師群體相處的時間會明顯增長，尤其是同輩群體，孩子認同了怎樣的同輩，就意味著孩子歸屬了怎樣的群體，也就意味著孩子認定了自己模仿的榜樣，那這一過程，跟「教養」又有什麼關係？

其實，回答這些問題，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國移民家庭。在很多移民家庭裏，父母作為第一代移民，講的英語是帶口音的，而子女作為第二代移民，從小在美國長大，往往能講一口流利的英文。即使很多移民家庭中的父母還繼續講本國語言，事實上孩子受到的影響也非常有限，家庭之外的社會因素顯然是更重要的。再舉個例子，有些孩子在家裏是乖孩子，但到了學校卻有霸凌行為；有些孩子在家裏非常內向，但跟小夥伴在一起時，卻十分外向。在家裏，父母可能會教育我們，要好好學習，跟同學友好相處，但到了學校，卻總有同學當著全班同學的面給你「起外號」。這種情況下，父母教的還管用嗎？如果孩子的小夥伴都看某種動畫片，都參加某個活動，而你家的孩子卻不參與，那後果則是孩子心理上所無法承受的。

人是一種群居動物，人的天性就是要分清楚「誰是我們」與「誰是別人」。在孩子的認知裏，小夥伴就是「我們」，成年人就是「他們」。在孩子們的世界裏，成年人是一群望而生畏、不講道理的奇怪物種，而一個群體要想更加團結，就會塑造一個外在的「敵人」，這個規律不僅適用于孩子，同樣適用于成年人，還適用於國家。因此，孩子，特別是到了青春期的孩子，會經常向成年人發起挑戰，尤其適成年人制定的「既有規則」，是孩子「攻擊」的主要對象，而那些敢於挑戰成人世界規則的孩子，則會迅速獲得群體的認可，並成為群體中的「榜樣」。

從這個角度理解，不難發現香港的年輕人所出現的問題，絕不單單是家庭教育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學校教材和老師的問題，而是更深的社會系統出了問題。要拯救香港的年輕一代，若只是從教材和師資上努力，還是遠遠不夠的，更應該在重塑社會體系上努力。而重塑社會體系中的重要環節，正是樹立「榜樣」。這種「榜樣」不是人為故意塑造的，而是從社會中自由「湧現出來」的鮮活的「好榜樣」。

例如，很多年輕人以馬雲為榜樣，這當中不僅僅因為馬雲的財富，更多是因為馬雲「草根」出身，通過不懈奮鬥和努力，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眾多中國人的命運，更為中國乃至世界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從而實現了人生意義。而像馬雲這樣的人物，在當前的香港社會就根本「湧現不出來」，而「湧現」出的卻是黃之鋒之類的「民族敗類」，即使有優秀的榜樣，也被香港原有的社會體系給壓抑了，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潘楷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