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外國總統，引發了北京語言大學的特殊關注。

3月20日，哈薩克斯坦原議會上院議長托卡耶夫根

據憲法宣誓就任哈薩克斯坦總統。這則國際新聞傳到北京語言大學，意義大為不同一一他曾到北京語言大學學習。

「素有‘小聯合國’之稱的北京語言大學……建校近60年來，走出過多位漢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外交使節和政要。」托卡耶夫在北語的任課老師劉士勤特別撰寫《北語走出的又一位外國總統一一托卡耶夫》一文，刊登在北語官網。據他介紹，托卡耶夫是集漢學家、外交家、聯合國領導（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政府首腦和國家元首于一身的唯一校友。

如同該文標題所暗示，北語的總統校友不止一位。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出席一場會議時，曾聽北語領導發言提到；單是在非洲，就有多位總統曾在北語留學。

不止北語，北大、清華等國內名校，都曾培養過一些特殊留學生，這些學生有的成為一國領導人，有的則成為外交系統的重要官員。這些人的經歷，揭示出留學議題中更具政治色彩的一面。

培養駐華外交官

托卡耶夫是和其他八名蘇聯留學生一起到中國來的，當時是1983年的秋天。據劉士勤回憶，這些學生到中國來，主要是為了進修漢語。

托卡耶夫當時已經在蘇聯外交部工作了。此前，他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學習漢語期間，就曾在蘇聯駐華使館實習過半年。在北京語言大學學習了10個月後，他很快就被派到蘇聯駐華使館，一直工作到1991年蘇聯解體。

托卡耶夫當時到北京留學，背後顯然有政治培養上的考量。自1960年代起，中蘇關係惡化，兩國在科學、教育等領域的交流也隨之中斷。直到1970年代末，中蘇兩國進行國家關係談判時，中方代表專門提議「討論和解決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發展貿易、科學、技術、文化交流的問題」。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發表講話，呼籲中蘇關係正常化。這是中蘇關係惡化以來，蘇聯最高領導人發出的最友好的講話。之後，兩國間的教育文化往來開始恢復，托卡耶夫也很快接到留學中國的通知。

中國外交家周曉沛在《我看中蘇關係近四十年變遷》一文中甚至認為，中蘇重新恢復交往是「從恢復交換留學生開始」，之後兩國經貿、文化等領域的交往逐漸增多。」

在那個時代，交換留學生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1949年新政權成立後，中國接受的第一批留學生就來自蘇聯社會主義陣營。1950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剛三個多月，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政府就向中國政府提出了交換留學生的建議。之後，時任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研究此事，並責成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外交部、教育部組成專門小組，制定相關計劃並與有關國家商量此事。最終，中國不但同意與兩國交換留學生，還主動向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政府提出互派留學生的建議。據《神州學人》刊登的《新中國第一批「洋學生」——淸華大學東歐交換生中國語文專修班始末》一文，淸華大學成立「東歐交換生中國語文專修班」，而這個專修班也承擔著為這些國家培養第一代駐華外交官的任務。

中國政府極為重視這些留學生，建立了豪華的教師團隊。專修班班主任一一時任淸華大學教務長、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更是由中夬政府親自認命。

之後，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陣營間也陸續開始交換留學生。1952年，因為院系調整，淸華大學東歐交換生中國語文專修班被整體調進了北京大學，並更名為「北京大學外國留學生中國語文專修班」。新的留學生到中國後，一般會在北大專修班學一到兩年中文，之後再分配到各大學或中等技術學校學習專業內容。

早期留華學生來自朝鮮、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民主德國、波蘭等國學生。這之後很長時間裏，社會主義陣營互派留學生的制度一直延續下去。

「好多社會主義國家都有指令性文件，必須去留學。」察哈爾學會秘書長、原駐法國斯特拉斯堡總領事張國斌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我印象中像阿爾巴尼亞，當時他們就有指令，必須有多少人去中國學習。」

一條捷徑

1963年，李肇星正在北京大學讀三年級。這位後來成為中國外交部部長的年輕人接到一項任務：幫助一位朝鮮留學生。

據北大官網一篇回憶文章記載，1960年，北大西語系一位中國女學生與匈牙利留學生談戀愛，這在當時是一件令人很緊張的「敏感事件」，有關方面隨後做出了安排中國學生與留學生同住的決定，幫助留學生學習和生活的同時，也力圖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李肇星幫助的對象是朝鮮留學生姜錫柱，兩個人住在一個宿舍，直到1964年畢業。據李黎星回憶，姜錫柱是烈士子弟，他父親是一位深得當時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器重的師級幹部，在朝鮮戰爭初期犧牲了。姜錫柱小時候曾在遼寧丹東生活過，這次又被送到北大留學。當時他的任務就是幫助姜錫柱學習英語。

隨著來華留學生越來越多，接收留學生的高校範圍也擴大了。1970年代初，張國斌正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學習，據他觀察，當時學校裏已經能看到留學生身影。學校對留學生也會給予比較好的政策支持。「國家都拿出來儘量好的東，西，好的條件，來歡迎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張國斌說，這也是為了能夠

培養更多對中國友好的人士。

1950-1970年代，越戰期間，還有一些越南學校遷到中國廣西南寧、桂林等地，亦有一些越南人士在中國留學，其中就包括越南政府前總理阮晉勇。據媒體報道，阮晉勇曾經留學中國廣西師範大學。2005年，他重訪廣西師大時曾說，「在華越南留學生的數量位于各國在華留學生數量排行榜的第3位，僅次於韓國和日本，排在美國的前面。」

「對一個國家的影響來講這是好事。」張國斌說，這些留學生回國後，很容易成為中國文化的傳播者和對華友好人士。很多人後來都進人外交系統，成為對華外交人員。雖然這些人有各自的國家立場，但「潛移默化中，也會影響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中國想要擴大自身的國際影響力，通過來華留學生、來華友人，是一條很有效的捷徑。」

姜錫柱後來成為朝鮮外相，李肇星與他多次在外交場合見面。據李肇星回憶，2004年3月，時任外交部部長的他訪問朝鮮，金正日與李肇星會談時的主要陪同人員就是姜錫柱。當時他還當著金正日的面，與姜錫柱緊緊擁抱。

「一個願望一直沒變」

2013年10月的一個晚上，北京語言大學一棟大樓掛起了一個條幅：「熱烈祝賀我校校友穆拉圖當選埃塞俄比亞總統」。第二年，這位新當選的總統，就訪問了中國，並且重回北京語言大學。

他是1976年到北語學習的，屬於埃塞俄比亞的公派留學生。據他回憶，當時有70多個國家的留學生在這裏學習漢語，這是我第一次置身於不同國家和文化的環境之中。北語不僅為我上大學打下了良好的漢語基礎，也讓我有機會接觸並融入到不同國家和不同文化氛圍中去。」

自1950年代，非洲各國陸續獨立，並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學習就成為一種常態選擇。同與中國建交後的東歐留學生一樣，這些留學生很多人也進人外交系統工作。

穆拉圖在北語進修中文後，進入北大學習，並先後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91年畢業後，他一回到埃塞俄比亞，就進人了外交部，後來，相繼擔任駐日本、中國等國大使。

「一直以來，中非關係都非常友好，中國能重回聯合國，非洲也幫了很大忙。」張國斌說，這種友好的關係，也會體現在留學生培養上。

政治關係，確實會對留學生政策產生影響。「政治關係不好的國家可能仍會維持一般意義上的民間交往、日常往來，也可能會彼此開展一定形式的公共外交活動，但絕不會大規模的互派留學生。」青島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黃忠在《留學生公共外交探析》中寫道，「因為靑少年構成了留學生主體，他們的心理特徵和知識結構也決定了其相對容易接受新事物，也更容易在觀念上被對手公關。（美國政治學者）約瑟夫‧奈曾在媒體上撰文稱，國際學生回國後往往會更加認可美國的價值觀和制度，多年來累積的數百萬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留學生群體，創造了對美善意的一個來源……因此，也沒有一個國家會放心向敵對國家大規模派遣留學生。」

中蘇關係破裂後，親蘇聯陣營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再向中國派遣留學生。這時候，非洲留學生漸漸多了起來。據新華社報道，1972年，作為援建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的配套項目，贊比亞和坦桑尼亞兩國分別派出100名留學生到中國學習鐵路運營與管理，為坦贊鐵路做準備。一名當年的留學生回憶道，「我曾經在人民大會堂見過周恩來、鄧小平。」「去過北京動物園、王府井、北京飯店……中國人對咱們很好，每個月給咱們45塊人民幣的生活費，還有52塊的餐費，足夠用了。」

1970年代，中美關係開始解凍，雙方開始談判。互派留學生就是談判的一個重點。當時美國總統卡特，還因為中方提出的這個問題，被談判人員半夜吵醒。

「我正和鄧小平副總理會見，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在北京參與談判的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說。

卡特回答，當然可以。

之後，中美很快達成了互派留學生的共識。美國方而負責人是時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一等秘書唐占晞。後來，唐占晞回憶起美國政局變化以及因此受到影響的中美關係時說：「美國國內政治不管怎麼變，一個願望一直沒變，就是跟中國進行學術交流，交換學者、學生。美國認為這是加深互相瞭解的最好方法。」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接受國，美國對這個問題有著更深刻的認識。「911」之後，美同政治形勢曾一度收緊。當時美國國內一些專家就曾批評美國對留學生問題重視不夠。「有關人士指出：在國際教育競爭的整體格局中，如果美國將這些外國留學生拱手讓給其他競爭者，那麼美國就喪失了讓這些未來領袖瞭解它的重要機會，」黃忠在《留學生公共外交探析》中寫道，「取而代之的是，美國讓這些人瞭解了其他國家，並與之建立了終生聯繫。」

（張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