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8日至19日，中美高層戰略對話在美國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舉行。
　　會後，有兩張照片在網絡上熱傳——一張照片是1901年，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簽字儀式上，滿臉屈辱的清政府代表；另一張照片則是2021年，面對美方傲慢施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擲地有聲地反擊：「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今年是《辛丑條約》簽訂120年，亦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為此，《人民日報》等媒體在微博上發起了「兩個辛丑年的對比」話題標籤，掀起一波討論熱度，並登上微博熱搜榜。
　　外交背後向來是國家實力的體現。
　　從1901年的割地賠款到2021年中美戰略對話中的唇槍舌劍，在歷史與現實的對照下，如今站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已經是闊步走進世界大國之列的中國與煥然一新的中國人。
　　可以肯定的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外交正在不斷開創新局面，譜寫著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嶄新篇章。
　　戰場上打不過，談判桌上談不贏
　　在1901年的這張圖上，坐在右側第二位的就是簽訂這個條約的中方代表李鴻章。
　　長久以來，李鴻章與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並稱為「中興四大名臣」。在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眼中，李鴻章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
　　但也正因為他的才幹，李鴻章成了一個悲劇人物，「生不逢時」用在他身上再貼切不過。
　　1900年庚子年，義和團興起，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這引起了外國侵略者敵視。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攜光緒倉皇西逃。隨後，慈禧電令李鴻章進京，和慶親王奕劻一起，代表清朝與八國聯軍談判，收拾殘局。
　　李鴻章再次踏上屈辱議和之路。在西班牙駐華使館的談判桌上，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趾高氣昂，各國代表虎視眈眈。
　　1901年9月7日，無力回天的李鴻章和奕劻被迫與列強簽下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清政府淪為列強們的傀儡。至此，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李鴻章也再次背上了「賣國賊」的罵名。
　　可悲的是，聽聞條約簽訂後，慈禧卻說出了那句遺臭萬年的「名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著實令人心寒，李鴻章在為賠款的減少據理力爭之時，背後的清政府卻只想著保留自己的地位，在求得自己想要的「和平」的同時，棄百姓安危、國家尊嚴於不顧。
　　「李鴻章確實簽了很多喪權辱國的條約，但這並不能否定他作為外交家的歷史貢獻。」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執行院長楊成在接受《新民周刊》採訪時表示，「我們不能超越李鴻章所處的歷史語境而按照今時今日的標準，純粹以外交結果為導向去評價。囿於清朝晚期相較於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十分孱弱的國力，李鴻章更像是一個戴著鐐銬被迫動用三寸不爛之舌去追求和捍衛王朝利益的悲劇主角。客觀條件先驗地決定了李鴻章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實在是很有限，固有的弱國身份迫使這位公認的名臣不得不委曲求全，儘管屈辱但仍然是儘量地在一個可以去爭取的範圍內去維護大清王朝的利益。」
　　在楊成看來，如果李鴻章不是一個出色的外交家，結果可能更悲劇，「說白了，把誰放在那樣的歷史位置上，可能也很難爭取更好的結果」。
　　李鴻章這樣總結自己的外交理論：「國家之間其實並沒有外交，完全在於本國的立地，就像是交朋友一樣，雙方都有相當的資格，我想要聯繫他，他想要聯繫我，然後才能談到一個交字，倘若自己一事無成，偏偏等著別人幫助，就算是有七嘴八舌，不論怎麼說都於事無補。」
　　說到底，這是一種悲哀——因為國家的虛弱，讓代表國家的外交官們挺不起腰杆。不過，楊成表示，儘管國家實力比較弱，但不代表李鴻章個人不被人尊敬。
　　實際上，戰場上打不過，談判桌上又豈能談得贏？這個道理李鴻章深深地體會到了。對代表中國的外交官來說，這個宿命隨後幾十年間，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弱國有外交，然而有限度
　　時間來到一戰後的巴黎和會。此時距離《辛丑條約》的簽訂已經過去了近18年。其間，中國經歷了政權的更迭，國家處於巨大的轉變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派遣14萬勞工前往歐洲戰場，用生命為中國贏來了戰勝國的地位。然而，當5名中國代表滿懷期待來到巴黎凡爾賽宮時，卻被告知中國是三等戰勝國，僅有兩個席位，只能由代表們輪流參加。
　　巴黎和會上，美、英、法、意、日五大國聯合瓜分著戰後利益，談到中國山東主權問題，日方提出自己與德國曾簽訂合約，有繼承其權益的權利。中方則在此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後來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的顧維鈞據理力爭，將日本的要求悉數駁回。
　　但國際外交向來處於複雜的局面，各國的聯合、利益的牽制都讓在談判中處於上風的中國無法如願奪回屬於自己國家的山東主權，這也讓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合約上簽字，憤怒離去。
　　殘酷的現實讓沉浸在戰爭勝利喜悅中的人們逐漸清醒，縱使處於戰勝國的地位，當時的中國還是不夠強大，仿若「戰利品」一般被瓜分國家利益令人憤怒，也令人無奈。但仔細一想，正如顧維鈞所言，「我不相信弱國無外交之說。唯其弱，故依賴外交較強國更為重要」。
　　對此，楊成也頗為贊同，「弱國更要有外交，但除此還應該再加上半句，即弱國外交有限度」。
　　「無論是從絕對還是相對國力的視角看，當一個國家處於弱勢地位時，能否擁有卓越的外交家就顯得特別重要了。在硬實力不如他國時，談判桌上能否儘量為本國爭取利益更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外交技巧。另外一方面，我們可能也要承認，弱國外交畢竟是『螺螄殼裡做道場』， 技巧是有邊界的，很多情況下其目標首要在於把國家利益的損失降到最低。換而言之，弱國外交只能想方設法保證一些基本利益，缺少國家實力的戰略加持不大可能做到利益最大化的最優結果，這是弱國和強國外交的一個最明顯的差別。」楊成進一步解釋道。
　　同樣地，國際政治專家項藍欣在《傳統與對外關係》一書中也反覆強調過「弱國無外交」這一想法是不對的。書中寫道，「弱國有外交」就意味著對我行我素的超級大國的行動限制。中國必須反對「順者昌,逆者亡」的國際關係的所謂「規律」,同時加強對世界通行「規則」的遵守和新規則的制定。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才能算是進入了世界政治的主流。
　　曾經做過外交官的楊成坦言，外交談判其實是一門非常難的技術活，除了心理戰，有時甚至還是拼體力的活兒。他本人就曾作為中方的學者代表參與過和俄羅斯的談判，「當時在整個談判周期內每天都時從早上9點開始，一直要談判到晚上12點，圍繞著每一個條目來回展開拉鋸戰。雙方都會據理力爭，爭取說服對方接受己方的立場」。
　　而兩國談判會有很多所謂的技巧。「事先儘可能摸清對方的談判文化、基本立場、核心利益等至關重要，據此準備好多種應對方案。更關鍵的在於現場的隨機應變能力，準備的畢竟不大可能全用上，很多時候需要根據對方臨時的立場做戰略判斷，政治定力、語言能力、學科能力、話語能力在彼時彼刻十分重要。該下決心時不能猶豫，該拖的時候也要能夠拖得合情合理。」在楊成看來，「外交本質上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是雙向的讓步，最終目標是要解決現實的外交問題，無論是事關戰爭與和平的大問題，還是和民眾相關的僑民保護等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問題。他強調：「作為談判者，我們肯定是力爭對我方最有利的上線方案，但心裡也是有底線思維的，根據戰略大局的需要可以做適當的讓步。此時的基本技巧是換子，在某個地方退了一步，在別的地方要找補回來。談判雙方對此是有一定的默契的，或者更準確說是都清楚這一邏輯。除非兩國之間有絕對的實力差距，一方可以藉此將自己的意願強加於另一方。一般來說，圍繞談判目標出現一些拉扯十分正常。」
　　因此，在國力上升，尤其是處於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外交相對更容易做。楊成表示：「僅憑一張嘴皮子，在列強制定的遊戲規則下堅決地維護國家利益。從這一層面來看，無論是李鴻章還是顧維鈞都殊為不易。」
　　從窯洞走向國際舞台
　　巴黎和會的打擊為當時的中國敲響了警鐘，鬱積近百年的民族情緒像火山一樣爆發，激起席捲全國的「五四運動」。
　　在這次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台。1920年夏，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陳獨秀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之後各地也相繼建立起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而中國外交的紅色基因，則要追溯到1931年的江西瑞金。就在「九一八」事變的同年11月，在極端困苦環境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成立，並設立外交人民委員會。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中國第一個外交機構，也是我們今天的外交部前身。
　　延安時期，在陝北的山溝里，中國共產黨採取「窯洞外交」，以「三用好一拓展」的方式進行。
　　首先，用好朋友的力量。主要是保持與蘇聯、共產國際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其他機構的人員的往來。
　　其次，用好西方記者之筆。美國人埃德加•斯諾，是第一個在陝北紅色根據地採訪的外國記者，他用圖片、文字、視頻等豐富形式首次將「紅星照耀的地方」展示給全世界，極大地影響和改變了世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態度。
　　再次，用好電訊和書信。在西班牙戰爭剛爆發時，中共就發表了大量支持和鼓勵西班牙共產黨和人民的文章，強烈譴責德、意法西斯。
　　最後，拓展與西方大國的聯繫。
　　1939年1月，基於對整個抗戰形勢的研究，中共中央決定在重慶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組，根本任務是「宣傳出去，爭取過來」。南方局外事組的設立，有利於爭取和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改善黨的國際形象和地位，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影響力。
　　1945年，經過14年不屈不撓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
　　在此時期，黨領導下的對外工作，呈現主動性和靈活性，也為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苦盡甘來，新中國外交迎來曙光
　　新中國成立前夕，黨中央準確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制定了新中國的外交方針和指導原則。
　　1949年3月，毛澤東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是，不承認外國政府現在派駐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不承認國民黨政府與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也不急於取得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們的外交承認。」
　　之後，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指出，「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明確提出了「一邊倒」政策。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親自兼任外交部長，要求外交人員要當「文裝解放軍」，有鐵一樣的嚴格紀律。王稼祥、張聞天等人先後出任蘇聯大使，姬鵬飛、耿飈、黃鎮、韓念龍、王幼平等10餘名高級軍事將領則出任新中國的首批駐外使節，被譽為「將軍大使」。他們以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和經過戰爭考驗的戰略眼光，為新中國外交打開局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3年，中國人民志願軍高舉保衛和平、反抗侵略的正義旗幟，同朝鮮人民和軍隊一道，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捍衛了新中國的安全和穩定。新中國的國際威望也隨之不斷上升。當時，毛澤東提出：「形勢是很好的，應該派一些同志去做外交工作，做外交就是做建設工作。」
　　於是，1954年，周恩來總理率團代表中國政府參加日內瓦會議。這是新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國際會議。
　　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周總理表現了高超的外交藝術和豁達優雅的風度，他以傑出的活動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讓新中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進一步被各國所認識，使中國的國際威望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楊成告訴《新民周刊》記者，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間還有一段著名的「握手風波」。
　　在《福建黨史月刊》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的歷史真相》一文中寫道，那次會議上，美國著名的冷戰騎士、國務卿杜勒斯曾下令與會期間美國代表團，任何人不得和中國代表團成員握手。
　　據外交元老們回憶，杜勒斯只出席約一周的會議就於1954年5月3日回國了，留下副國務卿史密斯主持美國代表團的工作。這位史密斯先生在個人觀點上是願意與新中國友好的，對美國政府採取敵視新中國的做法也是有保留的。
　　某天，當史密斯一個人走進會場吧檯去喝咖啡時，周恩來就在代表團秘書長、助理王炳南的安排下不經意地也走向吧檯，和史密斯剛好相遇。因為周恩來事先已經知道史密斯對中國的態度，就裝出要跟史密斯握手的樣子。這時，史密斯右手夾著雪茄，左手端著咖啡杯，見周恩來要跟他握手的樣子，連忙把原來端在左手的一杯咖啡迅速換到右手，以此向周恩來表示歉意，「你看，我右手正拿著東西，不便和你握手了」。但史密斯笑容可掬地和周恩來打了招呼，還主動用他的胳膊和周恩來的胳膊碰了碰，以示友好。
　　史密斯的這一做法既沒有違背杜勒斯的命令，也表達了他的個人意願，在當時的中國代表團內傳為佳話。
　　「這也正是1972年尼克森訪華時，走下飛機的他滿面笑容、大步流星地走向周恩來，緊緊握住周恩來的手，熱情洋溢之情溢於言表的原因。」楊成表示，尼克森後來在他的回憶錄里寫道，在機場迎接儀式上他為什麼這麼熱情，是因為他了解到，由於當年杜勒斯拒絕握手，給周恩來和中方帶來了陰影。他所以在見面時主動熱情地首先伸出自己的手，是希望對當年這起令人不快的事件一個補償和變相的道歉，「可見，那個時候的外交做得還是很細膩的」。
　　1955年召開的萬隆會議上，新中國創造性地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充分彰顯了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家，尤其是周恩來總理匠心獨運的外交藝術，展現了中國在剛剛站起來、尚未富起來和強起來的弱勢背景下的獨特外交技巧，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外交史上也因此多了一個經典案例。之所以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很巧妙，是因為組成這一理念體系的每一項原則單獨抽出來都不是中國首倡的，但把這五項每一項都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國際法準則組合起來的則是中國。若有人要反對，就相當於反對他自己。而且，當時出於爭取更廣泛國際支持的戰略需要，中國選擇將之明確為與印度和緬甸的共同倡議，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其高明的選擇。」楊成強調道。
　　到了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第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並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這是新中國外交的重大勝利。作為第26屆聯大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在聽到這個消息的瞬間，情不自禁仰頭大笑。
　　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1978年中美雙方簽署的《中美聯合公報》宣告中美關係改善，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北京簽訂,這是繼1972年9月中日聯合聲明發表、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關係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會見戈巴契夫，中蘇高級會晤終於實現，隨後宣布中蘇兩國關係實現了正常化……楊成認為，以上這些都是中國外交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事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從服務本國的經濟建設這一戰略需求出發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中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做出了重要貢獻。更關鍵的在於，中國通過自身的改變實際上為整個世界帶來了更大的確定性」。
　　平視世界，積極打造全球夥伴關係網絡
　　在面對急劇變化的世界政治形勢之時，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爭取同所有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關係，全面參與國際組織與發展多邊外交，為維護和改善外部發展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
　　可以說，在新中國建立的這70多年裡，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超百萬億元的GDP，展示著這個國家的發展實力。
　　同時，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以及在政治、軍事方面的成就，中國在世界上的話語權越來越重，中國外交的底氣也越來越足。
　　2010年10月12日，中國外交部啟動新的新聞發布廳，從此，外交部發言人便開始為人們所熟知，成了人們常說的「外交天團」。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外交思想，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傳統理念賦予了更加鮮明的時代精神，上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係、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歷史新高度，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提供了中國方案。
　　在3月的這次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上，中國一改往常隱忍的態度，表示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國核心利益，沒有任何妥協退讓餘地。可以預料，今後世界將要面對一個更加自信的中國，類似阿拉斯加的衝突場面可能還會上演。
　　「國家有實力的時候，在外交上就會有更大的空間，因為槓桿多，言辭和行為相對就可能更激烈，更具主動性。在這個問題上，霸權國『任性』的所作所為最為典型。」楊成分析道，「美國為什麼會在受到國際社會廣泛批評的時候還經常這麼做？背後的邏輯實際上就是簡單地有實力就可以『任性』。回頭看，美國單邊主義最盛行的階段差不多是小布希執政時期。當時美國各界的主流觀點是世界進入了美國主導的『單極時刻』，因而美國已經是當代的『新羅馬帝國』是『仁慈霸權』。一個鮮明的對比是，當下的拜登政府就不會輕易地搞單邊主義，甚至連『戰略忍耐』都提出來了。從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等重要活動看，美國現在把自己的地位擺得很低，反覆強調要和盟國商量著辦，這不僅是民主黨傳統的國際主義路線的回歸，同時也是美國實力走下坡路的重要標誌。」這充分說明，具體的國力和大勢發生變化後，外交方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楊成提醒，在特殊的時期，中國需要來展示與以往不同的外交態度，要贏得世界的平等對待，「硬剛」可以作為一個階段性的手段，「但從長遠來看，中國要穩穩地站在世界舞台中央，要完成民族偉大復興，推動人類共同進步，一定是要走跟美國霸權主義不同的道路。在此意義上，中國傳統里一直看重『王道』甚於『霸道』，最高目標是要做到『內聖外王』，這對當代中國外交依然有一定的指導價值。中國作為一個始終致力於為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進步的全球性大國，一定會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認可和支持，成為引領全球治理大轉型的核心力量」。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說道：「70後、80後、90後、00後，他們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也不像我們當年那麼「土」了……」
　　平視外交，既不是刻意隱藏實力、隱忍退讓，也不是已被意識形態化或狹隘民族主義。如果說多極世界是21世紀的全球發展的大趨勢，那麼多邊外交機制就是「弱國有外交」的理想平台。而作為當今世界的新型大國，中國有責任，也有能力對目前和今後的國際關係的規則制定做出重要貢獻。
　　這就要求，中國不僅在遵守國際現行規則中做出表率，而且在加強硬實力的同時，全面進行「軟實力」建設，加強全球治理人才的培養和供給。
　　「上海外國語大學具有深厚的紅色基因和紅色傳統，曾經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外交外事外經貿人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上外更是確定了建設國別區域全球知識領域特色鮮明的世界一流外國語大學的辦學願景。用校黨委書記姜峰和校長李岩松的話來說，上外將據此培養更多的具有全球話語能力、能參與全球治理、堪當國家建設和民族復興大任的外交等優秀高級人才。」楊成表示。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格局深刻調整，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顯著增多。但中國外交無懼風雨、破浪前行。尤其在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必將繼續揚帆遠航，不斷譜寫新篇章。
（應琛、張懿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