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橋當初在醞釀時，有兩個方案。其一是由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鄭天祥教授發端的「雙Y」方案，其二是從由香港實業家胡應湘的「伶仃洋大橋」衍生的「單Y」方案。在討論過程中，廣東省尤其是其中的深圳市，都是強烈主張「雙丫」方案的，就連曾經在「伶仃洋大橋」規劃中要「撇開」深圳的珠海市，也不排斥。而當時最強烈反對「雙Y」方案的，是香港特區政府。各方都想讓大橋更多地照顧和遷就自己的利益，但這就必然會遭到其他方的質疑甚至反對。
　　香港特區政府反對「雙Y」方案的主要原因，是擔心珠江口西岸的貨物，都因此而流向深圳的鹽田港，而對香港的國際港口產生「截留」作用。但其實這種想法只是看到自己鼻尖下的一點利益，而沒有覺察到形勢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實際上，當時中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內地的出口貨物，已經無須經過香港中轉，因而沿著海岸線的各省區市，都在大興建港之風。許多大港，包括上海向浙江借島興建的洋山深水港，及北方的幾個大港口等，都如雨後春筍般崛起，就連北部灣也建成了幾個深水港。因此，對於港珠澳大橋將會「截留」香港港貨物的擔憂，其實是杞人憂天。實際上，即使是「單Y」方案，現在鹽田港的吞吐量也已經遠超於香港港。而全國沿岸的幾個大港，也早就「扒」了香港港的頭。
　　讓廣東省政府不滿的是，即使是「單Y」方案完全向香港「傾斜」，而且大橋的名稱也以香港為優先，但在對大橋投資攤分份額時，仍是硬要從百分之六十四調減為百分之五十點二；廣東省則從百分之二十六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點一；在大橋名稱中排在最後的澳門，也由百分之十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點七。這就難怪，在當年的港珠澳大橋動工典禮上，時任香港特首的曾蔭權春風滿面，面對鏡頭頻頻招手，而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卻神情嚴肅。
　　香港特區政府當時的淺短眼光的後遺症，現在已經充分暴露了出來。回頭看，香港就像內地家庭的「獨生子」，被寵壞了。而當時中央政府也確實是把香港當作「寵兒」來哄，事事處處遷就維護。上海要搞迪士尼樂園，甚至是要搞自由貿易區，都在擔心香港「不高興」。但香港自己卻又是不爭氣，老是坐吃老本，不思開拓進取，因而形成「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效應。正是在醞釀「港珠澳大橋」，香港堅持要「單Y」方案之時，中國成功加入「世貿」，推動了全國經濟的飛躍大發展，使得香港GDP在全國經濟總量中所佔比例一直下降。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歸時，GDP相當於國內經濟總量的近百分之二十。而近年來內地經濟的騰飛，而香港經濟卻相對停滯，GDP只佔全國的百分之三左右而已。深圳自一九八零年以來，年均增速接近百分之二十，增長最快時超越百分之六十，即使放緩也還保持著約百分之十的快速增長。在港珠澳大橋籌備期間，尤其是二零零四年「單Y」方案確定之前，香港的GDP還是深圳的三至四倍，現在已經遠遠地將香港拋在後頭，而且已經超過台灣地區。倘再與東莞、惠陽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就將比天津、重慶還要強。應當說，如今香港對珠江口西岸的吸引力已大減，相反深圳才是巨大的磁鐵。尤其是看到了深圳向外擴張，先後與汕尾、揭陽成立帶有「飛地」性質的經濟合作區，但珠海卻因一個伶仃洋之隔而未能加入。這就更凸顯了恢復「雙Y」方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就是在香港特區的內部，也是如此。董建華抵擋不住香港大地產商的巨大壓力，放棄了具有遠見的數碼港規劃，而深圳的華為、中興等卻趁機而起。香港的大地產商為了壟斷房地產資源，抬高樓價，獲取高額利潤以至暴利，極力反對特區政府的填海造地規劃，並利用新界的鄉族勢力，反對釋出土地興建中低價樓宇。更令人膛目結舌的是，竟然與立法會議員中的反對派合作，以「拉布」等方式滯礙有利於改善民生尤其是居住條件的法例或撥款。在「反修例」時期，大地產商竟然無一人出來譴責「黑暴」，李嘉誠更是聲稱「黑暴」是「未來接班人」。
　　這種畸形的地產市場，使得青年人上不了樓，更無法結婚育兒，因而充滿焦慮不滿，這也是有那麼多青年人參與「黑暴」活動的其中一個原因。
　　中央有關機構經過調查研究，發現了問題的根子所在。香港中聯辦的負責人多次探訪「劏房」，國務院港澳辦主任要求香港特區政府限時消滅「劏房」，強調「期望大家揪心的香港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談到管治者條件時，夏寶龍更提出要「衝破制約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益藩籬」，有效破解住房、就業、貧富懸殊等突出問題。有關機構要求大地產商協助解住房問題，表明市場遊戲規則已改變，不再容忍壟斷行為，地產商左右治港政策的時代不復存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解決住房問題，香港不能再等了》的評論員文章，文中提及「地產商是時候釋放最大善意，而不應只打自己算盤、囤地居奇、賺盡最後一個銅板」。在完善選舉制度的立法過程中，地產商及大商家在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席位比例，也大為縮減，並限制大商家家族在選舉委員會所佔名額比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發表其任內最後一次施政報告，土地供應是一大重點。
　　當然，當時的中央也有一定的責任。實際上，香港回歸後，當時的中央高層片面理解「一國兩制」，過於強調「不干預特區高度自治事務」，而忽略了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在當時最高領導人「井水不犯河水」、「守門員」政策下，隔絕了中央與特區的交流，不復見回歸之前港澳各界別的訪京團不絕如縷，中央有關部門熱情接待，強化港澳居民「熱盼回到祖國懷抱」心情的熱烈景象。反而是在回歸之後，這種交流嘎然而止，在客觀上形成香港特區居民與中央的隔閡，再加上其他各種複雜的內外因素，終於釀成日「反修例」暴力示威的惡果。
　　其實，類似的「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的情況，澳門特區也有。當年有某位司長就經常津津有味地訴說賭收節節增長，而渾然不顧當時內地已經開展打擊貪污受賄及清洗黑錢、資金外流等鬥爭的情況，與內地的「主旋律」不合拍，走音跑調。相反，每當內地為了限制官員出境，防範其參與賭博及安排資金外逃，而收緊簽注時，就有包括擁有內地政治公職者在內的各界人士，大叫「開水喉放水」，無視中央領導人「居安思危」的諄諄教誨，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也下不了決心，有著「交功課」的意味。而這一年多疫情，因為經濟結構單一所形成的惡果，也就徹底地暴露了出來。因此，這可能也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促使特區政府和全體「澳人」，真正正視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用好用足「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優惠政策。
　　在恢復常態化防疫通關措施的問題上，似乎也是以顧及內地利益為主，較少像以前那樣擔心澳門的「情緒」。此前是為了保障航展的安全，現在則要保障「秋交會」的安全，不再特別強調「照顧」澳門了。日前廣東省衛健委為保障「秋交會」的防疫安全，發布了極為嚴格的《關於第一百三十屆廣交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現在又輪到了北京，可能是為了保障中央尤其是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安全，還有「冬奧」安全，緊接著是全國「兩會」，採取了與珠澳口岸同步的措施。澳門人不能再有「巨嬰」心態，必須「長大成人」，自己爭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