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在山席參議院撥款委員會預算聽證會時聲稱，儘管臺灣是中國所認定的核心利益，但目前中國沒有意願或動機去採取軍事手段，「中國若要真想這麽做，他們就必須繼續發展不只是拿來開玩笑的能力，想要通過軍事手段奪取臺灣，他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米利還保證，「若依據『臺灣關係法』做出政治決定，美軍有能力捍衛臺灣」。米利此言展現了美國政軍界强烈的實力優越感以及干涉中國統一的囂張氣焰，這也引發了嚴肅的思考：解決臺灣問題一定要等到實力超過美國嗎？
　　輿論場近年來一直有種觀點，解決臺灣問題不要急，等中國實力超過美國後就不是問題了，而實力並不專指軍事實力。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紐約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熊玢認爲，「兩岸問題中經濟是關鍵因素，大陸將在2030年趕上美國的GDP，人均收入亦將超過臺灣，届時統一問題就會水到渠成」。其給出的主要依逼：其一，由於經濟安全的比重過遠超軍事安全，隨著大陸持續發展，臺灣與大陸經濟發展對比必定會明顯改變。其二，如果中國大陸真如美國智庫預測，替代美國成爲世界首强霸主，美國也就無法不接受這樣的事實。
　　大陸專家持類似觀點的也不少。比如有論者認爲，臺灣問題長久不能解決，最—重要原因就是中美實力懸殊。但當中國經濟軍事等實力有一天趕上或者和美國持平時，作爲「實力原則」的崇尚者，相信美國的精英層會選擇弃台，承認中國崛起。
　　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看，所謂「等實力超過美國解決臺灣問題就水到渠成」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美國決定論」的變種。在實現統一的過程中，統一的主體——祖國大陸的發展進步才是決定性因素，而創造性發揮自身優勢是解決臺灣問題的重要前提。
　　美國是阻撓兩岸統一的最大外部因素，但不是決定性因素
　　解決臺灣問題，需要對美開展激烈的博弈和鬥爭。但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什麽時候解決，採取什麽方式解決，需要服從服務於民族復興戰略大局，不取決於絕對實力是否超過美國，是否居世界第一。
　　當前，中國有足够的實力和自信解決臺灣問題，任何外部勢力也阻擋不了。但推進統一需要全盤考慮和統籌安排，既要確保國家發展戰略機遇期和民族復興不因台海生變而中斷，也要顧及解決成本和統一後的長治久安問題。換言之，和平統一仍是現階段的最佳方式，我們追求的統二是高質量的統一。隨著祖國大陸綜合實力的全面發展和提升，不僅將大大增强對臺灣的影響力控制力，也將相應降低美日等外部勢力干預臺灣問題的能力和信心。
　　客觀來看，美國在一個時期內綜合實力尤其是科技和軍事實力仍將强於我。但正如毛澤東主席指出的，「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美國統治集團有發動戰爭的動因與軍事干預臺灣問題的野心，但其邏輯是「美國優先」和不做賠本買賣，更不願因此深陷戰略泥淖。我們在臺灣問題上占據法理、道義制高點，也擁有明顯的地緣優勢和較强的對美制衡能力。在中美實力日益縮小的情勢下，在臺灣問題上塑造和擴大對美戰略優勢是完全可能的。
　　即使實力平起平坐，美國也不會輕易讓步
　　美國插手臺灣問題和打「臺灣牌」主要基於戰岵利益，而不是基於實力本身。1950年前後，杜魯門從打算弃蔣到派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正是出於遠東整體戰略的考慮。20世紀70年代，美國選擇與中國接觸並建交，與臺灣當局「斷交」也是出於其有開展對華戰略合作的利益需要。美國隨即也出臺了「臺灣關係法」，留下了插手臺灣問題的空間。
　　1979年以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政策大體上是維持現狀和搞戰略平衡。但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和兩國利益關係的重大變化，美國已明確將中國定義爲「戰略競爭對手」或者最重要的「競爭對手」，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在對華立場和態度上形成了高度一致。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政府，都主張運用全政府手段對華開展「大國競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來牽制、打壓和遏制中國，包括制裁中國的科技實體，把中國限定在産業鏈低端，干擾中國治港治疆，不允許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形成大的衝擊。在這一背景之下，美國決策與戰略界不僅不會在臺灣問題上讓步，而且重新發現了臺灣的戰略價值」，這也是拜登團隊屢次强調對台承諾「堅如磐石」的原因。
　　退一步來說，即便美國真的衰落了，中國實力接近甚至與美國平起平坐，美國也不會停止與中國的戰略博弈，美國式的競爭思維，反而使其更傾向於拿臺灣問題做戰略籌碼。據美國《國會山報》報道，在6月I6日共和黨一次閉門會議上，前美國駐聯合國代表黑莉叫囂，「如果美國不做點什麽讓中國出局，臺灣將是下一個目標。如果他們收復了臺灣，一切就完了，將勢不可擋」。
　　未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若選擇戰略妥協包括弃台，要麽是因爲中國推進統一的意志和行動足以讓美國付出重大代價，要麽是因爲兩岸自行統一將導致美國從中榨取收益的機會和份額將越來越小，及早獲利了結或是優先選項。因此，單純以實力對比作爲分析强敵會否干預的依據，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
　　在美國核心指標處於優勢中實現力量對比轉化
　　中美實力差距縮小是現實也是趨勢，高估或低估中國實力的做法均不可取。高估容易滋生自滿自大情緒，低估容易助長恐美崇美心理，而這二者均容易導致戰略誤判，從而影響戰略決策的科學性。
　　在百年一遇的全球性疫情衝擊下，去年中國成爲了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經初步核算，2020年國內生産總值101.59萬億元人民幣，中國經濟總量達到美國的70%。
　　經濟實力的提升有利於增强世界影響力，有利於爲解決臺灣問題提供强大的財力物力軍力支撑。但實力不僅是GDP，成爲世界第一經濟體也不意味著就是世界第一强國。在很大程度上，國際規則制定權、科技主導權、局勢控制力和重大事務話語權才是評判實力的核心指標。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即指出，美國在進行實力評估時，需要切記，美國擁有的某些優勢將不受中國影響而長期存續，包括地理區位優勢、能源獨立優勢、美元的地位、關鍵技術優勢等。而且當前和未來，美國爲扼殺中國的科技競爭力正無所不用其極，中國做實內功和追趕這段路程絕非像GDP增長那樣容易和迅速。
　　而就關鍵的軍事力量對比而言，美國的軍費開支是中國的4倍，在海空等核心硬實力方面對華具有較大優勢，而且在西太平洋地區擁有美日、美韓、美菲等諸多同盟關係，前沿部署重兵雲集，遠中程戰略馳援能力正在提升。美爲軍事干預臺灣問題正在做各種準備，包括攛掇日本等盟友介入，旨在維護和擭取最大的戰略利益。
　　所以，不經過長期艱苦的對美鬥爭，不僅難以動搖美國干預的意志，而且難以實現局部的力量對比轉化。美國也不會因爲中國實力與自己相當，就坐視臺灣問題的解決從而喪失遏制中國的戰略籌碼。那些認爲「等中國實力趕上或者和美國持平時，美國會無條件承認中國崛起」或者「兩岸統一水到渠成」的想法，是主觀臆測和一厢情願。
　　「解決臺灣問題一定要等到實力超過美國」是片面孤立的思維，站在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在盡最大可能發展自己實力的同時，抓住對解決臺灣問題有決定作用的主要矛盾，推動兩岸走向統一。就破除外部勢力干預而言，要在維持核戰略制衡的基礎上，儘量增加美國干預臺灣問題的戰略風險和戰略成本，消解臺灣當局和臺灣社會「倚美拒統」的幻想，這是擊穿其「干預恫嚇」乃至「邊緣戰爭遊戲」的關鍵。
（袁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