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導，即將成立的澳門博彩業管理及中介人總會，已於日前舉行籌備會議並推選出了籌委會領導成員。該團體的宗旨，是團結澳門博彩業各界，提高博彩業中介人的地位，推動本地區博彩業的發展。而從另一角度看，該社團的籌備成立，及倘能按原定計劃安排，獲得特首何厚鏵及澳門中聯辦主任白志健等人的會見，為該社團「背書」，就等於是使在本澳博彩業經營中起到重大作用的「中介人」，正式取得社會和政治地位，如再加上特區為「博彩業中介人」管理規範立法，使到「中介人」的身份及經營獲得法律上的確認，今後「中介人」就可能會成為澳門社會各階層中的一個重要成員，也將會在澳門特區政府貫徹落實其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產業的經濟結構，扮演主要角色。當然，這也是在曾要求特區為「賭場借貸」立法的「永利」，在正式來澳投資之前，爭取「中介人」的法定地位的重大部署。

博彩業中介人在澳門博彩業以至整體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實際上，澳門博彩業之所以能從早年的每年僅向政府繳納幾百萬元的博彩稅，到後來突然翻了幾番，並逐年穩健上升，直到今年博彩稅預計可以首次超過一百億元，這除了是有賴於種種主客觀因素之外，澳門博彩業營運引進及建立「賭廳」及「中介人」的制度，可說是其中的關鍵因素。這個制度，運用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承包經營」及「多勞多得」、「自負盈虧」等原則，充分調動了「賭廳」經營者和「中介人」的積極性，主動廣泛深入地開發客源，改變了過去「等客上門」的被動局面，使澳門博彩業「財源滾滾來」。而且更重要的是，承包制度等於是將政府和賭牌持有人的稅收和經營風險轉移到「賭廳」經營者的身上，使到政府的博彩稅收入及賭牌持有人的業績〔在目前階段主要是指「澳博」及其前身「澳娛」而言〕「任賃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今年春夏之交的一場「SARS」疫情，並未能對政府的博彩稅收入造成重大衝擊，也就正是拜托這個制度所起的「保險閥」作用。因此，這項制度的重要性，已越來越受到各方面人士的重視。

當然，按照「一體兩面」亦即「一分為二」的觀點，「中介人」制度也存在著某些有待積極改進的地方。其中最為人詬病的，是由該制度衍生的「疊碼仔」現象，由回歸前為爭奪博彩業邊緣利益所掀起的腥風血雨，對澳門社會治安及博彩業健康發展造成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也使「中介人」從業員揹負了「非正當行業」的「原罪」，不但是在社會上沒有地位，而且也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而史提芬‧永利之所以能夠以「賭場借貸立法」的藉口來實施其「空手套白狼」的「投資」計劃，拖延兌現其在參投賭牌時作出的投資承諾，也正是抓住了「中介人」所涉及的「賭場借貸」不夠規範的一面。如果特區是按照史提芬.永利的要求來立法規範「賭場借貸」活動，就可能將會使成千上萬的「中介人」從業人員被迫失業。這不但是將會破壞目前可令政府博彩稅「旱澇保收」的穩定結構，直接影響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穩定，而且也將會將「中介人」制度中對解決從業人員就業問題中發揮的正面作用，轉變為增加社會就業負擔的負面因素，甚至將會徒添社會不穩定隱患。這對保持澳門的繁榮穩定來說，絕對是一個「大利空」。

因此，這就要求特區在為「賭場借貸」立法時，既必須尊重史提芬.永利要求中的合理部分，又必須注意到澳門博彩業營運尤其是「賭廳」、「中介人」操作的現實情況，來個統籌兼顧，透過立法，向「賭廳」經營者和「中介人」從業人員賦予合法地位，並將之納入規範化管理軌道。另一方面，也要求「賭廳」經營者及「中介人」，必須自重、自愛、自律、自我管理，在繼續保持及發揮其正面作用的同時，洗脫其本身的某些非正面的東西，使到該行業的從業人員，無論是在經濟貢獻上，還是在穩定社會的作用方面，都成為澳門各階層隊伍中的一個重要成員。而澳門博彩管理及中介人總會的籌備成立，正好就可以承擔領導該行業從業人員實現這個「轉型」的重大作用，並成為該行業從業人員參與澳門特區社會政治生活的「舞台」。當然，還有一個「只可意會，不可明言」的效應，就是成為該行業從業人員抵制史提芬‧永利在「賭場借貸」立法問題上提出要求中的不合理部分的「利器」。

澳門博彩管理及中介人總會籌委會人士聲稱，成立該團體的其中一個目的，是為了進一步團結澳門博彩業各界的力量。這項設想是正確的，而且也不辱其「總會」的規格形象。然而，據有關報導稱，參加該團體籌備會議的人員，只是代表著本澳博彩業超過百分之七十的賭廳和賭團，亦即尚有百分之二十幾的賭團和賭廳尚未該社團「團結」的對象。這就使該社團仍然存在著「不夠完整」的缺憾，必須在籌備的過程中設法予以彌補。另外，也宜將其團結面擴展到關資賭牌持有人的同類從業人員，使到該社團能夠真正「進一步團結澳門博彩業各界的力量」，增強其「為澳門特區政府對博彩業的管理及發展出謀獻策，加強業界與政府的溝通及良性互動，提高博彩業管理及中介人的地位」的「籌碼」實力。

〔發自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