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與時俱進根據形勢變化適當調整對台政策

整整二十五年前的今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次會議,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以來「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開始糾正「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左」傾的錯誤,決定將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進行新的長征。

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同時,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中美兩國決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關係。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治,並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還宣佈,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並從中國的台灣地區撤出軍隊。這些,為確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創造了新的有利條件。為此,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在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爭取和平解放台灣思想的基礎上,確立了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也正因為如此,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上,首次以「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來代替「解放台灣」的提法。

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佈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大政方針。隨後,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葉劍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進一步闡述了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後來被稱為「葉九條」〕。「葉九條」是中共和中國政府在新時期對台方針政策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人學者楊力宇時,又進一步闡述了實現台灣和祖國大陸和平統一的構想〔後來被為「鄧六條」〕。「鄧六條」使「一國兩制」的構想更加完備、充實,更加具體化、系統化。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日,江澤民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發表題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重要講話〔後來被稱為 江八條」〕。「江八條」精辟地闡述了鄧小平關於「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的精髓,並就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和提出了最新構想。「江八條」體現了中央對台方針政策的一貫性、連續性和在新形勢下的進一步發展,展現了中共和中國政府發展兩岸關係、促進祖國統一的決心和誠意,是解決台灣問題的綱領性文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毫無疑問,「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和由《告台灣同胞書》、「葉九條」、「鄧六條」和「江八條」闡述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各項具體措施,現在是、今後仍將是中央對台工作的基本綱領和具體政策。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由於目前台灣地區的政治形勢,與上述綱領性文件發表時的時空背景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變化,因此,上述方針政策就將會面臨如何與之相適應、與時俱進地重新解讀及適當調整的問題。

實際上,在《告台灣同胞書》、「葉九條」和「鄧六條」發表之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堅決反對「台獨」的蔣經國先生,正在牢牢掌控著台灣地區的領導權。海峽兩岸當時的政治對立、軍事對峙態勢,完全是國共內戰的延續。由於國共兩黨在歷史上曾有過兩次合作的歷史,更由於蔣經國先生也無時不刻地掂掛著兩岸的統一〔盡管他所提出的統一方針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畢竟兩岸之間是存在著「在一個中國原則前提下實現統一」的政治基礎的。

也正因為如此,當時台灣地區的政治口號,盡管仍未脫離「反共」巢臼,但卻是與「統一」緊密相連的。比如,「總統府」廣場前面所豎立的大標語版「反共必勝,統一必成」,就體現了當時台灣當局的既定政策。而各「政府」機關、軍事單位及學校的辦公大樓或大院內所裝置的政治口號標語牌,除了是打出了「反共」的訴求之外,也提出了「統一」的愿景。為此,查良庸曾在香港《明報》撰寫社論稱,只要鄧小平、蔣經國兩先生仍然健在,中國的統一就完全能實現。雖然他是以鄧、蔣兩人是當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作切入點而闡述這一觀點的,但畢竟亦反映了蔣經國先生追求統一這一客觀事實。

到「江八條」發表時,台灣地區的政治局勢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斯時,蔣經國先生已經仙逝,李登輝上台也已有七年光景。一方面,李登輝喊了一百多次「不搞台獨」,並在他主導之下,先後成立了「國統會」、「陸委會」,頒佈了「國家統一綱領」和「兩岸關係條例」,確立了「和平統一」的方針及「時間進程表」,並順應台灣民眾的要求推動兩岸民間交流及海協、海基兩會談判。另一方面,李登輝卻排擠堅持「反獨促統」立場的黨內「非主流派」,大量扶植懷有本土觀念的本省籍人物,並透過「修憲」凸顯「兩岸互不隸屬的對立政治實體」的政治定位,還以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去中國化」的「獨台」理念。很明顯,「江八條」忽略了這一微妙變化,仍是以「蔣經國時代」來作為制訂對台政策方針的時空背景。

而在目前,由於奉行「台獨黨綱」的民進黨透過「合法手段」奪取了台灣地區的領導權,也由於陳水扁已透過「公投制定」、「一邊一國」完全暴露了其「台獨」真面目,更由於原來寄望能夠頂住「台獨」逆流的「泛藍」集團,也為了選票考量而隨波逐流,放棄了「反獨」立場,逐漸走向「民進黨化」,故「蔣經國時代」的時空背景,已基本上成為「過去式」,而根據「蔣經國時代」時空背景制定的對台方針政策,就面臨著一個必須「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的問題。因此,中央很有必要趁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五周年的契機,思考在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思想,及鄧小平、葉劍英、江澤民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實現國家統一大業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地提出一些適應台灣政治局勢的「新道道」,思考要有新思路,決策要有新突破,運作要有新局面,工作要有新舉措,奪回對台鬥爭的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