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八期《紫荊》雜誌刊出蕭萍題為《內地新移民在港搵食艱難》一文，指出香港回歸十幾年來，儘管港人對內地的印象已大為改觀，但內地來港新移民仍因為學歷、語言等因素，工作生活境況並不如意，進入主流社會困難重重。新移民中儘管也有內地專業資格的高學歷人士，但來到香港都不獲承認。而在香港要取得專業資格，純熟的英語運用技巧是不能避免的，而這正是內地專業人士所面對的最大問題。最後，他們多被逼放棄原有職業，從事中低學歷要求的工作。

作為新移民，他們面對的問題都有共通性：惡劣的居住環境、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語言問題、來自旁人的歧視和自卑感。不少第一代移民在香港長期從事基層工作，如建造業或製造業等低職級工種。他們進行的是廉價勞動，而妻兒則長期居留內地，整家人沒有分享到香港社會的繁榮，也沒有享受香港政府多少社會福利，是香港?掉了對這些跨境家庭的責任。相信，不少有著新移民背景的澳門讀者，閱讀了此文之後也會感同身受。

實際上，香港新移民所遭遇到許多困難，澳門的新移民也同樣遇到，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在內地改革開放的頭幾年，內地一下子批出數以萬計的居民移居澳門，對澳門老居民的求職議價能力及居住條件都做成了極大的衝擊，不少人都在埋怨：工作職位都給新移民搶光了，工資都給新移民壓低了，屋租都讓新移民扯高了。再加上一些新移民一時未能適應澳門地區的生活習慣，在言行作風方面確亦是有某些令老居民難以接受甚至是反感之處，故令包括傳統愛國社團成員在內的部份老居民產生了程度不同的「保護主義」心理，甚至是仍然受到「左」的思想影響，有歧視和排斥新移民的情緒，令新移民普遍懷有受壓抑的感覺。

這種情況，也反映到傳統愛國社團的某些工作人員的身上。當時，由於新移民向治安警察廳申領身份証要排期在一年半之後，當他們有事要返回家鄉或到內地旅遊探親時，就無法循以身份証申領「港澳同胞回鄉介紹書」的方式入境。當時，由於工會、坊會團體的「會員証」是屬於可以申領「回鄉介紹書」的証件的，故有些新移民要求加入工會、坊會團體，希望能在領到身份証之前藉此途徑取得返鄉資格。當然，亦有一些新移民由於在內地時本身就是工會會員或其他人民群眾團體的成員，本著「歸隊靠攏」的願望而要求入會。但是，有極個別工作人員竟以這些新移民是「社會主義逃兵」為藉口，拒絕他們的申請，真是傷透了這些新移民的心！

來澳門定居的新移民是否就是「社會主義的逃兵」？三十年來的事實已經作出了回答。其實，這些人雖然到澳門定居的動機有多種多樣，但主要的還是出於與親人團聚等非政治性的原因，並非是甚麼「社會主義逃兵」。何況，他們中的一些人雖然因曾受過各種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的衝擊，心中抱有怨氣，但由於他們長期所接受的是愛國主義的教育，已經形成了堅定的愛國愛鄉人生觀，不會輕易地受外間環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因此，以「社會主義逃兵」來評價他們，是甚不公平的。

但是，從整體來看，澳門的新移民比香港的新移民要幸運得多了。實際上，無論是回歸前的澳葡政府，還是回歸後的澳門特區政府，都承認內地的學歷，這就令到新移民中的有真才實學者，不但能成為澳門最大僱主－－政府的僱員，有的人甚至還踞於高位，以至是澳門特區排在「第一、二序列」的高級官員和司法官之中，都有著新移民的身影。與此同時，由於內地新移民中的一些人，政治、經濟等學科素養深厚，因而在澳門澳門社會科學領域中具有老居民或缺的實力，社會科學會的主要領導成員，以及活躍在社會科學領域上的人士，就有不少是新移民，甚至所佔比例還較大。在經濟實業領域，他們憑藉艱苦經營，也有不少人已成為企業家及億萬富翁，並進而邁上澳門社會政治舞台，以至是透過全國人大或全國政協的途徑，參加國家事務管理或為國家現代化發展出謀獻策。

難得的是，一些團體熱忱地為新移民服務。初期是以天主教青年牧民中心為主，舉辦了「粵語班」、「英語班」、「土風舞班」之類活動，吸收新移民參加，並在求職等問題上予以幫助，令他們感受到溫暖。結果，這個龐大的本來可為傳統愛國社團出力的選民資源，就這樣輕輕地給「推」到了自己的競爭對手方面去。一九八四年第三屆立法會選舉中，「友誼協進會」所獲的選票，就有相當一部份是來自「粵語班」等活動的學員。一九八八年第四屆立法會選舉，「友誼協進會」的選票壓倒「聯名提名委員會」，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受到部分老居民歧視排斥的新移民，將自己的選票投給了當時能熱心為新移民服務的何思謙等人。這一嚴峻事實，促使澳門街坊總會等傳統愛國社團急起直追，辦起了為新移民服務和培訓的各種興趣班，俾他們能盡快融入社會。澳門的許多同鄉氏族會也熱情地向來自內地的鄉里或同宗伸出援手。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的有關部門也舉辦了包括以「全意樂助新居民，共建美好新社群」為主題的各項社區教育活動，以具趣味性及教育意義的攤位遊戲、展覽板等形式，向居民介紹政府各部門的服務指南及相關服務資訊，希望能讓新來澳人士認識本澳各政府部門所提供的服務，並藉相關資訊懂得如何尋求適合的服務，協助新來澳人士盡快融入本澳社會。因此可以說，澳門新移民在幸福感方面，可能會比香港的新移民更高。

不過，我們還須注意到另一種現象，就是仍有小部份新移民，由於受文化、語言、學歷，技能等條件所限，在澳門社會中遭受邊緣化，構成了統計局例行公佈的「失業率」或「就業不足率」的主要組成部份。由於其本人感受到不公，更由於社會上兩極分化嚴重，使他們萌生「仇官」、「仇富」心理，再加上個別人懷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因而也就成為近年幾次「五一」遊行的主力，甚至是警民衝突的骨幹。他們的遊行抗議方式，與以中產人士及知識青年為主的其他政治性遊行的較為理性的表現，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從而成為實施中央關於「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穩定繁榮」決策的障礙。

盡管如此，特區政府和相關部門、社團仍不能嫌棄他們，而是應當熱情地幫助他們，並有的放矢地進行工作，滿足他們合法合理的訴求。至於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訴求，則應耐心解釋勸導，化解他們的心中塊壘，使他們也加入共建和諧社會的大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