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崔世安在其二零一一年「施政報告」中，雖有提到「優化人居環境，提升人文素質」，及「我們還要為全力和全面地推動人文建設，深化澳門的人文素養，讓澳門作為宜居城市，充滿更多健康的社會風尚，更多安居樂業的生活氣息，使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遊客」，顯示對「人居環境」和「宜居城市」的重視，但卻著墨不多，沒有提出具體的落實措施及明確的可比性量化奮鬥目標。

本欄前日所鼓吹的「推動精神文明建設將澳門打造成宜居城市」，其中提到聯合國人居中心評述的「聯合國人居環境獎」。這個「聯合國人居環境獎」，就應是追求的可比性量化指標。實際上，如果「人居環境」和「宜居城市」未有得到權威性的評審機構的承認，自己怎麼說，即使是吹得天花亂墜，也只不過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自我感覺良好而已。只有經過權威機構評選而獲獲得相關稱號，才是真正的得到認可。就象過去澳門向外宣傳了好多年「東西文化交匯點」，那只不過是「自吹自擂」而已，其他城市同樣也可這樣說。比如，聞一多先生在《七子之歌》中所詠嘆的，除了澳門之外，還有香港、台灣、威海衛（現威海市）、廣州灣（現湛江市）、九龍、旅順大連等六個也曾被外國人侵佔的地方，哪一個都不是東西文化的交匯點？即使是未被聞一多先生寫進《七子之歌》的青島、煙台、天津、上海「租界」這些曾被外國侵略者侵佔過的地方，也都處處是東西文化交匯的景觀，這些城市（地方）也可以自行向全世界宣稱自己是「中西文化交匯點」。但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遺大會表決將「澳門歷史城區」收錄進《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之後，澳門的以「東西文化交匯建築群」為主要賣點的「澳門歷史城區」，就具有了國際性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其他城市（地方）都難以比擬。因此，在澳門已「申遺」成功後，再根據澳門的有利條件，請求中央政府出面，組織材料為澳門向聯合國人居中心申報「人居環境獎」，崔世安所說的「優化人居環境，提升人文素質」，及「我們還要為全力和全面地推動人文建設，深化澳門的人文素養，讓澳門作為宜居城市，充滿更多健康的社會風尚，更多安居樂業的生活氣息，使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遊客」，才具有可比性的量化標準。而且，這個「聯合國人居環境獎」也可與被納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互相媲美，相互呼應，並為澳門的「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在國際社會上打響「招牌」。

那麼，「聯合國人居環境獎」與「宜居城市」是否是同一回事？應當說，兩者的內涵頗為相近，都具有「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協調發展，人居環境良好，能夠滿足居民物質和精神生活需求，適宜人類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的意涵。但最嚴格來說，「聯合國人居環境獎」與「宜居城市」是兩個不同層級規格的概念。其中，「聯合國人居環境獎」是屬於「國際級」的，是由聯合國「人居中心」評選頒布的；而「宜居城市」是「國家級」的，最早是由零點集團、《商務周刊》評選的非官方稱號，後來是由國家建設部（即現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技司組織驗收的。這有點類似「非物質文化遺產」（即「非遺」）的申報評選情況，澳門申報的「神像雕刻」、「澳門道教科儀音樂」、「澳門地水南音」、「粵劇」及「舞醉」等，只是屬於「國家級」的「非遺」，亦即是國家文化部頒布的，而並非是由聯合國教科文中心頒布的「國際級」的「非遺」。目前中國已被評選為「國際級」的「非遺」，只有「崑曲」、「古琴音樂藝術」、「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蒙古族長調民歌」、「中醫針灸」和「京劇」等幾項，澳門還沒有一項「上榜」。

當然，「宜居城市」是申報「聯合國人居環境獎」的「初級階段」，只有成功地被列為「宜居城市」，才有可能請求中央政府為澳門向聯合國申報「聯合國人居環境獎」。否則，連「宜居城市」都不是，又如何去申報「聯合國人居環境獎」？這不但是有一個「程序」和實際需要的問題，而且也是要讓內地已被評選為「宜居城市」的城市心服口服，不要產生「除了經濟政策向港澳傾斜之外，連社會政策也要向港澳傾斜」的不服氣情緒。實際上，目前被列為「宜居城市」的地級以上城市已有二十來個，包括近鄰的珠海、深圳等市。

正如前述，中國「宜居城市」評選，最先是由零點集團、《商務周刊》進行的。但自二零零五年一月國務院在批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文件中首次提到了「宜居城市」的概念，將「宜居城市」列入北京城市性質和發展目標，「宜居城市」這個概念出現在中央政府的文件中，及同年七月，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提出要把「宜居城市」作為城市規劃的主要內容之後，包括北京、上海在內的一百多個中國城市都提出了建設「宜居城市」的目標。此後，國務院建設部科技司組織驗收通過《宜居城市科學評價標準》，成為政府行為。

按此《標準》，「宜居城市」的標準，分為：一、社會文明度，包括政治文明（專指在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發展等範疇內實行「科學民主決策」、「政務公開」、「民主監督」、「行政效率」、「政府創新」），社會和諧（有「貧富差距」、「社會保障覆蓋率」、「社會救助」、「刑事案件案發率和刑事案件破案率」、「文化包容性」、「流動人口就業服務」等指標），社區文明（有「社區管理」、「物業管理」、「社區服務」等指標）；二、經濟富裕度，包括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財政收入，就業率；三、環境優美度，包括生態環境，水質，污水處理 ，垃圾無害化處理，噪音達標率，工業固體廢物處理利用率，人均綠地面積，城市綠化覆蓋率；氣候環境，人文環境（含有「世界文化遺產與保護」、「古今建築協調」、「建築與環境協調」，城市景觀；四、資源承載度；五、生活便宜度，包括城市交通（有「人均擁有道路面積」、「公共交通分擔率」、「社會停車泊車位」），商業服務，市政建設，教育文化體育設施，綠色開敞空間，城市住房，公共衛生；六、公共安全度；等等。

以上諸項標準，其實就是「和諧社會」的標準。因此，如果能以此標準來要求自己，建設「宜居城市」，也就等於是在進行構建和諧社會的工程。既然崔世安的參選政調是《傳承創新，共建和諧》，也既然特首崔世安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營造優化的生活空間，共建和諧社會」的施政措施，就應當也向爭取建成和申報「宜居城市」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