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零一三年與二零一四年交替的時刻，馬英九一反其過去在兩岸政治議題上的怠慢態度，而是積極主動了起來，發動了強烈的「輿論攻勢」，向曾經積極推動兩岸政治對話的大陸方面反將了一軍，頗有「反攻大陸」的意味和「氣勢」。 其一，在昨日的二零一三年最後一場國民黨中常會上，刻意安排「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作題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兩岸整體情勢觀察報告》，並在在答覆中常委的提問時，大方地談及了「習馬會」的事宜，而馬英九也「投桃報李」，正面談及了「張王會」。其二、專門安排《亞洲週刊》專訪，作為其二零一四年第一期的封面專題，大談「習馬會」。
儘管台北方面將推動將「習馬會」和「張王會」的工作擺上了檯面，並將舆論抬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但卻仍然暴露了若干「盲區」。
關於「張王會」方面，從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昨日的談話內容看，應是「大方向已定」，只是在一些技術細節上還須確定。其實，實現「張王會」不但是台北方面所需，也是北京方面之需，正是「一拍而合」。現在的問題是，台北方面似乎是過於「婆婆媽媽」，老是糾纏於「互稱官銜」等的問題上。其實，做大事者無需過於拘抳於具體細節，這是古今中外的經驗；老是瞻前顧後，反而綑綁手腳，難以伸展。當然，王郁琦也有他的難處，就是因為台灣的政治生態與西方世界不同，在野黨的政治立場並不僅止於對內部政策的分歧，還有一個「國家定位」的問題，執政黨的兩岸政策被綁緊了手腳。
但似乎馬政府不敢掙脫束縛，甚至是自甘被綁。實際上，當年國民黨政權在制定「國統綱領」及推動並進行「汪辜會談」時，政治情勢比現在更惡劣，那是剛從兩岸軍事對峙中走出來，「總統府」門前廣場還高矗「反共必勝，反攻必成」標語牌之時，提出「統一遠程願景」及與昔日宿敵進行接觸談判，顯然是頗為「兀凸」，但畢竟是從容不迫地進行了。而現在則是被馬英九形容為「兩岸關係六十年來最後的時候」，曾經被視為「屠城木馬」的民航機頻繁地飛進了台灣，曾經被稱為「共匪」的省部級官員訪問台灣也如過江之鯽。但王郁琦要到大陸訪問，仍是糾纏於「官銜」之中，也確是過於雞腸小肚卻又自我膨脹了。就此而言，王郁琦只能說是一個技術官僚，而不能說是一個政務官以至是政治家。
王郁琦如是，馬英九又何嘗不是如此？本來，上天給予了馬英九太多的眷顧，但卻沒有好好地把握和運用。在他剛就任「總統」時，完全可能挾著高票當選的超人氣，連民進黨支持者也不敢攫其鋒之際，擺出比僅是恢復兩岸談判更強的氣勢，全面落實「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五項任務，進行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談判，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帶領著台灣地區的政治潮流向前走，而不是被所謂「主流民意」實質上民粹牽著鼻子走，民進黨要反對，也只能是狗吠烈日。君不見，當年陳雲林到台灣進行談判時，民進黨不是發動幾萬人「包圍」，並演出街頭暴力，好像天馬上就要塌下來了；但經過幾年來的兩會談判並簽署眾多協議下來，不但是比陳雲林層級更高的官員經常到台灣，鄭立中還全台灣地區「走透透」，絲毫不遜色於當年的宋楚瑜省長，反而民進黨執政縣市的首長，紛紛跑到大陸招商，唯恐落後於人，並將之當作是自己爭取連任的政績？
以此比照，倘若馬英九當時能夠拿出這個魄力，進行兩岸政治協商，現在就主動得多了。何況，也可在某種程度上掩飾自己在內部行政上的某些力不從心之處和失誤之處。到了如今自己的民調已跌穿了兩位數之時，才驀然警醒要與對岸領導人會面，就不但是將會受到民進黨的諸多束縛，陡令自己絆手絆腳，而且也因為自己「勢弱」，而在與聲勢日升的習近平握手時，頓有「矮了一截」之態，而「對等」就偏偏是馬英九最為耿耿於懷的。
甚麼「先經後政」，變成了「只經不政」，妨礙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度，也耽誤了自己的建功立業、建立歷史地位的大好時機，同樣也不是一個政治家。不要說是羞於自稱為「蔣經國學校的學生」了，因為當年還在「八二三砲戰」的硝煙仍然彌散在台灣海峽的上空之時，蔣經國就曾在南海海域的軍艦上，秘密與周恩來秘密談判，達成了「一綱四目」的默契；就連李登輝也還不如，因為據說李登輝成立「國統會」及制定「國統綱領」的其中一個用意，就是為了反制黨內「非主流派」對他的質疑，而且的確也是成功了。
那麼，為何曾經明確表態在其任內不會進行兩岸政治談判的馬英九，如今卻急於要進行兩岸主管事務首長會面（張王會）以至使「習馬會」了呢？從目前情況看，可能有以下幾個因素：
其一、從技術上看，就如馬英九在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所言，「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充滿彈性，最適合兩岸領導人的會晤。而明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是在北京舉行，北京擁有完全的自主權，盡管有「國際場合」的意思，但也可「只此為止，下不為例」。馬英九按照「APEC」規例，以「經濟體領導人」名義而不是「總統」身份前往，民進黨也不能批評為「喪權賣國」。因此，「過了這村就沒有下一店」，必須緊緊抓住。
其二、從政治上看，馬英九可能也已有自知之明，知道在其餘下的兩年多任期內，由於仍將受到國際經濟復甦緩慢等因素影響，也由於國民黨勢弱，內部又有「反馬派」的掣肘，自己的政績將不會好到哪裡去，無法實現自己「建立歷史地位」的雄心，只有實現「習馬會」才可建功立業，至少是可以「沖喜」，掩蓋自己在行政執行力方面的弱勢。
其三，是在時機上，馬英九有著「是不予我」的緊迫感和焦灼感。馬英九對《亞洲周刊》說，「習近平更有緊迫感」，此大謬矣。習近平的任期還有九年，時間多的是。即使未能以「習馬會」實現兩岸領導人會面，也還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與台灣其領導人會面，甚至即使是二零一六年或二零二零年民進黨再次上台，或是民進黨在形勢發展下終於接受政治現實，或是屆時已成為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後的又一政治強人的習近平作出更大政治突破，實現民共兩黨領導人會面，其政治意義及國際影響比「習馬會」更大。
相比之下，馬英九只剩下兩年多任期，而任期的最後一年又是「總統選舉年」，政治形勢十分複雜，屆時即使是習近平招手自己也動彈不得，唯一的好時機就是二零一四年，而且還有一個「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適逢在北京舉行的難得機會，真正是「蘇州過後無艇搭」。要說馬英九不急，那才是騙人。
馬英九之急，可能還出自於對國台辦負責人調整的研判上。實際上，不久前國台辦調整負責人，一直直接出面鼓吹「兩岸政治對話」的孫亞夫，並未如台灣方面所研判的那樣，將會因是「專才」而破例延後若干年退休，而使到台北方面研判，習近平對「兩岸政治對話」反而不急了，先把大陸的事情搞好，待到大陸的國力進一步增強，國際話語權更為增大，再次出現「大漢盛唐天下來儀」之時再談台灣問題也不遲。屆時，馬英九已經卸任了，無法搭上「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列車。因此，馬英九就只能是化被動為主動，「爭時間，搶速度」了。這就是大歷史的詭吊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