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博彩法是行業整頓國家大局重要一環

  在澳門特區政府前日舉行的關於修訂《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下稱《博彩法》)的首場諮詢會上,六家博企的代表都正面表態,支持修訂《博彩法》。並進而表態,支持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還有部分博企代表表示將會配合大灣區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發展,表達了「根留澳門」及「壯大發展」的決心。其實,他們都明白到,雖然將會遇到短期「陣痛」,但修例將能令博彩業長遠變得更加強大,而且各家博企也將有能力適應改變。而且,行內盛傳,賭牌數量將會維持六張,亦即在現在三正三副的基礎上,轉為六張均為正牌,但賭牌的效期將會縮短至十年。不過,現有博企持牌者亦都認為合理。
  如果這些「小道消息」接近事實,那就凸顯了特區政府的修法基本策略,是穩定大局,維持現狀,但有適度變化。亦即賭牌仍是六張,不過持牌者不一定是目前的六家博企,可能會按照「淘弱留強」原則,淘汰其中的弱者,尤其是按照美資博企持牌不能過多的原則,剔除實力較弱的美資博企。而騰出的一兩個賭牌,由本地經營者投得而作「補替」,以強化由愛國愛澳者掌握博彩業主導權的態勢。畢竟,經過二十年的努力,本地經營者的經驗及技術已經成熟,當初引進美資博企的任務——引進先進經營經驗及技術,已經完成;反而是未能達成引進海外高端賭客的初衷。
  對於修法最為恐惶不安的,可能是貴賓廳的經營者及為其提供客源服務的中介人。實際上,在前日的諮詢會上發言的博彩中介人代表,就分別對修改《博彩法》諮詢文本建議將「非法收受存款罪」的刑責提升為五年監禁,提出質疑,希望法律修改時更清晰及細化條文,以及釐清博企及中介人之間的連帶關係,冀雙方合作上有更多指引;並建議針對在受到疫情下,業界經營情況艱難的情況,建議建立倘確認無法收債下的退稅制度,及針對「借錢不還」行為採取行政手段制裁等。
  其實,有一個更為重大的「威脅」,是中介人的業務受到國家《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百零三條「境外賭博罪」的影響。但由於這是國家政策,重點打擊「境外參賭」刑事犯罪行為是國家行為,屬於中央政府的權責;在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的領域,也是屬於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因而澳門特區政府無權置喙,這就確定了不會將之列入修改《博彩法》諮詢文本,將來也不會寫進《博彩法》。而博彩業中介人經過了多次的此類「震撼教育」,而且本人也多是屬於愛國愛澳陣營,懂得不能妄議中央政策的道理,因而並沒有在諮詢會上提出此問題。實際上,即使是提出也無人可以更無權回答。
  由此,更為凸顯了此次修改《博彩法》,雖然是因為現有的六個賭牌即將到期,必須修法處理,及現行《博彩法》在頒行二十年後,雖然在規管博彩業運行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但畢竟二十年來未有修訂,已經無法適應目前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必須趁此機會進行修改。而恰巧的是,遇到了中央正在發動及進行行業整頓的工作,因而在客觀上,澳門特區的修改《博彩法》工作,也是較好的配合中央的整頓行業的工作,甚至成為中央整頓行業工作中的重要一環。這也是澳門特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優異表現。
  無論是去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是今年八月十七日習近平親自主持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都強調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做好金融穩定發展工作問題,强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紮實促進共同富裕。習近平強調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關係發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場化法治化原則,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範化解工作。會議也指出,近年來,我國平台經濟迅速發展,互聯網平臺企業快速壯大,在滿足消費者需求等方面作出積極貢獻。但與此同時,市場壟斷、無序擴張、野蠻生長的問題日益凸顯,出現了限制競爭、贏者通吃、價格歧視、泄露個人隱私、損害消費者權益、風險隱患積累等一系列問題,存在監管滯後甚至監管空白。因此,國家支持平台企業發展,增强國際競爭力,同時,要依法依規發展,健全制度規則,完善法律法規,加强對壟斷行爲的規制,提升監管能力。而且必須明確的是,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下,不會允許資本有機會成爲另外一個權力來源。
  因此,繼打擊中國金融大鰐、清理金融界之後,通過打擊一些行業來調整經濟結構,包括國有經濟與私營經濟的權重,强化中共對事關國計民生、政權安危的産業的控制權,關鍵詞是兩個:行業上脫虛向實,資本結構是調整公私資本權重,消除「資本野蠻生長」的現象。最近系列的行業整頓,都是圍繞著這個主題而進行。最新的例子,是恆大集團的巨額債務危機。由於許家印在海外瘋狂購買貴重物業,其實是意圖將龐大資金轉移出境,資本無序擴張卻要債務留給政府和大眾。這就凸顯了改革開放後,由於缺乏管制,因而形成「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不良現象,而且也為貪污受賄提供了機會。現在,中央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回到改革開放的初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消滅貧富懸殊,降低堅尼指數。而在香港特區,則反映在中央要求香港地產商助解住房問題,消弭因「上樓難」而引發社會不安的因素,因而表明市場遊戲規則已改變,不再容忍壟斷行為。
  澳門博彩業的發展,尤其是在貴賓廳及中介人這一「瓣」,同樣也呈現了「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及「資本無序擴張、野蠻生長」的問題。不但未能實現當時中央同意澳門開放賭權的初衷,吸引海外高端賭客,相反還還趁著開放內地居民赴港澳「個人遊」,「逆向」地招徠內地居民,從而導致引發各種弊端。而且,還在客觀上引發周邊國家瘋狂興建賭場,吸引中國遊客前往參賭,對國家的共同富裕及廉政建設,造成極大的困擾。
  現在國家政策仍然維持六個賭牌,並未將澳門列入「賭博城市」的「黑名單」,這就顯示,內地旅客在到澳門旅遊時,自己進入賭場「小賭可怡情」一下,還是允許的,這是與二十年前批准澳門開放賭權時作出的「全中國只有澳門可以開賭」的決策,是契合的。因而各家博企,應當進一步加強「高端中場」的轉型。
  而貴賓廳的經營者就確實是需要思考「何從何去」的問題。此前的經營方式雖然可以繼續運用,但經營對象不能再是內地居民,而是內地居民以外的其他一切遊客,回到過去「賭團」的模式。至於那些「打游擊」的「疊碼仔」,恐怕就要「轉業」了。
  但要促使貴賓廳轉型,特區政府的防疫政策也須作出配合。在確保「外防輸入」,維護本地抗疫成果的前提下,對貴賓廳招徠的「大豪客」,給予特殊的入境許可,在完成十四天以至更長時間的隔離醫觀措施,允許其到各賭場的貴賓廳參賭。這在目前,可能是在東南亞各地的賭場仍然關閉的情況下,拯救貴賓廳生存的方法。而長遠而言,也有助促成建立新的貴賓廳經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