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處理臺灣問題的根本指導原則，是我們黨制定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的決策基石。其實質和核心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不容否定，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地位不容改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作爲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政治主張，有一個醞釀、提出及發展豐富的過程。當前，兩岸關係正處在一個新的關鍵節點上，本文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主張的歷程追根溯源，探尋其背後中央對解決臺灣問題和促進祖國統一的戰略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個中國原則發端於新中國外交原則
　　一個中國原則發端於新中國的建交原則，産生於新中國處理與外國建交問題時反對「雙重承認」「兩個中國」的鬥爭中。
　　據胡喬木回憶，「新中國外交政策方針的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間」。早在1949年1月上旬，時值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新中國即將成立前夕，中共領導人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開始著手研究討論新中國的對外政策問題。如何處理舊中國的外交關係問題已經提上中共領導人的議事日程。這次會議所形成的比較重要的政策文件之一，就是1949年1月19日由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起草並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該文件開宗明義指出：「目前我們與任何外國尚無正式的國家的外交關係。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國主義政府，是幫助國民黨反動政府反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因此，我們不能承認這些國家現在派在中國的代表爲正式的外交人員，實爲理所當然。我們采取這種態度，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1月19日，毛澤東在對該文件進行修改時，在原有的13條具體規定基礎上，增加了兩條關鍵內容：「（1）外交關係。凡屬被國民黨政府所承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及其所屬的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在人民共和國和這些國家建立正式外交以前，我們一概不予承認，只把他們當作外國僑民待遇，但對美國武官，因其直接幫助國民黨打內戰，則應派兵監視，不得給以自由。對於蘇聯及新民主國家的使領館及其所屬的外交機關和人員，因爲他們外交政策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們對待他們的態度亦應根本上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但因人民國家，現在和他們尚和其他外國一樣，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故我們現在和他們的在華外交機關之間，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來往，其所屬武官同。」「（15）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因爲中國是獨立國家，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決。如有外國人提到外國政府調解中國內戰等事，應完全拒絕之。」這兩項新增條款的核心內涵就是維護國家的主權完整，凡爲國民黨政府所承認且幫助國民黨政府的資本主義國家，新中國暫不予以承認；不容外部勢力插手中國的內部事務，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上述論述可以看作是一個中國原則之萌芽和邏輯起點。
　　同年4月28日，毛澤東在爲中央軍委起草的一份電文中，針對美英這兩個曾經插手干涉中國內政、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帝國主義國家試圖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動向，進一步提出與英美這類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前提條件。電文寫道：「現美國方面托人請求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英國亦極力想和我們做生意。我們認爲，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它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這裏毛澤東提出了類似美英這樣的帝國主義國家，要與新中國發展正常的外交關係的前提條件是，首先必須斷絕與國民黨殘餘政權的外交關係，即不能搞「雙重承認」。
　　兩天之後，即4月30日，毛澤東以解放軍發言人的名義就中英「紫石英」號事件發表聲明（即「李濤聲明」），又宣布了新中國建交的兩項原則，即一是新中國願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與外國建立外交關係；二是外國「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在此，毛澤東重點强調：「外國政府如果願意考慮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它就必須斷絕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關係。」
　　5月10日，毛澤東就發展中美關係問題，專門致電中共南京市委並華東局表示：「應根據李濤聲明表示任何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過去美國用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方法干涉中國內政，此項政策必須停止。如果美國政府願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並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餘力量的聯繫。」「現在是要求美國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聯繫，並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6月3日毛澤東再次複電南京市委，要求要向美方明確表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認國民黨反動政府有代表中國人民的資格，現在國民黨政府已經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滅，各外國不應再與該逃亡政府發生關係。」「否則，我們及全國人民將堅決反對。」上述政策意見概括起來即是：美國必須停止干涉中國內政、斷絕與國民黨當局的關係、不得承認國民黨政府有代表中國人民的資格，否則中國人民將表示堅決反對。
　　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發表講話進一步明確新中國建交原則，表示：「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僞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基礎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這條外交方針進一步凸顯了一個中國原則精神，隨後被寫進作爲新中國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之中。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第56條規定：「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係、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采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係。」這實際上是將體現一個中國精神的建交原則以法律形式作了規定。後來，1954年的憲法繼承了《共同綱領》中的新中國外交原則的基本政策。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布了新中國和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的原則：「本政府爲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當日，周恩來將《公告》及表達建交願望的公函迅速送達各國政府。
　　遵照毛澤東提出的「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即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方針，剛剛成立的新中國政府迅速與蘇聯等十來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這些國家中，有的在宣布承認新中國後即斷絕了與國民黨殘餘政府的關係，而多數則與國民黨政府原本就無外交關係。而在與帝國主義國家建交問題上，新中國政府則采取「等一等」的策略。毛澤東認爲，儘管「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他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他認爲，如果人民政權用損害國家主權，犧牲民族獨立來換得帝國主義的承認，那麽寧願擱置承認問題。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外國與中國建交時必須承認並遵守的基本原則。
　　新中國成立之時，正值聯合國召開第四届聯大之際。按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從它成立之日起，就已經成爲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順理成章地也應享有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曾參與新中國政協實際籌備工作的王炳南後來回憶說，政協9月29日這天的大會曾一致通過了主席團審查報告提出的關於否認國民黨政府出席聯合國代表資格的專項內容。這一條雖然當時沒有寫進《共同綱領》，但經毛澤東提議以主席團審查報告決議的方式經大會一致通過。可見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領導人對於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問題考慮得非常周到細緻。
　　根據這一審查報告決議，11月15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及聯大主席羅慕洛，向其表達了否認國民黨殘餘政權代表中國的代表資格、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强烈願望。他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業於十月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於政府成立之日，即鄭重向全世界宣告：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業已基本上解放了全中國的土地和人民，且已得到全中國人民的熱烈擁護。而國民黨反動政府已喪失了代表中國人民的任何法律的與事實的根據。因此，目前以代表中國人民名義參加聯合國組織並出席本届聯合國大會的所謂『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團，絕對沒有代表中國人民的任何資格。我謹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要求聯合國，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與精神，立即取消『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團繼續代表中國人民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以符合中國人民的願望。」
　　英國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但它並不願意完全斷絕與國民黨殘餘政權的關係。最爲突出的表現是，它在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內，追隨美國搞「雙重承認」，宣稱國民黨殘餘政權「有資格占有一席代表中國投票」，或稱「存在著自稱代表中國的兩個實體」，是最早搞「兩個中國」的國家之一。
　　在同英國「兩個中國」圖謀的鬥爭中，毛澤東豐富、發展了體現一個中國精神的建交原則。
　　1950年1月6日，英國原駐北平總領事包士敦將英國外交大臣貝文簽署的致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的照會送達中國外交部。該照會說：英國政府「響應毛澤東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之公告，願與中央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和主權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並準備互派外交代表」。
　　面對第一個與新中國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帝國主義國家，當時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高度關注。在中英展開建交談判前夕，毛澤東多次致電中共中央，就談判建交的時機、程序、內容、核心問題、前提條件等提出指導意見。
　　1月18日，毛澤東發電，要求中央約外交部討論與英國代辦談判建交問題時我方應采取的方針態度及具體內容，並寫成書面文件告他。
　　1月20日，毛澤東連發三電强調「英國在聯合國對待國民黨代表的態度問題，在倫敦、香港、臺灣等地對待國民黨各種大機關的態度問題等」，這是「屬於設立雙方外交使團的先決問題，即屬於和國民黨絕斷關係範圍內的問題。」
　　1月29日，毛澤東再次批示强調，胡階森（首任英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代辦）來時應重點談「英國與蔣介石關係問題及建立外交關係的其他問題」。
　　2月8日，毛澤東再電劉少奇：望告外交部「其中最重要者爲英國與蔣介石反動派殘餘的關係保存，因英國現已與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即不應忽略再與國民黨政府作任何外交來往，而英國代表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及其他組織中竟繼續承認國民黨代表爲合法，拒絕接受我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這在建立中英外交關係上是不可能不解決的先決問題。其次英國香港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在港的官方代表機關及其所屬的一切國家資財采如何態度，也須弄清楚，因這類事情，也是屬於與國民黨政府斷絕關係問題等等」。
　　從毛澤東上述電文中，可以看出他最爲關心且反復强調須著力處理的三大問題，即「和國民黨斷絕關係範圍內的問題」，「在聯合國對待恢復新中國合法席位的態度」問題，以及「如何對待在其管轄範圍內的國民黨的各種機構以及中國的一切國家資財的態度」。最爲核心的問題是，「與國民黨斷絕關係範圍的問題」，也就是說，凡願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均應遵照國際法和一個中國原則，必須斷絕與國民黨殘餘政權的關係，即必須承諾不與臺灣當局建立任何官方性質的關係；如果對方是聯合國的會員國，還必須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唯一合法代表，支持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這實質上也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一原則立場的最初表達。這個由毛澤東倡導確立的建交原則，至今依然是指導中國外交工作，防止在國際上製造「雙重承認」或「兩個中國」的根本指導方針。
　　在「聯蔣抵美」鬥爭中首提「一個中國」概念
　　時間進入20世紀50年代後期，在炮擊金門的鬥爭中，毛澤東首次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找到國共兩黨的共同點，提出「一個中國」概念，將處於政治上對立、軍事上對峙的台海兩岸聯結起來，拉住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共同反對或抵制美國製造「兩個中國」、割裂中國領土主權的圖謀。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命令美國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並提出「臺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美國的這一行徑，嚴重侵犯了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在關鍵時刻阻撓了中國統一進程，由此産生臺灣問題。
　　爲給「臺灣地位未定論」製造法理依據，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割裂中國領土主權的步驟。1950年9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向英法兩國提議成立一個聯大委員會來研究所謂的「臺灣地位問題」。杜魯門也通知聯合國秘書長稱，美國將「歡迎聯合國考慮臺灣問題」。爲在臺灣歸屬問題上進一步做文章，1951年秋，美國政府又策劃了所謂「對日和約」及「日台雙邊條約」。一方面，美國要求日本放棄它在臺灣和澎湖列島的權利和特權，並不再重申這些島嶼均爲中國領土；另一方面，又壓迫台灣當局與日本政府簽訂所謂的雙邊「和約」，要求台當局在有關臺灣歸屬問題上與舊金山對日和約的立場保持一致，意圖否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有關戰後日本將臺灣歸還中國的規定。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在積極拼凑具有强烈反華色彩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同時，又密謀與臺灣當局商談所謂「共同防禦條約」，進一步插手臺灣事務。
　　中共中央高度關注美國圖謀分裂中國的種種動向，1954年7月，專門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對台戰略。中央認爲，如果美國陰謀得逞，我們與美國的關係將會長期緊張下去。會議決定，迅即開展對美鬥爭，宣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維護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立場和決心。
　　1954年12月美台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此時正值解放軍對蔣軍占領的一些東南沿海島嶼發動炮擊和進攻。美國政府爲避免在沿海島嶼爭奪戰中捲入與中國大陸的軍事衝突，脅迫蔣介石放棄沿海島嶼，專守台、澎。還迫使臺灣當局保證，未經美國的同意，不得主動對大陸采取軍事行動。同時，美、英兩國還策動新西蘭提出由聯合國安理會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蔣介石集團「在中國大陸沿海附近的某些島嶼地區發生武裝敵對行動」的建議（即所謂「新西蘭停火提案」）。這個所謂「停火提案」的主旨，正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簽約前曾在一份給總統艾森豪威爾的秘密文件中所表示的：「我們對中國和臺灣采取的政策，應當同我們正在德國和朝鮮奉行的政策屬於同一類型。」這裏隱藏著美國當局試圖以所謂「停火」來凍結海峽兩岸關係現狀，造成臺灣與大陸事實上的隔絕狀態，以達成事實上的「兩個中國」局面的險惡用心。
　　對於美國推行的「兩個中國」政策，中國大陸堅決反對。1955年3月5日，毛澤東在給赫魯曉夫的信中鮮明地表達了中國政府的立場：「美國想要我們答應不以武力解放臺灣和沿海島嶼，來交換沿海島嶼的撤退，從而在事實上承認美國對臺灣的霸占，並在事實上造成『兩個中國的形勢。」他在信中强調，我們「堅決不能同意美、英國人用沿海島嶼交換臺灣澎湖造成『兩個中國的要求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是不能讓步的」。針對蘇聯關於舉行十國會議緩和台海局勢的提議，毛澤東表示，「這種國際會議除了堅決不能讓蔣介石參加外，最好不要同聯合國有任何聯繫」，「尤其是不要給聯合國以過問臺灣問題的任何機會」，「我們寧可讓美國人在一個時期內事實上占領臺灣而不去進攻，但不能承認美國的占領合法化，不能放棄解放臺灣的口號，不能承認『兩個中國」。
　　同一時間，周恩來針對美英策劃推動新西蘭向聯合國提交所謂「停火提案」，公開發表聲明或談話，宣示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1954年10月10日，周恩來致電聯大九届會議指出：「臺灣是中國的領土。美國政府參加簽訂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承認臺灣和澎湖列島應該歸還中國。事實上，臺灣已於1945年10月25日由當時的中國政府接管。」「決不容許任何人以所謂『中立化和『交由聯合國托管的名義，使臺灣脫離中國。」「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容許他國干涉。」「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是爲了維護中國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1955年1月29日，周恩來在給緬甸總理吳努的複電中，更是對中國政府關於臺灣問題的立場作了系統的論述。他表示：「最近美國陰謀策動通過聯合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蔣介石賣國集團之間進行所謂『停火。企圖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和主權。」「臺灣是中國的領土，其地位已早經《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條款等國際協議和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當時中國政府的代表在臺灣接受日本投降的事實所確定。」如果聯合國或任何外國「把中國所選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被中國人民所唾棄了的竊據在臺灣的蔣介石賣國集團放在對等地位」，「就是承認蔣介石賣國集團，製造『兩個中國，這就是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主權」。周恩來上述聲明和談話再一次從歷史、法律和現狀等方面界定了臺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强調如果把臺灣當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在對等地位，就是搞所謂「雙重承認」，製造「兩個中國」。
　　臺灣當局也對美國在聯合國內搞所謂「停火提案」，迫使台軍撤出「外島」的企圖表示嚴重質疑。1955年2月8日，蔣介石在「國父紀念日」發表演講，强調大陸、臺灣均爲「中華民國」領土，不容任何人割裂。所謂「兩個中國」尤其「荒謬絕倫」。蔣介石對美國態度的兩重性以及反對美國「兩個中國」圖謀的立場，無疑給中共領導人留下深刻印象。自此，中共中央開始逐漸調整對台政策，提出同蔣介石進行第三次合作，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思想。
　　從1957年開始，美國拖延直至中斷中美大使級會談，並加快了製造「兩個中國」的步伐。同時縱容臺灣當局襲擾中國大陸沿海地區或侵入內地。蔣介石還增兵金門、馬祖一綫，臺灣海峽局勢再度緊張起來。1958年夏天，美國在中東挑起事端，更使國民黨當局蠢蠢欲動，乘機向大陸進行軍事挑釁，使台海形勢更趨緊張。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形勢下，中共中央8月17日決定再次炮擊金門，加强對美鬥爭。中共中央最初設想是通過炮擊金門，迫使蔣介石集團放棄金、馬，達到收復金、馬的目的。
　　解放軍炮擊金門後，基本上封鎖了金門島，切斷了金門的海上補給綫。美國政府一面派遣大批海空軍力量在台海地區集結，準備協防金門、馬祖，一面又故伎重演。9月上旬，美國派軍艦爲向金門提供補給的國民黨運輸船隊護航失敗後，要求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軍，並要臺灣當局公開承諾不以武力改變台海兩岸關係的「現狀」。美國對金、馬的政策從「協防」轉爲「脫身」，目的是以此凍結臺灣海峽局面，「劃峽而治」，從而製造「兩個中國」。對此，毛澤東在9月6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五次會議上作了分析：「他要拿沿海島嶼交換臺灣，我們是原則上不能交換臺灣。你這個沿海島嶼交我們，臺灣就成爲獨立國。」30日，杜勒斯在答記者問的聲明中將美國的底牌和盤托出：如果在臺灣地區「有了可靠的停火」，在金門、馬祖保持大量部隊就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慎重的」。他還說，美國「沒有保衛沿海島嶼的任何法律義務」。10月1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也聲稱：「我認爲所有這些軍隊駐在那裏並不是一件好事情。」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的講話進一步證實了毛澤東的判斷。
　　蔣介石爲保住金、馬這兩個「反攻大陸」的橋頭堡，同時也爲避免影響軍隊士氣和政權穩定，堅決反對放棄金、馬，擺出一副不惜一切死守金門的强硬姿態。美台雙方在金、馬撤軍問題上的爭執、矛盾激化。
　　毛澤東從維護國家、民族根本利益，並從有利於最終解決臺灣問題出發，決定實行「聯蔣抵美」政策，將金、馬繼續留在蔣介石手中，並抓住蔣介石反對「兩個中國」這一立場，爭取聯合國民黨當局，挫敗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
　　10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表示：「偵察任務已經完成，問題是下一步怎麽走？對於杜勒斯的政策，我們同蔣介石有共同點，都反對兩個中國。蔣介石是不願撤出金、馬的，我們也不是非登金、馬不可。可以設想，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裏如何？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裏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麽時候需要就什麽時候打炮，什麽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麽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鬆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裏，可以作爲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
　　10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起草的，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布的《告臺灣同胞書》。《告臺灣同胞書》開宗明義表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爲上計。」接著寫道：「台、澎、金、馬是中國領土，這一點你們是同意的，見之於你們領導人的文告，確實不是美國人的領土。台、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另一個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也是你們同意的，見之於你們領導人的文告。」這是中共主要領導人首次提出「一個中國」的概念。後來毛澤東撰寫第二份《告臺灣同胞書》又寫道：「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
　　在上述講話中毛澤東有意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句新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常講的，兩岸雙方又存在深刻分歧的話，暫時按下不表，只强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澎金馬是中國的領土」，「這一點是一致的」，其用意顯然在於求同存異，突出雙方的共同點。共産黨與國民黨、毛澤東和蔣介石對一個中國政治含意的看法固然不同，但毛澤東却在這場兩岸共同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鬥爭中，看到了國共雙方的共同主張：臺灣與大陸雖未統一，但並未分裂成兩個國家。毛澤東應用求同存異的辦法，實現了拉住國民黨共同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反對美國的「兩個中國」圖謀的目的。
　　毛澤東提出一個中國概念，包含著極爲豐富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對對台工作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具有長遠的啓迪意義。金門炮戰後，中共和平統一臺灣的工作又有了新的進展，形成新的原則。後來，周恩來將這些原則概括成「一綱四目」。「一綱」實際上就是一個中國，就是一個中國原則的初始表述形態。
　　一個中國原則成爲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
　　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中國外交部就中法建交發表聲明表示：「按照國際慣例，承認一個國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著不再承認被這個國家人民推翻的舊的統治集團。因此這個舊的統治集團的代表不能繼續被看作是這個國家的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根據這樣的理解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達成中法建交和交換大使協議的。」這是新中國首次在與西方大國的《建交公報》中將一個中國原則作爲國際關係準則確立下來。這對國際社會特別對西方國家産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1969年美國開始謀求與中國緩和關係。中國政府的立場是：臺灣是中國領土，美國必須從臺灣和臺灣海峽撤走一切武裝力量，才能改善中美關係。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早在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召開會議，擬確立新形勢下的對美政策。周恩來主持了這次會議，並根據會議精神起草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5月29日，毛澤東批示同意了該報告。報告提出的中美會談方針是：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專用軍事設施，應規定期限從中國的臺灣省和臺灣海峽地區撤走。這是恢復中美兩國關係的關鍵。臺灣是中國領土，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外人不容幹預。中國人民力爭和平解放臺灣。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反對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如果美國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會談中，周恩來向基辛格再次强調了中方「一個中國」的立場：中美關係改善的前提是一個中國，即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不得干涉，美國必須從臺灣撤軍，並且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基辛格則表示：美國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不支持臺灣獨立，美國將隨著中美關係改善减少駐台軍隊，並最終解決《共同防禦條約》問題。基辛格所表達的觀點表明，美國政府基本上接受了中方的立場，即在臺灣問題上采取一個中國政策。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開啓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也標志著美國政府轉向公開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美方的這一立場在《中美上海公報》中的反映是：「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爲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中美上海公報》奠定了中美兩國建交談判的基石。
　　中美關係正常化大門打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一個中國原則贏得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理解和支持，逐漸成爲普遍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聯大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爲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宣布「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1972年9月，中日兩國簽訂《聯合聲明》，宣布建立外交關係，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關於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並且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規定。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中美建交公報》首次明確完整地體現了一個中國原則的基本內涵，即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國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至此，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開始普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一個中國原則成爲制定對台大政方針的指導原則
　　鄧小平在繼承毛澤東關於「一個中國」思想的基礎上，首次將其作爲中央制定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一國兩制」構想的形成和提出，就充分體現了對一個中國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鄧小平曾經說，「一國兩制」構想是十一届三中全會以後，根據中國的實際提出來的。這一時期鄧小平有幾次談話最能說明他是如何運用一個中國思想來構建「一國兩制」科學構想，並根據一個中國思想來指導制定中央對台大政方針的。一次是1979年1月24日會見美國時代出版公司總編輯多諾萬時的談話。鄧小平說，「我們要求臺灣回到祖國懷抱的政策和原則合情合理。我們尊重臺灣的現實，臺灣當局作爲一個地方政府擁有它自己的權力，……但必須是在一個中國的條件下。」「這個要求就是一條，一個中國，不是兩個中國，愛國一家。」一次是同年1月31日，他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時說的一段話：「關於臺灣問題，現在我們不强調用武力解決，我們提出了非常合情合理的政策。臺灣可以保持它現行的政治制度，甚至臺灣當局可以擁有其軍事權力。問題是只能是一個中國。」還有一次是1983年6月26日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這次談話，鄧小平更爲完整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大陸和臺灣和平統一的構想。他表示，臺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贊成「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應有一定的限度，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利益。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臺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臺灣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不現實的。舉行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可見，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構想和他對中央對台大政方針的考慮，始終是建立在一個中國基礎之上的。
　　自臺灣問題産生後的相當一個時期內，兩岸雙方在「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根本問題上是具有共識的。當年蔣氏當局雖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合法地位，且與大陸軍事對峙、政治對立，並在國際上圍繞中國代表權問題與大陸進行激烈較量，但它仍堅持「大陸和臺灣都是中國的領土」，「實現國家統一是兩岸中國人的共同的責任」的原則立場，並對「台獨」勢力及其分裂活動嚴加防範、予以打擊；在外交上也對美國等西方勢力搞「雙重承認」，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圖謀予以抵制。對於台當局的一個中國立場，大陸方面是給予肯定的。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即表示：「臺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臺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
　　鄧小平也曾多次講，我們為什麼和國民黨談判？因爲雙方有一個共同的基礎，都承認一個中國，雖然各講各的，他們講以台灣爲主體，我們講以大陸爲主體，這個不同。但共同點非常重要，即承認一個國家，一個中華民族，這是個關鍵問題。台灣當局的這一立場，構成了中央實行爭取祖國和平統一大政方針的政治基礎。
　　但隨著臺灣政治格局的改變，中共領導人對於臺灣當局繼任者能否堅持一個中國立場開始産生疑慮。1983年12月，陳雲在一次談話中曾表示，「現在我們兩邊雖然吵架，但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反對臺灣獨立的立場。在這一點上，我們兩邊是一致的。將來我們這一邊的老一輩人不在了，接我們班的人仍然會堅持這個立場，而且能够堅持下去。但他們那邊的老人不在時，接他們班的人是否會堅持這個立場；如果堅持，客觀上是否能堅持得住，這些就很難說。」1985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也尖銳地指出：我們正在設法解決臺灣問題。臺灣的蔣經國身體不好，一旦去世，會出現什麽情況，很難估計。我們主張一個中國，蔣經國也主張一個中國，這是我們的共同點，是我們和談的基礎。臺灣問題將如何發展還很難預料。臺灣出現獨立怎麽辦？臺灣永不和談怎麽辦？臺灣出現外國軍隊、外國力量占領又怎麽辦？
　　果然，不幸而言中。進入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蘇聯東歐劇變，以及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上臺、民進黨成立等，臺灣當局關於一個中國的立場開始出現嚴重蛻變。
　　一個突出的迹象是，1990年5月20日李登輝就任臺灣當局領導人的演說。在這個講話中，李登輝改變了蔣經國生前堅持的一個中國立場。李登輝聲稱「中華民國爲一獨立主權國家」，要大陸方面「不阻撓我們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開展對外關係」。他還拋棄了臺灣當局原來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代之以所謂「對等談判」，即指用「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等談判」。在此基礎上，他對於發展兩岸關係附加了所謂的三條件：「中共當局推行民主政治及自由經濟制度」、「放棄在臺灣海峽使用武力」、「不阻撓我們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開展對外關係」。這裏他雖然也口口聲聲講一個中國原則，但此時他的「一個中國」實際上是「一國兩府」，本質上就是「兩個中國」。
　　大陸方面敏銳地意識到李登輝當局政治立場的蛻變，並著手將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鬥爭的重點指向來自臺灣島內的分裂活動。這次重大戰略調整的標志，是1990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江澤民代表新一届中共中央發表重要講話，首次正式提出「一個中國原則」的主張。江澤民講話嚴肅地不點名地批判李登輝的「一國兩府」觀點，明確表示：海峽兩岸雙方應該真正本著「一個中國」的原則商談祖國統一，而不是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國兩府」。其中關鍵性的一段話是：按照國際法，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合法政府代表這個國家。一個國家不可能存在兩個代表這個國家的對等的政府。所謂「一國兩府」，實質是「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是走向分裂，不是邁向統一。這篇講話豐富和發展了一個中國的思想，成爲1995年「八項主張」發表前大陸對台工作最重要的指導文件。
　　1993年8月31日，中國政府發表題爲《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這是關於臺灣問題政策的首份白皮書。它開宗明義地宣示了其發表的政策指向：「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分裂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言行，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一國兩府』，反對一切可能導致『臺灣獨立』的企圖和行徑。」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一個中國原則是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前提」的新論斷。白皮書强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也是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前提。」「臺灣作爲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是確定的、不能改變的，不存在什麽『自決』的問題。」
　　自此以後，「一個中國原則」的主張，開始頻繁地、大量地出現在大陸對台政策文件中，成爲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楊親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