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新格局下「粵澳深度合作區」合作機制分析 ——以中葡平臺爲視角

一、引言
  澳門回歸以來,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下,澳門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依法施政,澳門特區經濟實現快速增長。但經濟結構單一使澳門的發展始終存在隱憂,也遏制了其他行業的發展需求以及就業需求。因此,考慮到澳門特區和葡語國家的歷史淵源與聯繫,2003年中央提出將澳門打造成爲「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以下簡稱「中葡平臺」)。中葡平臺更是國家「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中明確提出的澳門重要發展定位之一。2018年11月12日,習近平主席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强調澳門要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定位,加强澳門世界旅遊休閑中心、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建設,努力把澳門打造成國家雙向開放的重要橋頭堡氣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臺,將澳門納爲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與香港、廣州、深圳並列成爲區域發展核心引擎,意在發揮獨特優勢,利用「一個中心、一個平臺、一個基地」的發展定位,將澳門打造爲服務內外聯通的合作紐帶。
  澳門依托「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回歸以來分享國家騰飛的紅利,實現澳門經濟的快速發展。澳門作爲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有責任和義務與全國人民一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參與國家發展建設。
  特別是中共十九届五中全會,作出了「十四五」時期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部署。新格局下,實現國內與國際循環之間的協調聯通,要求由內需和科技創新驅動穩定發展國內大循環的同時,還需充分融入到國際大循環體系之中,帶動國內循環水平和規模的提升。
  廣東省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有1.15億常住人口、1300多萬個市場主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全國的1/10,已經形成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完備的産業體系和廣闊的消費市場,在推動暢通國內大循環中具有絕對優勢。
  香港和澳門是中國對外聯繫的窗口與橋梁。粵澳之間在推動雙循環運轉上,具有較高的互惠合作潜力。澳門具有與葡語國家的行政和法律相近、以中文和葡文爲官方語言、對葡語國家的風俗及文化較瞭解,以及部分企業對中國和葡語國家的市場都相當熟悉的優勢,這些優勢有助於中葡平臺的發展。在新一輪的國家改革開放中,澳門在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往來中可以發揮樞紐作用,成爲市場廣闊的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之間經貿合作往來的重要平臺。此外,澳門是自由市場經濟體系,有與世界各國和地區經貿往來暢通的優勢,可以成爲內地與世界聯繫的窗口。澳門既是內地重要的貿易夥伴,也是內地與全球貿易聯繫的重要紐帶,可以發揮其作爲紐帶的特殊作用。因此,中葡平臺的建設可以爲澳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全方位、深層次合作,特別是爲澳門通過與葡語國家的聯繫更好地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新的重大機遇和良好條件。
  因此,澳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進一步發揮澳門中葡平臺的作用,與廣東共同開拓葡語國家市場。粵澳合作也可以爲粵葡合作提供更好的機遇。即廣東的企業可以借助中葡平臺以及對葡語國家的投資,實現通過葡萄牙走向歐洲市場,通過巴西走向南美市場,通過安哥拉、莫桑比克等開發非洲市場等以點帶面的效果。澳門特區可以依托中葡平臺的優勢,在國家戰略下推動粵澳合作,共同拓展海外市場,促進葡語國家和其所在地區與中國的經貿和文化交流,助力國家形成「雙循環」新格局。通過粵澳合作發揮大灣區市場優勢,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推動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進而促進內外市場在生産、分配、流通、消費等各環節的暢順循環。而且,澳門也可以利用參與大灣區建設提供的機遇,建立一些支撑中葡平臺發展的功能載體,通過整合信息和資源形成聚合力,提升中葡平臺服務功能的精准性、高效性,並且借助打造中葡平臺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要成爲國家對外往來和改革開放的橋頭堡,澳門要成爲橋頭堡中打通內循環和外循環的節點,就需要粵澳之間深度合作,充分利用各方優勢,實現各項政策緊密對接和有效落實。粵澳合作機制的不斷深化和創新,是新時期下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打通內外雙循環,服務國家改革開放以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必然要求。應該按照中央決策部署,在橫琴設立「粵澳深度合作區」,並構建粵澳雙方「共商共建共管」的體制機制,探索在制度對接、産業協同等領域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利用澳門中葡平臺優勢,打造大灣區與國際規則高度銜接的營商環境。通過粵澳緊密合作,共同爲打通內外雙循環助力。
  二、粵澳合作機制現狀
  (一)粵澳合作機制
  2001年「粵澳高層會晤制度」開啓了粵澳溝通的長效機制。2003年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升格,兩地在政府層面先後建立了高層會晤、聯席會議、專責小組等合作機制。2011年粵澳雙方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並逐年制定實施框架協議年度重點工作。2014年粵澳之間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2017年《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訂。按照協議,粵港澳三地將在中央有關部門支持下,完善創新合作機制,促進互利共贏合作關係,共同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爲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打造成爲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協議》也提出要完善協調機制,由國家發改委及粵港澳四方每年定期召開磋商會議,協調解決大灣區發展的重大問題和合作事項,並就推進大灣區建設訂定年度重點工作,由四方和國家有關部門達成一致意見後,共同推動落實。
  粵澳合作機制日益完善的同時,合作平臺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2015年,中國(廣東)自貿試驗區正式獲批設立,並堅持「面向港澳」「優先港澳」定位,成爲粵澳合作新的高水平平臺。同時,廣東省積極配合中央做好明確澳門習慣水域管理範圍及陸地界綫工作,支持澳門獲得更大發展空間。
  (二)琴澳合作機制
  粵澳合作中,珠海經濟特區因澳門而生,橫琴新區與澳門隔河相望。與澳門相比,面積較大、開發相對較少的橫琴背靠珠江西岸和內地市場,爲澳門産業多元和中葡平臺發展提供了承接空間和可持續發展動能。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發揮澳門一珠海强强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2019年12月20日,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發表重要講話時特別指出:「當前,特別要做好珠澳合作開發橫琴這篇文章,爲澳門長遠發展開闢廣闊空間、注入新動力。」隨後,國家發改委明確表示「積極支持在橫琴設立粵澳深度合作區」。2020年10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又特別强調要「加快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
  全面深化琴澳合作,既是國家賦予雙方的應有之責,也是在新格局下澳門能否跨越自身不利條件限制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發揮國家對外交往窗口作用,成爲打通國家內外雙循環節點,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抓手。
  目前,橫琴通過設立澳門事務局,與澳門建立直綫溝通機制,配合中央設立灣區辦統籌協調國家層面跨區域問題,使溝通效率大幅提升。澳門蓮花口岸整體搬遷至橫琴口岸,實現「一地兩檢」。橫琴口岸實現24小時通關,合資格澳門單牌車自由入出橫琴,並開通琴澳跨境通勤專綫。在規則銜接上,順利實施「港人港稅、澳人澳稅」,在國內首創鼓勵澳門企業跨境辦公,拓展澳門中小企業發展空間。澳門的四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也全部在橫琴設立分部。截至2020年,在橫琴注册的澳資企業超過3500家。粵澳合作産業園建設也進展順利,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産業園已注册企業達到186家,前期發展中心已投入使用,並與莫桑比克衛生部、葡萄牙食畜總局、葡萄牙食品補充劑協會等葡語系國家醫藥衛生機構建立起合作關係,促進中醫藥和健康産品的國際注册和服務貿易。截至2020年12月,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已孵化250個澳門項目,到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澳門青年企業家70%落戶在橫琴,入駐橫琴跨境辦公的澳門企業超過170家,橫琴成爲澳門青年內地創業首選
  橫琴作爲粵澳緊密合作的載體,可以充分發揮粵澳兩地在人才、技術、市場和資金等方面的優勢,促進區域間人員、物資、資金和信息的高效集聚和合理流動,形成新的政策優勢和體制創新優勢,進而促進發展模式的創新。同時,還可以帶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拓展「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內涵。以橫琴爲載體,通過創新合作機制與管理模式,共同打造跨界合作創新區,有助於粵澳兩地發揮各自優勢,克服市場發育程度和相關管理制度的差異難題,搭建澳門特區優勢資源進入內地的新通道。此外,還有利於吸引更多的國際高端資源集聚,可以培育以澳門爲中心的大灣區珠江口西岸地區新的增長極。
  未來,在澳門橫琴聯手打造「粵澳深度合作區」的背景下,通過雙方「共商共建共管」的合作機制,長期制約琴澳合作的體制性障礙將被逐步化解,澳門自由港的部分優勢將延伸到合作區,「一國兩制」的制度叠加優勢將充分在琴澳合作中彰顯。深度合作區的新合作模式將爲「一國兩制」新實踐作出新的探索,積累新的經驗,具有新的指導意義。
  (三)現有合作機制存在的問題
  澳門與廣東在政治制度、社會管理體制、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粵澳兩地在市場經濟理念、體制和運行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對大灣區要素便捷流通、産業優勢互補發揮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造成明顯影響。
  首先,在市場經濟體制方面,澳門作爲自由港,强調市場主體的自主運營,「小政府」式的市場經濟管理體制以及民間爲主體的力量增强了澳門的社會活力。而內地不少領域中政府干預過多或監管法規不到位等現象仍很突出,市場化改革仍需深入。在粵澳合作機制中如何跨越市場經濟理念和行政過度干預的矛盾是合作機制中的核心問題。
  其次,粵澳合作雖然已經建立了一定的政策溝通長效機制,但會議的決議限於基本的合作原則和意向,較少涉及深入、具體的實施細則支撑合作機制下的産業融合發展。此外,粵港澳合作所依據的《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等文件,缺乏明確的法律授權,也未見有相應的法律立法程序,導致執行層面難以有效落實相關文件中涉及的粵澳合作內容。尤其是「『一國兩制』下澳門與廣東特別是澳門與珠海在政府間關係上是一種不完全對等的關係,由於這種特有的制度安排,導致澳門特區政府在處理與粵方尤其是與珠海的合作事務時有意無意展現出『俯視』的心態,形成一種對中央惠澳政策的『等、靠、要』等心理」。不完全對等的合作關係下,是否能産生平等互利的合作機制,影響著粵澳合作的效果和可持續性。
  再次,澳門與廣東省內各城市、各地區、各項業務綫之間的政策協調機制,過於複雜且效率較低。澳門特區政府作爲「小政府」,時間人手有限,很容易在各種協調機制中疲於應對。此外,澳門的行政程序受到立法體系的制約,並且立法體系的效率仍有待提高。粵澳合作機制下的澳門方的政策執行仍需要立法的配合和批准,澳門方的粵澳合作執行推進受客觀條件的制約可能較爲緩慢。
  最後,現有的粵澳合作機制以政府間磋商爲主並參考部分商界意見,較少納入行業(社團)、學界、民間等相關者進行對話和意見溝通。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既涉及到相關政府之間的平等協商,也離不開企業和社會的廣泛參與。大灣區建設中實現三地産業共同升級、改善灣區社會民生、建設公共服務共享體系是關鍵。如果粵澳之間無法構建不同層次間的溝通網絡及相應合作機制,缺乏區域內多元利益主體的互動與參與,就不能使粵澳合作的公共性問題被直接表達和解決,難以實現共同利益最大化。
  三、雙循環新格局下「粵澳深度合作區」合作機制分析
  (一)合作層次
  一般而言,健全的合作機制至少應包括六個層級,第一是最高決策機制;第二是日常磋商決策機制;第三是議事機制;第四是專業工作機制;第五是常設辦公機制;第六是對話機制。
  目前,粵澳合作在政府最高決策機制和日常磋商、議事和常設辦公機制上經過長時間的磨合,已經有了較成熟的運作。但是,「粵澳深度合作區」是通過粵澳合作及琴澳合作,使區內産業發展深度規劃、産業深度聯動和項目實施深度落實上更進一步,而現有各級政府之間的溝通合作機制不足以滿足産業規劃、産業發展和項目選擇層面的需求,因此還需建立專業工作機制和相關對話溝通機制推動産業政策的落實和項目的落地。
  1.專業工作機制
  通過設立專業委員會和工作組,可以對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及的各個專業領域和專業項目開展調研,對需要解決的問題提出對策和建議,對推進合作項目制定各類實施方案和具體的政策設計。
  例如,針對推進澳門發揮中葡平臺的作用,深度合作區可以成立中葡平臺專業委員會和工作組,通過調查研究,就如何發揮「粵澳深度合作區」的中葡平臺服務功能給出具體的規劃發展建議、産業支撑建議和政策實施方案。
  2.對話機制
  「粵澳深度合作區」可以定期舉辦推進中葡平臺建設的會議、論壇和峰會等,邀請來自澳門、大灣區、葡語國家乃至輻射國家和地區的不同層次的政府、企業、行業(社團)、學界、民間的相關者進行意見交流和政策建議。這種對話機制可以使「粵澳深度合作區」隨時把握産業發展和合作的意向以及政策制定中的問題,可以快速地就需求作出調整和反應。而且,這種對話機制可以在相關地區輪流舉辦,最大程度地發揮溝通和各方參與的功能。
  (二)合作主體
  「粵澳深度合作區」建成後,除了將實現規劃深度對接、機制深度合作、規則深度銜接、産業深度聯動外,還將實現民生深度協同、收益深度共享、城市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認同%除了現有以各級政府爲主體的參與機制,也需建立包括企業、行業(社團)、學界和海外(葡語國家等)的合作參與機制。企業、行業(社團)可以在深度合作中進行産業引領協調,學界可以給予深度合作産業研究支撑,葡語國家是打通內外雙循環的重要市場和相關方。在合作機制中,通過多方面地吸納不同參與主體,增進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激發「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合作活力。
  傳統上,內地一般是「政府搭台企業響應」,因爲市場廣大,蘊含各種層次需求,所以合作效果比較明顯。而澳門因爲法律程序、人才配備、機會成本等原因,政府在項目選擇和推進速度上都未必能滿足整個大灣區多層次、多元化的建設需求。一方面爲了動員一切力量參與大灣區建設,另一方面爲了防止「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發展進度未能匹配國家整體和大灣區戰略發展速度,澳門應發動企業、社團、學界等民間力量直接參與粵澳合作機制,就政策規劃、需求反饋和政策制定給予直接的溝通,這對推動深度合作區務實發展尤爲必要。尤其是從內外聯通的工作規模和多層次需求來看,特區政府除了對接重點項目外,有限的團隊人手也較難顧及一切有興趣參與合作區建設的所有相關方並快速給予政策指導或對接配合。因此,合作區可以采取分工協作的方式,發揮好橫琴方熟悉內地政策和法規的優勢,吸引和對接更多的澳門和內地企業參與深度合作區的建設,配合發揮好打通內外雙循環的作用。
  合作中也可以引入粵澳共同的第三方市場—葡語國家。與葡語國家建立以經貿合作爲基礎的長效溝通聯繫機制,面向葡語國家介紹「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産業和發展政策、招商引資,吸引葡萄牙、巴西等葡語及相關國家企業在深度合作區內開展業務,服務澳門和內地市場,通過「粵澳深度合作區」主動連接、促進外循環。
  (三)合作模式
  粵港澳大灣區內資源要素本身流動性較强、跨區域治理的需求也較强,因此在該區域內采取政府規劃爲引導,市場化爲主體的「項目模式」較爲適用。而且區域利益共享與配置機制是確保區域協同發展的重要基石,要求不僅需要維護區域整體利益,也要考慮區域各方的利益訴求。通過市場化爲主的項目合作模式則可以在跨區域利益共享與配置機制中激發各方積極性,促進深度合作區統籌目標的實現。
  一方面,大灣區及深度合作區建設需要政府政策、引導和支持,通過政府規劃吸引産業集聚發展,發揮目標推動者的功能並壓實責任。例如,政府爲了確保深度合作區的戰略性協作,制定統一的合作區規劃,建立包括交通、環境、信息共享等平臺,制定産業協同發展規劃,並且開展行政體系改革等。但政府作用的發揮及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與市場有效對接耦合。因此,市場化的項目方式應該成爲「粵澳深度合作區」乃至大灣區建設的主要合作模式。
  1.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PP)的項目合作模式
  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簡稱PPP)是指政府與社會資本通過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更好地提供公共産品和服務以滿足社會需求。PPP模式包括BOT、BOO、DBFO、0&M等多種不同形式,已經被廣泛應用到世界各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提供當中。
  「粵澳深度合作區」內,需要進行大量的公共産品和服務的提供,若完全由政府獨立完成不僅需要占用大量的政府財政,而且還影響經營的可持續性、産品競爭力和服務質量。因此引人PPP的項目模式,可以在减少政府財政占用的同時,保證公共建設資金投人,並利用企業、私人部門租賃公共設施等手段取得穩定的現金收益。在企業、私人部門參與PPP項目招標、建設、運營和維護的全過程中,項目承接方需對項目進行細緻分析、成本控制,通過管理經驗優化和項目投人産出效率控制,促進「粵澳深度合作區」服務的提升和合作活力的激發。
  同時,PPP模式的應用也是「粵澳深度合作區」打造與國際規則接軌的營商環境,參與國家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共創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新優勢的良好示範。
  2.企業間協調合作的項目合作模式
  「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建立可以强化優勢互補,尤其在「共建共管」的創新機制下,澳門橫琴的合作模式應該由過去單一的優勢互補向營造利益共享及互惠機制轉變。澳門與大灣區內的其他地區各自具備快速推動創新的技術實力和資本基礎,深度合作區的企業主體之間更需要通過市場化的項目合作來保障利益共享和資源互惠。
  例如,粵澳企業之間通過加强協同,可以從産業、資本、創新等多角度尋找滿足自身訴求的協同契機。隨著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技術的應用,企業可以通過項目模式,整合並利用大灣區製造業集群、技術集群和合作夥伴的優勢,降低成本並創造新的産品和服務。另外,也需要鼓勵跨界企業間的項目合作。因爲不同生態圈的重叠與合作,會讓企業有更多機會在國內國際市場中突圍而出。澳門各種規模的企業可以通過資源互換、加盟運營、股權投資等多種方式合作,規避自身規模較小和競爭力不足的問題。利用好市場化的手段,與大灣區的企業合作協同發展。
  此外,粵港澳是全國風險投資機構聚集之地,也是衆多中小企業深耕之地,無論是公共服務項目還是企業合作項目,通過市場化的項目模式,再配合金融企業在項目投融資領域的合作參與,可以爲大灣區內的資金找到項目,也可以讓企業找到資本支持,實現「粵澳深度合作區」的資本協同效應。借助市場化的項目合作模式對項目所需資金和優質項目進行債券或證券的市場化發行,還可以推動「金融平臺」的打造。
  (四)合作重點領域
  粵港澳大灣區內,香港以現代服務業和金融業爲優勢,深圳以創新爲優勢,東莞爲製造業,廣州爲科技研發,由此珠江東岸可以快速形成一條比較成熟的産業鏈,進而形成協同發展合作的機制。而珠江西岸各地區仍存在産業集群競爭力不强、科技創新能力不足、內外交通不够便捷暢通、城市綜合配套程度低等突出問題和發展短板,與珠江東岸城市還存在較大差距)。「粵澳深度合作區」一方面要發揮打通內外雙循環的功能,也需要通過合作發展,帶動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珠江西岸的整體發展能級。
  1.挖掘橫琴自貿區離岸服務功能,支撑澳門中葡平臺建設
  雖然已有研究提出,發揮澳門中葡平臺作用需要著力打造「商貿交易中心」功能,通過建設區內的消費中心、采購中心、離岸金融服務中心、跨國技術轉讓交易中心和文化交易(交流)中心,服務大灣區內及葡語國家和相關沿綫的商貿交易活動,再配合澳門已有旅遊、會展産業優勢,可以産生較强的帶動力和影響力%但是,一直以來受空間地域狹小、人才缺乏等因素制約,中葡平臺發展十分緩慢。尤其是對於「商貿交易中心」功能發揮,重要的制約因素是澳門缺乏具有一定規模的國際貿易基礎設施和交易能力。實際上,珠江西岸與大灣區內香港、深圳等東岸地區對比,對外貿易整體實力都較弱。
  2015年4月23日,廣東自貿區橫琴片區正式掛牌。目前,橫琴自貿區的重點産業爲旅遊休閑健康、文化科教和高新技術等,定位是文化教育開放先導區和國際商務服務休閑旅遊基地。從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下的中葡平臺發展來看,貿易往來是經貿關係的基礎,因此橫琴自貿區是拓展澳門國際貿易能力,發揮對外商貿合作功能的重要載體。但目前橫琴自貿區「教育和休閑旅遊」的主要定位肯定無法滿足深度合作及推動中葡平臺發展的需求。
  因此,橫琴自貿區深度挖掘中葡平臺的商貿離岸服務功能,通過進行準確的功能定位和制度設計,使其成爲中葡平臺貿易投資功能的支撑點,是發揮好「粵澳深度合作區」作用,實現粵澳共贏的一個重要內容。
  2.粵澳優勢資源互補,推動中醫藥産業國際化和品牌化
  從葡語國家來看,葡萄牙和巴西在中醫保健養生上具有一定的市場基礎,非洲葡語國家由於發展水平落後,在醫療衛生、疾病控制等方面較爲欠缺,中醫藥治療非洲的常見疾病具有廣闊市場。雖然中醫藥走出國門已有很長的歷史,以非洲爲例,我國援非醫療已有五十多年,但非洲政府以及當地群衆對於中醫藥品牌的認可度仍然較低,非洲許多國家的藥房裏都沒有中國的中醫藥品牌和産品。
  粵港澳大灣區在醫藥領域有很强的競爭力,「粵澳深度合作區」通過中醫藥産業的發展,可以推動中醫藥在葡語國家的認可提升和市場拓展。澳門在橫琴設立的粵澳中醫藥産業園在開拓葡語國家市場上具有一定優勢。已成功幫助內地企業中藥産品在莫桑比克注册、銷售。因此,結合粵澳兩地的優勢資源進行配合,澳門特區的粵澳中醫藥産業園可以幫助內地和大灣區企業瞭解葡語國家當地的法規環境、市場需求和基本狀況,進行葡語國家中醫藥産品的市場定位、市場培育和市場開拓,著力實現中醫藥標準的國際接軌,推動打造中醫藥國際品牌。真正發揮深度合作區促進內外雙循環作用,推動中國的中醫藥在國際市場提升認可度和知名度,幫助中國中醫藥企業和産品實現國際化。
  3.粵澳綠色科技産業合作,實現內外低碳循環發展
  葡語國家普遍關注生態環境保護,生態環境治理也是社會普遍關注的議題。葡萄牙、巴西和大灣區在大數據海洋環保、生態保護、節能减排方面都有自身的技術優勢,部分澳門企業也有在葡語國家投資環保行業的經驗。2021年2月22日,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重點强調了我國將開始建設綠色低碳循環發展體系和綠色低碳全鏈條。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生産體系、流通體系、消費體系也必將成爲粵澳深度合作的重點領域之一,不僅與「宜居灣區」的整體定位相符,而且也與葡語國家有著較廣闊的合作前景。
  「粵澳深度合作區」可以吸引綠色科技企業聚集,並通過技術轉讓交易服務平臺的打造,提供綠色項目信息交流、技術評估、資信調研、融資等對接服務,並提供跨區域跨國界的協作服務,促進大灣區內及葡語國家和輻射地區的企業進行綠色技術研發、綠色技術轉讓以及綠色技術合作。一方面,提升國家整體綠色技術實力,支撑國家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戰略。另一方面,積極實現打通外循環需求,開展與葡語國家在構建生態保護、節能减排和海洋發展等議題下的廣泛合作氣
  4.提供深度合作區實體項目,打造雙循環金融支點功能
  在國家「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金融功能支撑是雙循環的關鍵戰略支點。一方面,可以優化金融市場信息匹配效率,從而擴大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和普惠性,助力企業更便利地接人國內資金融通的內循環;還可以拓寬融資渠道,通過發揮資本市場風險定價功能,打破新經濟在融資環節的價格歧視,引導要素資源支持經濟新動能。另一方面,還可以吸引國際資本的長趨勢流人,以金融市場工具突破要素跨期限、跨區域、跨部門的配置約束,實現國際、國內資金融通的外循環。
  因此,無論是中葡平臺的發展還是「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都離不開金融支點功能的打造。一方面,金融爲深度合作區的商貿交易中心和自貿區提供金融服務支撑,推進發揮作爲人民幣國際清算中心的作用。另一方面,金融爲深度合作區的公共産品項目、商品貿易和其他交易項目等提供融資服務、跨境投資、並購融資、跨境資産管理等服務,發揮澳門正在形成的融資租賃和金融服務功能。此外,金融爲深度合作區的綠色科技項目提供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的融資服務,推動澳門作爲綠色金融平臺的建設。
  此外,通過以金融功能服務深度合作區內商貿、中醫藥和綠色産業的實體項目爲創新機制突破口,「粵澳深度合作區」可以吸引多元化的參與者融入金融生態圈,既分享粵澳合作的紅利,又盤活澳門金融發展所需的項目支持,降低業務成本,提升「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效率,爲大灣區提供資産管理、風險管理、項目融資、金融科技等國際化的金融服務。
  結語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是新時期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打通內外雙循環,服務國家改革開放以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新平臺。粵澳雙方必須在合作機制上不斷深化和創新,向營造利益共享及互惠機制轉變。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和項目模式,促進「粵澳深度合作區」提升産業發展競爭力,並激發合作活力。通過建立專業工作機制和相關對話溝通機制,容納包括粵澳企業、行業(社團)、學界和海外(葡語國家等)的廣泛合作參與機制,推動區內商貿、中醫藥、綠色科技和金融等重點産業政策實施和項目落地。由此帶動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發展能級提升,在助力國家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發揮積極作用。
宋雅楠